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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盒版内含八大典藏亮点。深刻描绘时代，深情追忆大师：
1.《南渡北归》增订本全三卷
2.作家亲笔签名 私章钤印
3. 特制手绘大师藏书票三张
4.《南渡北归》大师名录、大事年表
5.抗战时期教育学术机构内迁主要分布示意图
6.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徽（仿制）
7.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训条幅
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卡
▲ 本书为全新增订版，未删节完整本，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隆重推出！增加十二万字增订内容，首次披露台湾中研院大量珍贵史料、照片，增加大量亲历者采访资料，如曾氏家族后人、刘文典等大师后人亲述。
▲精细校订，用心装帧，附赠特制手绘大师藏书票。适宜字号、排版，裸背锁线装订，更舒适阅读。用纸考究，典雅护封，典藏之选。
▲ 首部全景再现20世纪中国*后一批大师命运变迁的史诗巨著。
▲ 荣获《亚洲周刊》2011年度华文十大好书之冠，以及诸多大奖，好评如潮。
▲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杨振宁领衔，，众多文史大家鼎力推荐；
莫言、杨振宁、俞敏洪、茅于轼、张鸣、李国庆、李存葆、朱向前、张志忠、刑军纪、徐贵祥、王久辛、赵琪、李炳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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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南渡北归（2015增订版 全三册签名本），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讲述的是上个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而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南渡北归. 南渡》（增订本）是《南渡北归》第一部，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南渡北归. 北归》（增订本）是《南渡北归》第二部，着重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1948年末，国民政府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连同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为止。突出地再现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等中外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潮与闻一多被刺案真相，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究，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
《南渡北归.离别》（增订本）是《南渡北归》第三部，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除述及迁往台湾的朱家骅、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石璋如、蒋梦麟、叶公超等几位大师级人物，着重描述了留在大陆的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陈寅恪、吴金鼎、曾昭抡、曾昭燏、陈梦家、穆旦、向达、叶企孙、饶毓泰、吴宓、钱锺书等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令读者感知历史真相并扼腕浩叹的同时，也生发出“在史中求史识”的冲动，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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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岳南：原名岳玉明，山东诸城人，1962年生，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历任宣传干事、
编辑、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等。著有《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等考古纪实文学作品十二部，有英、日、韩、法、德文出版，海外发
行达百万余册。另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传记作品十余部。《南渡北归》三部曲在海内外引起轰动，《亚洲周刊》评其为2011年全球
华文十大好书之冠，称其为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评论称：作者的感叹深沉而悲怆，令人惊悚不
已——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岳南等作家写出这一年的好书，展现出全球华人的软实力及不断“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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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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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增订本
