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蒂利一直喜欢让研究生称呼他为Chuck,我在下文中就沿用这一称呼。Chuck写作的速度比一般人看书的速度还快，他一生共编撰51本著作，发表过600篇文章，即使只计算列为经典的论文也甚为可观。这一点在很多讣告中已经提到，我只想在这里表达我对他无限的感谢。我在英文版的致谢中提到，Chuck关于国家形成的理论是本书的骨架。我在研究生院二年级时读到他的名著《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Oxford： Blackwell, 1992[1990]，并深受该书的影响，当时做梦也想不到Chuck次年便会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我在三年级时当然不会错过选修他的课程比较视角中的国家（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State）。因为我在二年级时已经安排了三位导师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艾拉卡兹纳尔逊（Ira Katznelson）和白思鼎（Thomas Bernstein），在三年级时不能再请Chuck作为第四位导师。但像Chuck这样的大师居然不介意，他与我的正式导师一样深入而直接地指导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他往往第一个对我的草稿给出评阅意见，有一次仅隔了一夜。Chuck还经常与我分享与我的论文有关的研究手稿，比如他与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合写的《斗争的动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我在该书正式出版前数年就已通读手稿，对我的研究方法大有裨益。即使我毕业以后修改博士论文准备出版的时候，Chuck和其他导师仍然不厌其烦地与我讨论各种理论问题。有一次，我向他们请教，萌芽状态的宪政权利（nascent constitutional rights）一词是否适用于春秋战国，Chuck耐心地与我讨论不同种类的权利，我最后决定转用公民权利（citizenship rights）一词，因为它不含有现代意义上议会对行政部门进行监督的内涵（参见本书第一章注释214。数年后我才得知，Chuck其实已罹患癌症多年，不时进出医院，病情时好时坏。换了其他人，一定会因病魔缠身而无心工作，Chuck却在精神稍好一点的时候便加快写作速度，把脑中的想法都写下来传给后人。Chuck，您给我们留下用之不尽的遗产，我们永远怀念您!
借此机会，我也希望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本书的中文版，让我可以向更多的海峡两岸的读者介绍我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的国际关系学者提出以中国的历史传统来建立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确实不应事事从欧洲中心论来观察世界，本书就坚持不以欧洲经验为典范而中国经验为异常，不盲从国际关系学界的定论而问为什么均势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体系中失败。我视春秋战国为一个重要案例，然后再提出一个合理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出现一个强制性的普世帝国，而欧洲却一直保持多国的均势状态。本书的结论是，秦能统一中国，是因为它实施了全面的自强型改革，采用各个击破策略和不择手段的计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争霸国相继失败，因为它们采取的是自弱型权宜措施而非自强型改革。中国在多方面的发展曾经遥遥领先西欧两千多年，不论是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机构、兵法的编写、领土主权的界定，还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谈判。不过，中国到后来却被欧洲赶上，甚至一度沦为东亚病夫，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汉初儒者对秦始皇深恶痛绝，近世却对他歌功颂德，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以无情手段统一春秋战国体系的秦始皇呢？我希望国内的同僚们在推动中国学派的同时，能全面地研究中国传统中的各家各派，而不只局限于儒家学说。我很高兴见到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正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我更希望国内的同僚们除了研究传统哲学外，还应严肃地检验中国历史。
当然，本书的中文版能成书，我还必须感谢本书的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徐进博士。徐进熟悉国际关系理论，又精通中国古典文献，实在是最佳人选。但我相信他当初答应为我翻译本书的时候，没有想到许多内容那么难译，而作者又有那么多意见，我在此向他表示谢意加歉意。另外，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柴绍锦曾经协助校对，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博士生梁雪村将最后的译稿审阅一遍，对他们二人的努力付出，我诚表谢意。最后，我还要感谢圣母大学文科学者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holarship in the Liberal Arts）资助柴绍锦的校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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