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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翻译阵容专业、权威，遵循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在忠实于原文，即信的前提下，追求译文的通畅、典雅。由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国林主编，周国林教授、顾志华教授、王玉德教授、李国祥教授、刘韶军教授、高华平教授、董恩林教授、陈蔚松教授、杨昶教授、张三夕教授等16位专家学者进行精心翻译。
二、锁线精装，设计典雅大方，采用更易于大众接受的简体横排，用纸考究、印刷精美，既便于阅读，又适于收藏。
三、全本翻译，采用岳麓书社经典畅销的版本，并在此基础上对翻译文字的准确性、艺术性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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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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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持编撰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记载历史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结束，三百多万言，一千多年中有关国事盛衰、生民休戚等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大事尽载其中，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白话资治通鉴》对全文进行了精心翻译，忠实原文，语言流畅，是《资治通鉴》全文翻译的优良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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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本书由周国林、顾志华 主编
本书编译人员简介以编译先后次序排列
李国祥，广东省梅州市人，1934年12月25日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参与编撰出版的论著有《古籍整理研究八种》、《国学知识指要》、《尚书选译》等。本书编译第1～12卷。
姚伟钧，湖北省武汉市人，1953年8月4日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传统饮食礼俗研究》、《世界主要文化传统概论》等书。本书编译第13～27、234～237卷。
本书由周国林、顾志华 主编
本书编译人员简介以编译先后次序排列
李国祥，广东省梅州市人，1934年12月25日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参与编撰出版的论著有《古籍整理研究八种》、《国学知识指要》、《尚书选译》等。本书编译第1～12卷。
姚伟钧，湖北省武汉市人，1953年8月4日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传统饮食礼俗研究》、《世界主要文化传统概论》等书。本书编译第13～27、234～237卷。
汤建英，湖北省黄梅县人，1932年1月25日生。195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曾长时期从事高校行政管理工作。1978年调回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工作。与人合编《明实录类纂》中《人物传记卷》、《北京史料卷》、《广西史料卷》、《涉外史料卷》、《宫廷史料卷》等书。本书编译第28～43卷。
王玉德，湖北省武汉市人，1954年4月30日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神秘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发生与交融》等书。本书编译第44～57、289～292卷。
谭汉生，湖南省双峰县人，1958年5月22日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春秋韬略》、《儒家论立身之本》等书。本书编译第58～74、139～142卷。
周国林，湖北省枝江市人，1953年5月3日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著有《战国迄唐田租制度研究》、《中华大谋略》、《大唐西域记注译》等书。本书编译第75～118、238～240卷。
刘韶军，山东省莱州市人，1954年3月28日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著有《太玄校注》、《太玄集注》、《儒家学习思想研究》等书。本书编译第119～138卷。
顾志华，浙江省宁波市人，1945年1月22日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南京大学文学硕士。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教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合著有《中国史学名著题解》、《中国古代学者百人传》、《李贽文选译》等。本书编译第143～144、255～268、293～294卷。
高华平，湖北省监利县人，1962年6月27日生。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魏晋玄学人格美研究》等书六部，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本书编译第145～155卷。
董恩林，湖北省阳新县人，1956年11月6日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著有《唐代老学：重玄思辨中的理身理国之道》、《唐代〈老子〉诠释文献研究》等书。本书编译第156～166、230～233卷。
