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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长期以来，世人对经济学的认识有两种倾向：一是教条主义，以抽象的理论模型为准绳简单推演复杂的经济现实；二是经验主义，以复杂的经济现实来否定理论模型的重要性。经济学家为此也备受诟病。丹尼罗德里克从经济学模型建构的角度还原什么才是真正的经济学。经济学理论之所有要抽象和简单化，是为了探讨现象背后*本质的因素。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开发出多种多样的模型，从不同侧面解释经济现实，为我们勾画出一个更加全面的图景。
当然，经济学家也会时不时地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尤其是在公共政策领域。他们误以为存在某种普适模型。实际上，他们应该根据具体条件，对模型加以斟酌鉴别，选择*适合的模型。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政治偏好不应压倒对现实的体察和推理。
本书既为经济学辩护，也正视经济学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经济学家对社会现象的思考方式有其优势，但经济学的灵活性和条件适用性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扬长避短，才能*好地发挥经济学的独特价值。
长期以来，世人对经济学的认识有两种倾向：一是教条主义，以抽象的理论模型为准绳简单推演复杂的经济现实；二是经验主义，以复杂的经济现实来否定理论模型的重要性。经济学家为此也备受诟病。丹尼罗德里克从经济学模型建构的角度还原什么才是真正的经济学。经济学理论之所有要抽象和简单化，是为了探讨现象背后*本质的因素。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开发出多种多样的模型，从不同侧面解释经济现实，为我们勾画出一个更加全面的图景。
当然，经济学家也会时不时地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尤其是在公共政策领域。他们误以为存在某种普适模型。实际上，他们应该根据具体条件，对模型加以斟酌鉴别，选择*适合的模型。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政治偏好不应压倒对现实的体察和推理。
本书既为经济学辩护，也正视经济学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经济学家对社会现象的思考方式有其优势，但经济学的灵活性和条件适用性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扬长避短，才能*好地发挥经济学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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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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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福特基金会讲席教授。曾任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高级研究所Albert O. Hirschman。著作有《全球化的悖论》《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探索经济繁荣》等。他在经济发展和增长、全球化以及政治经济学领域著述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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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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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比较译丛序
序言与致谢
导言经济学理论的利用与误用
第一章
模型的用途
模型的多样性
作为寓言的模型
作为实验的模型
不符合现实的假设
数学与模型
简单还是复杂
简单性、实用性和真实性
第二章经济学建模科学
澄清假设
当直觉误导我们的时候
经济科学的进步方式：不同时候用不同的模型
模型与实证模型
模型、权威与等级
错误与连错都不算
第三章如何选择模型
对增长战略的诊断
模型选择的一般原理
验证关键性假设
验证机制
验证直接结果
验证附带结果
再论外部有效性
第四章模型与理论
价值与价值分配理论
商业周期和失业理论
作为解释具体事件的理论
理论其实只是模型
第五章当经济学家犯错时
忽略的错误：2008年金融危机
执着的错误：华盛顿共识
经济学的心理学和社会学
权力与责任
第六章经济学及其批评者
重新思考常见的批评
价值观问题
欠缺多样性？
雄心与谦逊
跋二十诫
经济学家十诫
非经济学家十诫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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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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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经济学理论的利用与误用
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开会，构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在三周后离开时，他们已设计了一套将维持三十多年的全球体系的宪章。这套体系是两位经济学家智慧的产物：英国经济学巨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
