作者简介
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哈佛博士，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欧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杰出学者，解构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曾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现为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英语与比较文学系杰出教授。主要代表作有《阅读叙事》（Reading Narrative, 1998）、《小说与重复》Fiction and Repetition, 1982、《小说中的共同体》（Communities in Fiction, 2014）、《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An Innocent Abroad： Lectures in China, 2015）等。
译者简介
评论者们曾纷纷打趣阿多诺这句名言。阿多诺后来做出修正，长久的痛苦当然有获得表达的权利，就如被折磨的人不得不吼叫所以，说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或许错了。将诗歌比作受刑者的哀号，虽说得通，但至少有点奇怪，例如，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就很难恰如其分地欣赏保罗策兰作为大屠杀幸存者所创作的诗歌的复杂性。阿多诺并没有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说的是，甚至写首诗（noch ein Gedicht），也是野蛮的。或许，阿多诺的措辞可以解读为奥斯维辛之后，甚至再多写一首诗，也是野蛮的。野蛮之处在于，现在写诗面对的是让人惬意的白纸或电脑屏，人们或冷静或激愤地坐着写诗说得更确切些，写些或长或短的诗性文字。阿多诺意在强调写作的具体动作，笔在纸上涂涂，手指敲敲键盘，诗歌就写出来了。奥斯维辛之后，这么做是野蛮的。
除此之外，阿多诺可能还指奥斯维辛之后，每个人都应尽力确保类似悲剧不会再次发生；倘若不然，就是野蛮。写诗无济于事。恐怖阴惨的年月里，我们无暇审美，无暇超然于政治之外。继奥斯维辛之后的这些年月里，原本不可能之事也成为可能。奥斯维辛是历史的转折点。正是在那时，欧洲的德语区以更为高效的官僚组织和技术手段对六百万犹太人实施了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而这个地区原本孕育了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贡献了贝多芬、康德、黑格尔、耶拿学派，更不用提马克思、里尔克、托马斯曼、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卡夫卡这些伟人。
阿多诺此言的语境是我们所了解并称作审美意识形态的东西。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主要与黑格尔的sinnliche Scheinen der Idee，即理念的感性显现（sensible shining forth of the idea）相关。此处黑格尔的理念也是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Being）所表达的内容。海德格尔认为诗歌彰显超验的存在，揭示大写的存在，他始终对希腊语中的真理（aletheia）一词保持的关注即说明了这一点。从该词的词源结构着手，词根lethe前加上否定性的前缀a，海德格尔认为该词唤回了被遗忘的存在。诗歌对海德格尔而言，能够去蔽，能够揭示并追溯被遗忘的存在。还有一种可能，阿多诺此处将诗歌看作主观情感的表达，又或许他将诗歌视为精致美丽却内部封闭的物件儿，仅由语言构筑起它的有机统一。正如文学传统中常见的两大隐喻所形容的那样，诗歌常被比拟为花或精妙的人体。
马拉美的《诗的危机》（Crise de vers）中有一名句，以马拉美惯有的风格表达了类似看法。不同于平铺直叙，该句采用了诗意的言说方式：我说：一朵花！我的声音便让花的外形被遗忘，除此之外，某种异于一切花萼的东西，一种美妙的理念本身，便音乐般地响起，那是在所有花束中都无法觅得的东西。然而，阿多诺暗示，上述三种美学意识形态的表述都不足以说明写诗会在奥斯维辛之后的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诗歌并不会带来社会政治领域内某些真实的改变，比如，确保奥斯维辛不再发生，而后者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我们无暇旁顾。
阿多诺措辞中的野蛮（barbaric）也值得注意。为什么他单单选用该词，而不是其他表达，比如说，不道德的（immoral）或者不负责任的（irresponsible）？野蛮人处于文明社会界线之外。学界认为，希腊人称非希腊人为野蛮人是因为这些人的语言在希腊人听来就像在说巴、巴、巴、巴，尽是些无意义的声音，不是好的语言。同样，阿多诺认为，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诗歌是无意义的音节，满是喧嚣，就像没有所指的巴、巴、巴、巴，于现实无益。巴、巴、巴、巴这样的声音，就像人类在建造巴别塔时，语言被耶和华搅乱后变成喋喋不休的蠢话， 而野蛮的巴、巴声中的胡言乱语，让每个人都无法理解自己的同胞。
阿多诺这句著名的格言，出自其《文化批评与社会》（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一文的倒数第四句，该文微言奥义，三言两语无法将其重置回该文语境，更不用说辑有此文的《棱镜》（Prisms）一书，乃至阿多诺著作的整个语境。我无意梳理，但有一点应当言明：有点出人意料的是，阿多诺这句名言出现的语境，并非指当时写诗是野蛮的，而是指当时坚持文化批评已无可能，因为整个社会都空洞堕落，文化批评顷刻间就与它要批判的对象形成共谋，反被其掌控对象所拉拢。阿多诺说：传统的超越性的意识形态批判过时了。奥斯维辛之后的艰难岁月不可能再有那样的批判。阿多诺此文与当下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学术研究有着惊人的相关性。甚至对与该文迥异的本书而言，也是如此，尽管本书也致力于修辞阅读和文化批评。然而，我还得稍作停留，讨论一下阿多诺的名言在该文中的直接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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