陈蔚松，湖北省枝江市人，1944年1月17日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著有《汉代考选制度》、《李贽文选译》等书。本书编译第167～184卷。
庞子朝，河南省新野县人，1935年10月17日生。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古汉语讲师。1983年后，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与人合著《三网集》，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本书编译第185～199卷。
杨昶，湖北省武汉市人，1948年9月29日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教授。著有《勉行集》、《国学知识指要辨伪学讲义》、《中华测字术》、《神秘文化典籍大观》、《占候解读》、《出土文献探赜》等书。本书编译第200～213、226～229卷。
张三夕，湖北省鄂州市人，1953年9月30日生。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在湖北大学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海南大学文学院等校任教。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批判史学的批判》、《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等书。本书编译第214～225卷。
崔曙，庭湖南省宁乡市人，1926年4月生。195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留校任教，后被聘为研究员，一直至1988年退休。主要从事历史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参与注释和翻译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等古籍多部，著有《历史文献研究论丛》一书。本书编译第241～254卷。
李晓明，安徽省淮南市人，1958年11月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著有《〈晋书〉志文校勘拾遗》、《唐修〈晋书〉志文考辨》、《〈晋书斠注〉散论》等学术论文。本书编译第269～28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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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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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中国古代史部书籍，对社会发生长久影响，受到人们极大关注的，早期的当数司马迁的《史记》，一千一百多年后，则有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的问世。要了解《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这部书，得先从司马光这个人说起。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出生于官宦之家，据说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裔。父亲司马池以进士起家，官至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司马池做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知县时，夫人蒲氏生下第二个儿子，所以把这个儿子取名为司马光。
司马光自幼受到家庭的严格教育，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引录他的话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学问增进后，文章也写得古朴淳厚，有西汉的风格。二十岁时，便考中了进士。不久，父母先后亡故，他服丧数年。除服后，入京为官。仁宗末年，官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英宗（10641067年在位）时，进位龙图阁直学士。神宗（10681085年在位）即位后，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司马光极力反对。神宗没有接受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政治上一时失意，便退居洛阳，六任冗官，达十五年之久。在哲宗以冲龄登位后，太皇太后高氏听政。高氏不满新法，立即起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不久又任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大行其道，废除新法，竟然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成为际会风云、左右时局的人物。去世后，太皇太后与皇帝亲临其丧，追赠他为太师、温国公，所以后人又称司马光为司马温公。
然而，真正使司马光名垂千古的，不在于他的政治活动，而是他的学术事业。不过他的政治经历，对他学术视野的拓展和境界的提升，是不无益处的。
司马光计划修纂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在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有感于《春秋》之后一千多年的历史记述，从《史记》到《五代史》的纪传体史书，长达一千五百多卷，读书人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意，他决心要编写一部简明通史，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编了一部上起战国、下至五代的大事年表，扼要记载历代治乱兴衰之迹，名为《历年图》。后来，又完成了反映周秦两代的八卷本《通志》。《通志》的上限，不始于上古，而始于战国，其用意在于上接《春秋左氏传》。《左传》叙事至智伯之事止，《通志》托始于魏、赵、韩初命为诸侯一事，而文中却追溯到智伯灭亡，正好与《左传》衔接。《通志》进奏英宗后，引起重视。英宗下令司马光编修历代君臣事迹，续成八卷以下的未竟之篇。鉴于这项工作的艰巨性，英宗同意司马光设立书局，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神宗即位后，司马光进读《通志》，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且写了一篇序文，鼓励司马光继续编成此书。