凯恩斯和怀特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但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由两次大战期间的历史所塑造的思维模式。他们的目标是避免金本位制末期的动荡与大萧条。他们都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固定汇率制（但一定情况下可以调整）；国际贸易而非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各国货币与财政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两个新国际机构加强国际合作，这两个机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后来的世界银行）。
事实证明，凯恩斯和怀特设计的机制非常成功。无论对发达市场经济体，还是对后来逐渐独立的许多国家而言，它都开启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与稳定的时代。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投机性资本流动的滋长破坏了这个体系，对此凯恩斯早有警告。但它一直是全球机制设计的典范。每当世界经济动荡时，改革者的动员口号都是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1952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建议纽约市地铁采取一套新的计价系统。他提议，在高峰时间和客流量多的路段提高交通费，在其他时间、其他路段降低交通费。这套拥堵定价系统不过是把经济学的供求定律应用于公共交通领域。差别定价将使时间需求更灵活的旅客有动力避开高峰时段。这将使客流量逐渐变得均衡化，既降低地铁系统的压力，又实现更大的总客流量。维克里后来还为公路和汽车交通建议了一套类似的收费体系。但是当时很多人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无法实行。
后来新加坡首先把拥堵定价理论付诸实践。从1975年开始，进入市中心商业区的司机需要交费。1998年一套电子收费体系将其取代。新体系可以根据不同司机在道路网内的平均行驶速度，对其征收不同的费率。所有记录都显示，这套体系缓解了交通拥堵，提高了公共交通设施的利用率，降低了碳排放，而且为新加坡政府创造了可观的财政收入。其成功引来伦敦、米兰、斯德哥尔摩等大城市效仿，在实施中各有一些具体的改良。
1997年，在祖国墨西哥担任助理财政部长的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圣地亚哥莱维（Santiago Levy），试图改变墨西哥政府的减贫思路。当时的减贫项目主要是以食品补贴的形式补助穷人。莱维认为这些项目效率低、效果差。经济学的一个核心信条是，对于穷人的福利而言，直接的现金补贴要比特定消费品补助更有效。此外，莱维还觉得，他能利用现金补贴作为杠杆，提升穷人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比如，通过向母亲提供现金，要求她们确保子女入学、得到医疗服务。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这样的项目能给予母亲激励机制，促使其投资于子女的未来。
Progresa（后相继改称为Oportunidades和Prospera）是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第一个大型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CT）项目。除了这套准备渐进推行的项目之外，莱维还设计了一套巧妙的执行方案，可对该项目有效与否进行精准评估。该项目只是基于简单的经济学原理，但它使决策者思考减贫项目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随着积极效果的显现，该项目成为其他国家的范本。巴西和智利等十几个拉美国家最终都发起了类似项目。甚至纽约市也在迈克尔布隆伯格市长主持下，启动了一项试验性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减贫项目。
以上是三种经济学思想在三个不同领域的应用，分别是世界经济、城市交通和减贫计划。在每个案例中，经济学家都通过把简单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应用于公共问题，重塑了世界的一部分。这些案例呈现了经济学的最佳效果。此外还有很多例子：运用博弈论设计通信频段的拍卖体系；帮助医疗界分配住院医师的市场设计模型；支持竞争与反垄断政策的产业组织模型；近年来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央行广泛接受了通胀目标制。当经济学家得出正确的理论时，世界也变得更美好。
但是，正如本书的很多例子将要表明的，经济学家也经常失败。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试图解释，为什么经济学有时做得对，有时做得不对。模型经济学家用于理解世界的通常数学化的抽象分析框架，是本书论述的核心。模型既是经济学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正是模型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虽然不是量子物理或分子生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但依然是一门科学。
经济学包含各种模型，而不是单一的特定模型。经济学通过扩大模型的数量、提高模型与现实世界的拟合程度而不断进步。因为人类社会的灵活性，经济学模型必须是多样化的。不同的社会条件需要不同的模型。经济学家永远不可能发现普适的通用模型。
