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西班牙内战：秩序崩溃与激荡的世界格局：1936-1939
》
售價：HK$
217.8
《
非对称创新：中国企业赶超战略 魏江 刘洋
》
售價：HK$
108.9
《
潜能觉醒
》
售價：HK$
86.9
《
初平：汉末群雄混战（190—195）
》
售價：HK$
53.9
《
建安：官渡大决战（196—200）
》
售價：HK$
53.9
《
权力的图像——近代的中国海图与交流
》
售價：HK$
184.8
《
中亚民族史
》
售價：HK$
184.8
《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概念与方法 ［美］马苏德·索鲁什 ［美］理查德·D.布拉茨
》
售價：HK$
140.8
|
| 編輯推薦： |
|
《材料与注释》：让材料与注释对话，呈现历史的多面性。将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叙述并置的做法，展现出历史的多面与复杂，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
|
| 內容簡介： |
|
《材料与注释》收录了洪子诚教授最新的学术论文：主体为对部分当代文学史料的钩沉，以材料与注释相对照的形式呈现，材料包括重要讲话稿、会议记录等，注释补充了相关的历史背景、文学事件、人物关系，展现出历史现场的复杂局面，使得不熟悉当年材料的学生及研究者可以获得更全面的理解；另外的文章为对于当代文学史写作及教学的探讨。
|
| 關於作者： |
|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4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与人合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与人合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文学与历史叙述》等。
|
| 目錄：
|
目?录
自序......2
材料与注释
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3
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21
1962年大连会议......64
1962年纪念讲话社论......105
张光年谈周扬......128
1966年林默涵的检讨书......152
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
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213
当代文学史答问
关于作家协会的答问......233
当代文学史教学及其他......245
文学史写作：方法、立场、前景......257
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答问......282
|
| 內容試閱：
|
道德与权力的关系
（节选自《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
作为一种道德尺度，和两面派相对立的真实、真诚等自然不是无足轻重；无论是从个体品格修养，还是从社会关系的维系层面上看，都是如此。但在回顾当代文艺史时，我们见到的一个事实是，那些义正词严的道德捍卫者和指控者，他们使用的也可能是不那么诚实，甚至可以说也是类乎两面派的手法。譬如，丁玲的历史问题在她去延安之后已有结论，却在没有提供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坐实她的叛变自首，然后滥情地施以不忠诚的指斥。在对丁玲的批判中，还采用了以作家的思想言行来解释她所写的人物，又以对人物的阐释反过来构造作家形象的循环论证：先说丁玲是个人主义者、变节分子和反党分子，然后说她笔下的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陆萍（《在医院中》）也同样极端个人主义、变节和反党，接着又将这些人物与其创造者画上等号，来进一步落实丁玲的罪名，得出丁玲、莎菲、陆萍其实是一个有着残酷天性的女人的三个不同名字的结论。
又譬如，周扬等明明没有看过鲁迅答徐懋庸信原稿，却说已经到鲁迅博物馆看过，信誓旦旦地说这封信是冯雪峰笔迹，鲁迅只改了四个字，用来证明冯雪峰操刀代笔，蒙蔽鲁迅。明明对冯雪峰的批判，是一开始就精心策划的行为召开过多次会议，商讨批判内容、步骤、方法，布置有重磅炸弹效果的发言，组织30年代左翼文学界人士当场表态呼应可是在和冯雪峰谈话时，却说斗争丁玲，不斗争你，群众是不服的；批判胡风时，没有批判你，党外党内都有人有意见；本来准备做总结了，但中央认为还没有斗争透：总之，斗争冯雪峰似乎是迫不得已，非他们所愿。再譬如，1962年8月的大连会议，会议之前邵荃麟与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多次商议，获得一致意见，周扬还在会上作长篇讲话，完全肯定邵荃麟他们的看法。但是，在1964年中宣部和作协展开的批判中，一切罪过全都归咎于邵荃麟，邵就成为政治风暴将至的替罪羊 。当然，在后来周扬等成为两面派的时候，新崛起的批判者（江青，姚文元）采用的，也是断章取义、任意编排、引申发挥的不诚实的方法。而文革过后，当年真理化身的姚文元，也同样获得两面派 披上革命外衣的评语 。指控者与受辱者位置的错动甚至互换，是当代史的奇观。当受辱者被推上不老实 两面派的审判台的时候，指控者自然获得了道德优势，一旦他们的权力地位失去，立于道德制高点上的就是另一些人。两面派的道德恶名，原由周扬等加诸丁玲、冯雪峰头上，不久就落到他们自身。而当初道义凛然的姚文元，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历史的吊诡，也许可以用悲喜剧来描述。
这样描述发生在当代文艺界的这些事情，并不是要把水搅浑，将历史视作一笔糊涂账，以为人和事没有正误、美丑、善恶之分，那被锁定在历史链条上的零件（参与者）的思想品格没有高低、贵贱之别，而在于让我们能廓清当代政治生活中权力与道德的关系的实质。这也就如有学者在分析历史某个时期权力与道德关系时指出的：在两者无法分辨的时代，道德唯有在权力的强制之中并且在实体化之形式下始能存在，而权力也是作为道德权威体系之一始能显现其本身的社会意义 。