书局设立后，最主要的协修人员是刘攽（10231089）、刘恕（10321078）和范祖禹（10411098）。这三人的史学造诣都很高，各自负责一个时段的资料收集。他们遍阅旧史，并旁采诸家传记，所见杂史诸书达三百多种，在加以考辨后整理为资料长编，给司马光的主编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曾对好友晁说之说过：《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攽），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恕），唐迄五代则范纯甫（祖禹）。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
资料汇集后，剪裁的工夫仍然很艰巨。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自己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抉擿幽隐，校计豪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是一点也无夸张的。《通鉴》以资治为目的，必须围绕这个重心选材。加之长编的编纂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删订时要削去不少记事，相当费心，像唐史资料六七百卷，司马光至少花了三四年时间，才定稿为八十一卷。更费心力的是，资料长编原本来自于几百种书籍，文笔各有不同，要依照统一的体例、风格加以编排，这比重新写作更难得多。人们常说，《通鉴》写得好。事实上，主要不是写得好，是编得好。将来源于不同书籍中的资料汇集在一起，稍加润色，起承转合，使其浑然一体，如出一手，这是真正的大本事。金毓黼先生《中国史学史》曾取《通鉴》与荀悦《汉纪》相比较，说：凡前汉十二帝之纪事，虽不出荀悦所纪之范围，而与《汉纪》之面目则大异，盖取《史》、《汉》之文，徐徐自出手眼，冶于一炉，创为新作。试取其书观之，无一语不出于《史》、《汉》，而无一处全袭《史》、《汉》。非特前汉为然，全书无不如是，所谓剥肤存液，取精用宏，神明变化，不可方物者，非《通鉴》一书不足以当之，此所以为冠绝古今之作也。
《通鉴》也有写得好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史论。对各种人物和事件，司马光有所感触，便以臣光曰起头而发表评论，长者千余言，短者数十字，无不苦心孤诣，戛戛独造，这些地方最足以显示他的历史观、社会观和史学思想。全书中，司马光的史论有一百一十八篇。另外他还选录前人议论九十七篇，基本上是他所认同的。虽然其间也有今日看来失当甚至陈腐平庸的见解，但却绝无凿空立论、无病呻吟之弊，是读者可以特别留意之处。
（二）
经过十九年的努力，《通鉴》修纂完毕。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终于后周显德六年（959），按照周、秦、汉、魏直至后周的次序，记载十六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体大思精，网罗繁富，虽笔削甚严，仍达三百万言。一千多年中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尤其是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大事，尽载入书中。宋代以来学者一致公认，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伟、成就空前的编年体通史。
《通鉴》的修成，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创举。本来，编年体是最早的史书体裁，但自从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取得正史地位后，编年体渐趋式微。《通鉴》一出，编年体出现复兴势头。以《通鉴》的补编、续编而言，较著名的便有刘恕的《通鉴外纪》、李焘（11151184）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11641242）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乾学（16311694）的《资治通鉴后编》、毕沅（17301797）的《续资治通鉴》和夏燮（18001875）的《明通鉴》。诚如浦起龙《史通通释》所言：编年体得《通鉴》之助，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
由于《通鉴》内容浩博，叙述史实前后相隔，南宋人袁枢（11311205）有感及此，将《通鉴》史实归纳为二百三十九个事目，依次叙述每个事件的经过，编纂成《通鉴纪事本末》，以便观览。结果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为读者了解史迹的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开了新途径。这完全是受《通鉴》之益，成为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的典型，无意中创立出以事件为主体的纪事本末体来。此体一出，又催生出从古代到晚清的多种纪事本末体史书。至于朱熹据《通鉴》而作《纲目》，派生出纲目体来，也多少对史学影响的扩大起了些作用。