但是，部分由于经济学家把自然科学当作榜样，他们有误用模型的倾向。他们常常会把具体模型误解为无论何时皆适用的普适模型。经济学家必须克服这种倾向。他们必须根据条件变化、根据关注对象的变化而谨慎选择模型。他们需要学习如何更自如地在不同模型之间转换。
本书既赞赏也批评经济学。我为经济学的核心辩护是：经济学模型在知识创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我批评经济学家在实践中常犯的方式性错误，即他们对模型的误用。我提出的观点并不是经济学家的普遍看法。我怀疑很多经济学家不同意我对经济学的批评，尤其是我对经济学学科性质的看法。
在与许多非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交流时，我常常困惑于外界对经济学的看法。很多抱怨司空见惯：经济学是简单化和与世隔绝的；它提出普适性断言，忽视了文化、历史及其他背景条件的作用；它将市场这个抽象概念视为现实；它充满了潜在的价值判断；它未能解释和预测经济的发展状况。这些批评中的每一项，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未能认识到经济学其实是多种模型的结合体，这些模型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也不导向固定的结论。但是，当经济学家未能在自己的职业中展现这种多样性的时候，他们当然就要自负其责。
从一开始就要澄清的另一点是，人们已经开始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经济学一词。一种定义基于具体研究领域。按照这种定义，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如何运行的社会科学。第二种定义是基于方法：经济学是一种运用特定工具研究社会科学的方式。根据这一定义，经济学的特征是形式化的建模与统计分析，而不是特定的与经济运行有关的假说或理论。因此，经济学方法可应用于经济之外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内部决策到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
我主要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经济学一词。我对模型的好处及其错误应用的所有论述，都同样适用于以模型方式开展的政治学、社会学或法学研究。目前公共讨论中的一个趋势是，只把这些方法与所谓的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联系起来。由经济学家史蒂文列维特（Steven Levitt）普及的这种思维，已被用于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从相扑选手的比赛，到公立学校教师的欺诈行为，都运用谨慎的经验分析和以激励机制为基础的推理。一些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让经济学琐碎化，只关注经济学方法的世俗、日常应用，而回避了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市场何时有效、何时失灵，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什么，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如何协调，等等。
在本书中，我只集中于这些更为重大的问题，说明经济学模型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我们不能期待经济学提供普适性解释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太丰富，不能用固定化的框架来解释。但每个经济学模型都像一份小地图，显示部分山川河谷，放在一起，经济学家的模型就是我们认识无穷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最佳指南。
经济学家对特定建模方式的依恋，如理性、前瞻性的个人与运转良好的市场等，经常使他们忽视模型与现实的明显冲突。耶鲁大学博弈论研究者巴里奈尔伯夫（Barry Nalebuff）比多数人更贴近现实，但即便是他，也遇到了麻烦。一天深夜，奈尔伯夫和另一位博弈论研究者在以色列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没有打表，但承诺他们，下车时的收费将低于计价器本来会显示的金额。奈尔伯夫和同事没有理由相信这位司机。但作为博弈论研究者，他们做出这样的推理：一旦到达目的地，司机的议价权将微乎其微，将不得不接受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于是他们断定，司机的提议是一桩好买卖，于是就这样出发了。到达目的地后，司机要求支付2500谢克尔。奈尔伯夫拒绝，提出支付2200谢克尔。当奈尔伯夫试图谈判时，被激怒的司机锁上了车门，把他们关在里边，并以极快的速度返回到出发点。司机把他们扔到人行道上，并喊道：现在看看你们的2200谢克尔能把你们带到哪儿！
可见，标准的博弈论很难预测真实世界的变化。奈尔伯夫和他的同事也许运用一点点归纳法，打一开始就能明白，在现实中人的行为方式与理论家的模型中那些机械的理性人根本不一样！
在今天，他们也许不会做出同样的误判，因为实验研究已经普及化，而且博弈论研究者也更能理解在哪些情况下他们做出的标准化预测会出错。我们看看最后通牒博弈，其中的算计能让人联想起这起出租车交易。假设两个人必须就如何分配100美元达成一致，甲提出建议，乙只能选择接受或拒绝。如果乙接受，双方根据达成的共识分配；如果乙拒绝，二人就都一分不得。如果甲乙都是理性的，甲将几乎把100美元都分给自己，只留给乙很小的一部分，如1美元，而乙将表示赞同，因为象征性的一点儿钱也比没有好。但在现实中，博弈的结果大相径庭。大多数甲方给乙方留的钱在3050美元之间，低于30美元的建议通常都会被乙方拒绝。标准的博弈论几乎不能预测这一结果，这就是经济学家转向其他模型的原因之一。行为经济学方面的一些最新研究包含了公平考量，因而更具实用性，与现实中的最后通牒博弈更为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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