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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自诞生之日起,儒学便处于不断地发展与变化当中,政治生态、经济形势、朝代更迭等因素都影响着儒学,而儒学往往也在理念与方法等方面顺势革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16-17世纪是儒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节点。王阳明心学在此期间创立,随后发展出各种流派,一时之间阳明心学蔚为大观。然而,王门后学有发挥阳明精义者,也有陷入狂禅归寂者:明清鼎革,王学末流的空疏备受指责,经世致用之学大盛,以礼代理说、考据学等活跃于当时。
《文思丛书 突破与变异:16-17世纪儒学思想变迁探微》试图对该时期儒学的发展与演变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梳理,同时将儒学发展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力图廓清源流,呈现儒学发展的原因、方向及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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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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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章 明代政治环境与士人心态
第一节 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一代
第二节 君子思不出其位
第三节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
第二章 明代学术的发展
第一节 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
第二节 盈天地间,只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
第三节 日用常行与慎独意根
第三章 清代学者的反思及以礼代理的出现
第一节 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
第二节 吾辈今日学问正从日用常行中见
第四章 儒学由内到外的转变及其影响
第一节 由内在超越到外在规范的转变及原因
第二节 清代士大夫气节之转变
第三节 以礼代理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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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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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丛书 突破与变异:16-17世纪儒学思想变迁探微》:
晚明刘宗周曾经斩钉截铁地对朱子哲学的心性论提出批评:盈天地间,只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这是明代心性论的一个新发展,后来陈确的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颜元的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等都从此出,可见当时对程朱,特别是对朱熹的心性论已普遍提出质疑,而这种质疑是与当时社会和学术发展分不开的。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心性理气方面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这里主要阐释一下他关于理气、心性的一些说法,以与明代做比较。儒家关于性善的学说,始于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所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然而,孟子对性善的论证并没有充分展开,特别是对人们行为中恶的行为一面没有做出说明。之后,又出现了荀子的性恶说、扬雄的人性善恶相混说等。至宋代二程提出性即理,也就是说人性符合宇宙秩序及其在人家社会的运行规则,但是这种天授式的人性理论还是没有具体到个人的性格品质。至朱熹则提出天地之间理气皆有,人物的产生是禀受天地之气为形体,人类禀受的天地之理为人的本性,而人形质由气形成,人性是理与气融合而成。同时,朱熹对孟子的说法提出了不满,他认为:孟子只是大概说性善,至于性之所以善处也少得说。须是如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处,方是说性与天道尔。这里继之者善是指天命之理,成之者性是指人物之性,朱熹认为孟子的四端说只是从道德情感活动追溯,还是没有阐明人性的根本依据和来源。朱熹认为人性是天地之理的一部分,人物之性是接受到的天地之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性本来是善的: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这个理在天地间时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来,方始名日性。只是这理,在天则日命,在人则日性。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性本无不善,但是实际上:人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恶底,此是气禀不同。②由于人是由形质组成的,形质在朱子看来是形而下的气,而气又有清浊偏正,人禀气的清浊偏正决定了人的圣贤愚不肖:又云,只是一个阴阳五行之气,滚在天地中,精英者为人,渣滓者为物,精英中又精英者为圣为贤,精英中之粗渣者为愚不肖。当然,不论是人禀受天理还是人形质的清浊偏正,都是一个自然的、无意识的过程,气禀的复杂多样性完全是一个偶然的过程。同时,气质对性理起到了遮蔽作用。朱熹除了认为气质直接决定人的善恶品质之外,朱子更注重气质的浑浊对善的本性的隔蔽:且如此灯,乃本性也,未有不光明者。气质不同,便如灯笼用厚纸糊,灯便不甚明;用薄纸糊,灯便明似纸厚者;撤去笼则灯之全体著见。③也就是说,对一个人来说,本来性是全体具备的(只是仁义礼智可能不是很平均),但是由于气质不同则表现出来就不同。有了气质,则有气质之性。在朱熹看来气质之性是指天理之性与气质的混杂: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可见,由于人物都是禀气而生的,则气质之性是人所必有的。又因为气质是朱熹为了解释善产生的原因而引入人性论的观点,因此气质之性必然是负面的、是与恶相联系的。然而,朱熹并不是一味斥责气质之性,而是认为:性只是理,气质之性,亦只是从这里出。若不从这里出,有甚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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