《通鉴》的修成，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一代代的学者因此更加注重史学的借鉴作用，希望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获得智慧，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出谋画策，为个人的立身处世确立去就原则，因而潜心研习。宋代学者中，洪迈曾经手抄《通鉴》三遍，张仲隆以通鉴名其书斋，王应麟为《通鉴》撰《答问》，称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倪思则在其《经堂杂志》卷二中，把《通鉴》和群经之首的《周易》相提并论，说：《易》以明天地万物之理，《通鉴》纪治乱兴亡之迹。推其理而知其盈虚，考其迹而究其得失，是其学也有用，其于用也，斯为有益。予昔之学贪多务得，余今之学捐华摘实。手此二书，朝夕?绎，迨其久也，怡然理会，涣然冰释，寂然不动，退藏于密。他们对《通鉴》的尊崇，已近乎神化了。元初，胡三省为《通鉴》作注，《自序》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事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这是就《通鉴》的功能而言。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写出了传世之作《读通鉴论》，其《叙论四》在书名上做文章说：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县（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后来，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凭着这样的共识，经过无数学者的努力，《通鉴》的研究已经形成为一门《通鉴》学。
《通鉴》详于政治和军事，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对《通鉴》的痴迷程度，绝对不低于学者。宋神宗在所撰序中称赞《通鉴》：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漳林矣。后世政治、军事史上的人物，如近代史上的曾国藩、现代史上的毛泽东，他们毕生钻研《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时之得失，其认识之深刻，一般学者也难以望其项背。曾国藩以为，六经以外另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通鉴》即为七书之一。他在《与罗少村书》中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毛泽东熟读《通鉴》，重在一个用字。他曾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他还亲自过问《通鉴》的古为今用之事，把校点《通鉴》的任务，交给吴晗组织力量去完成。总之，在政治军事人物眼中，《通鉴》是史书，更是一部政治军事的教科书。他们从《通鉴》中吸取政治智慧、军事谋略，所发生的效用是纸上谈兵的人所不可比拟的。历史通过他们之手，和现实发生关联，可谓《通鉴》资治之极致！
自然，《通鉴》也不是没有瑕疵的。近人张煦侯的《通鉴学》，曾从编纂学的角度论及《通鉴》得失，以为其得在合纪传表志而为一编，合独断考索而为一手，合史学文学而为一家，而其失亦有三端，即系年方式之过整，文化史料之太略，作者情感之或偏。不偏不倚，可谓公允的评论。善读书者，自可取其长而避其短。
（三）
历史上有价值的著作，不仅深受学者和某些特定阶层的重视，还获得一般民众的喜爱。古人为扩大《通鉴》影响，有注释与纲鉴之类作品，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当今时代，国泰民安，文教昌明，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日益增长。为了让《通鉴》从史学家的殿堂上走出来，走进一般读者的视野，成为他们了解传统政治和文化的一个范本，岳麓书社为此决定出版《通鉴》的白话本，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我们自然非常乐意承担这部书的翻译工作。
我们在接受任务后，就底本与翻译原则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关于底本，确定采用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一来是该本为精校本，二来是因为有中华书局的成果可以借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关心古籍整理事业，《通鉴》是国家组织人力校点的第一部大型古籍，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至今仍值得信赖。翻译的原则通常都提倡信、达、雅，我们也不例外，而主要强调信，即忠实于原文。为了准确地反映原文的丰富内容，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采用直译，逐句对应。考虑到古今汉语的差异，可以有语序的调整，也可以补充个别的句子成分，但绝不增添原文所无之事之意，更不得删改原文所记之事。不仅语言要合乎事实，还要注意书中的体例，如同是一国之君，司马光或称帝，或称主，或称王，甚或直称其名，不是没有讲究的，这在译文中，就要照译出来。意译也在极少情况下采用，如少量的骈体文与讲究对仗的诏令奏疏等文字，逐字逐句对译会显得生硬，不如用意译，倒要贴切一些。在信的前提下，再力求译文的通畅、典雅。
要做到一个信字，谈何容易！在翻译过程中，有些问题比较难以处理。一是原文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讹误，按理说是该校正的，却不可能都做到。因此，除非有十足的把握，我们不敢擅自加以改动。由于没有注释，无法提示，这就有待读者自己识别了。二是记事中的时间有差错，现在实在没有办法考证清楚，只有照原书称某干支日。好在这两方面的问题，所占比重很小，不至于影响译文的连贯性。此外，众人翻译《通鉴》，由于各人平日行文习惯有所差异，译文风格也会小有异同。这是需请读者鉴谅的。
胡三省在《通鉴》卷二百二十一的注中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事实正是如此，任何人读《通鉴》，一时之间都难以完全明了其中丰富的内容，但都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对这部《白话资治通鉴》的最大期待，就是将广大读者带到历史的长河边，让他们也能够各充其量，体验这条长河的源远流长，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如果读者于此心有灵犀，则翻译诸人何幸如之！
周国林
2005年元月于武昌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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