文学批评家特里林在《诚与真》一书中，讨论了真诚的起源所涉及的社会环境问题。他指出，这个问题只有在个人的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强之后才会出现。因而，一旦研究真诚问题，我们就要涉及公共意见甚至政治考虑。在真诚的评价标准上，他认为至少涉及这样的问题：进行评价的人是否真诚；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准绳与其形态相对应程度；一个社会培育或败坏其公民的真诚的程度。这些，都与社会环境，社会政治体制紧密相关 。从上面引述的事例可以看到，在当代，当道德评价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的时候，办法之一是尽量掩盖道德问题产生的社会环境因素，将它孤立抽象化，将它与社会体制状况分离，看作对纯粹的个人品格的追问，并以此建构那种道德至上的、绝对主义的评价趋向。而这种道德至上的绝对主义，其实正是产生于个体自由空间狭小的，一体化的社会里。这种一体化的意识形态统制，包含权力与道德关系的重要内容。
1957年反右运动发生前，徐中玉在《文艺报》的文章中说到当代有这样一种人，他们：
当教条主义还很吃香的时候，他的文章里不仅充满了教条，也积极支持过各色各样的别人的教条主义；当粗暴批评还被当作原则性强来看的时候，他不但写过许多粗暴之至的文章，并且也曾实际鼓励了这种敌我不分的风气。接着情况变了，教条主义终于被揭露为马列主义的大敌，敌我不分的粗暴批评终于被斥为严重的错误，人们大概就会这样想，这种人现在总应该检查一下，坦白那么几句了吧，然而不然，他却又在大写其痛骂教条主义和粗暴批评的文章了。真所谓摇身一变，仿佛他过去什么文章，什么话，什么事都不曾写过说过做过一样。
没有原则的转向、见机行事，自然遭人嫌弃。但是，这种现象如果普遍产生，就不能仅从个体品质上解释。费孝通在他有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中就委婉指出，知识分子对于百家争鸣的号召所表现的矛盾、犹豫、摇摆，重要原因是对权力可能深藏的谋略、圈套的担心。这里，费孝通关注了与道德相关的心理现象，和行为的社会根源。换句话说，不少不真诚的，或两面派的道德现象，不论是强者基于地位权力的觊觎争夺，还是弱者迫于压力，为保护自己而选择心口不一，除了从社会个体的行为品格上观察之外，还存在着应该深入考察的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准绳与其形态相对应程度，和一个社会培育或败坏其公民的真诚的程度的空间。从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的生活经验看，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有时个人连置身事外的边缘化地位也不能自由选择，在这样的时候不去讨论环境问题而专事追究他的真诚，确是有点模糊事情的焦点。1955年，中国作协在内部秘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时候，据黄秋耘的叙述，不得不参加会议的陈翔鹤就有这样的感叹：
（陈翔鹤）在某一次谈心中，他凄然有感地对我说：你不是很喜欢嵇康么？嵇康说得好：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你本来并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不想介入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无原则纠纷里面，也不想干预什么国家大事，只想一辈子与人无患，与世无争，找一门学问或者文艺下一点功夫，但这是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谤议沸腾，频遭怨憎。
人在自己生命处理上的无奈，在陈翔鹤60年代初写的短篇《陶渊明写挽歌》 《广陵散》中有所流露。就是说，在一个言论的强迫统一的社会里，优秀的人注定只能沉默，大多数人则学会讲两种语言：一种在他们自己的四壁里的本来的语言，以及一种不是本来的，在公共领域里所说的语言 。不追问社会情境、制度，不解析权力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只严苛地纠缠个人道德，只能说是轻重不分。
从这里可以提出的问题有，为什么道德拥有超凡权力的规范性力量？为什么它具有终极评价的地位？谁有资格、权力做出道德评价？审查者在指控他人的道德问题时，是否便证明他的道德纯正，而可以使用任何（包括非道德）的手段？后面这个问题，涉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50年代斯大林事件之后，美国作家法斯特宣布脱离共产党，中国文艺界对他展开批判。巴金在他的文章里就触及了令自由知识分子苦恼的这个问题 。目的的崇高自然可以抵消在手段上的不道德，不过，从当代文艺史看，当年标榜的正义、崇高目的（捍卫正确文艺路线、还原历史真相等等），许多都未能经得起检验。退一步说，即使承认目的的崇高性，这样的忧虑也不能完全消弭：以太过无情手段促进的人性理想，有变成其相反物的危险；自由，变成以自由为名而行压迫；平等，变成以维护平等为名而久居不去的新寡头体制； 公道，变成要打破一切不妥协，人类爱则变成怨恨所有反对以残暴手段达成人类爱之人。
也是在1957年，施蛰存在《才与德》的文章中说，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20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 这看起来是士对君主谏言的现代版本，目的当在争取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不过，里面似乎也透露了对当代道德主义趋向的警惕；这种道德主义是在承担推进一体化思想政治体制的功能，是在促使这样的现象产生：一边是绝对的纯洁正义，另一边则完全是欺骗和邪恶端看谁掌握着权力而进行这种二元的道德分配。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