序章烽火照京都
第一章往事再回首
◎慌乱大逃亡_
◎别了，北总布胡同三号
◎大师云集清华园
◎梁启超与李济的友谊
第二章英雄辈出的时代
◎波滚浪涌的北大校园
◎从北大到柏林
◎狭路相逢
第三章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
◎四巨头聚会
◎从殷墟到龙山
◎人类星光闪耀时
◎胡适在摇摆中前行
第四章流亡岁月
◎战争催生的中央博物院
◎华北沦陷
◎炸弹落到梁家
◎清溪阁醉别
第五章弦诵在山城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跑警报的日子
◎观音殿、尼姑庵的学者们
◎九州遍洒黎元血
第六章又成别离
◎小酒馆奇遇
◎胡福林神秘出走
◎挺起中国人的脊梁
◎滇川道上的行旅
第七章陶孟和逼上“梁山”
◎与毛泽东北大结缘
◎自立山头的甘苦
◎何处觅安居
第八章扬子江头的来客
◎庙堂之困
◎梅贻琦在李庄
◎一场特殊的考试
第九章似水流年
◎人生若只如初见
◎林徽因与冰心成为仇敌
◎老金千里走单骑
第十章大爱无言
◎状元府走出的才子
◎梁思永患病之因
◎在困境中突围
第十一章归去来兮
◎李济的哀伤
◎吴金鼎与城子崖遗址
◎考古界两只学术大鼎
第十二章三只新生代“海龟”
◎一代才女曾昭燏
◎伦敦大学的中国学生
◎发掘彭山汉墓
第十三章三千里地山河
◎三百年来一大师
◎天涯涕泪一身遥
◎由长沙到蒙自
第十四章南渡自应思往事
◎对花还忆去年人
◎北归端恐待来生
◎别了，蒙自
第十五章国破花开溅泪流
◎炸弹下的书生们
◎鸡犬飞升送逝波
◎残剩河山行旅倦
《北归》（增订本）
第一章 闻道在蜀郡
◎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
◎ 到野外捉青蛙的童第周
◎ 结缘在山中
◎ 一代名媛沈性仁
第二章 小镇故事多
◎ 此情可待成追忆
◎ 由决裂到言和
◎ 李约瑟难题的症结
第三章 山下旌旗在望
◎ 一号作战计划
◎ 一寸山河一寸血
◎ 江水无语东流去
第四章 胜利的前夜
◎ 延安访问
◎ 毛泽东与傅斯年夜谈往事
◎ 梁思成：日本京都、奈良的恩人
◎ 天降喜讯
◎ 日月重光
第五章 北大春秋
◎ 弃北大入内阁
◎ 蒋梦麟辞别北大之谜
◎ 周作人骂傅斯年“驴鸣”
第六章 血染红土地
◎“独眼龙”被困五华山
◎ 李宗黄入主云南
◎“一二·一”惨案
第七章 大角逐
◎ 关司令痛殴李宗黄
◎ 神秘人物暗中操纵学潮
◎ 学潮汹涌中的傅斯年
第八章 大幕在黄昏中落下
◎ 梅贻琦夹缝中突围
◎ 闻一多与傅斯年叫板争胜
◎ 联大悲情录
◎ 南雁北归春迎客
第九章 独宿春城烛炬残
◎“国宝”刘文典
◎ 铁蹄下的书生骨气
◎ 刘文典广场讲《月赋》
◎ 神秘的磨黑之行
◎ 闻一多对刘文典一剑封喉
第十章 血性男儿
◎ 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
◎ 青岛大学的《驱闻宣言》
◎ 闻一多与“二家”
第十一章 从学者到“斗士”
◎ 陈梦家与吴晗
◎ 专业不同心同仇
◎ 十字街头异乡客
第十二章 闻一多之死
◎“斗士”是如何炼成的
◎ 谁缔宣和海上盟
◎ 子弹穿过头颅
第十三章 残阳如血
◎ 胡适归国
◎ 谁知明月照沟渠
◎ 马神庙旁，一片神鸦社鼓
第十四章 穿越历史之门
◎ 研究乌龟壳的人
◎ 郭沫若赐给的教训
◎ 抗战八年第一书
第十五章 还都南京
◎ 山坳里躁动的灵魂
◎ 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 有情人终成眷属
◎ 冲出夔门
◎ 81 名院士出笼
第十六章 山河崩裂
◎ 国宝争夺战
◎ 学人抢救计划
◎ 金陵王气黯然收
◎ 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
◎ 人生长恨水长东
《离别》（增订本）
第一章浮海说三千弟子
◎归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之死
◎胡适：青山就是国家
◎生命的最后机缘
第二章短兵相接
◎批胡运动悄然兴起
◎面对“人民的敌人”
◎再掀高潮
第三章胜利的牺牲品
◎但愿来生不姓胡
◎万叶千声皆是恨
◎胡思杜之死
◎胡适出任院长
第四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
◎告别清华园
◎梅贻琦出走内幕
◎最后的光芒
◎胡适、梅贻琦之死
第五章蒋梦麟的凄凉晚景
◎独立晚更好
◎徐娘身老谩多情
◎食少事繁，岂能久乎？
第六章悲剧的主角
◎教授生涯的终结
◎如此江山烟客逝
◎“叶公超案”最新破译
第七章最难风雨故人来
◎代院长李济
◎郭沫若斥骂董作宾
◎学术巨人的消失
第八章池南旧事不堪记
◎吴金鼎之死
◎花落春仍在
◎林徽因之死
◎陶孟和之死
第九章高才短命人谁惜
◎大时代里的曾昭燏
◎田野考古的第一位女性
◎改男造女态全新
◎巷哭江南尽泪痕
◎灵谷塔下付劫灰
第十章“铁证”下的亡灵
◎《海瑞罢官》出笼
◎引火烧身
◎投靠胡适的“铁证”
◎吴晗之死
第十一章简编桀犬恣雌黄
◎花落春意尽
◎国魂消沉史亦亡
◎庙小神灵大
第十二章百年驹隙过如驰
◎中国人的原子弹之梦
◎一个有志和有趣的人
◎曾昭抡之死
第十三章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厄运降临
◎蓝的星，腾起又落下
第十四章人间热泪已无多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胡康河上的白骨
◎从芝加哥到南开校园
◎诗人穆旦之死
第十五章狂衅覆灭，岂复可言
◎当年盛事久成尘
◎清华一把手叶企孙
◎熊大缜遇害之谜
◎离奇的C.C.特务案
◎梁思成与叶企孙之死
第十六章悲回风
◎北归残梦终成空
◎虎落平川
◎康乐园之会
◎陈寅恪之死
◎吴宓之死
◎绝响
增订版后记
后记
增订版后记
2011年4月底，《南渡北归》的第三部《离别》简体字本终于出版上市。5月，台北时报出版公司一气推出正体字版《南渡北归》之《南渡》《北归》《伤别离》三部曲，在台北最著名的诚品书店和诸家大小不一的书店、电子网络平台与读者见面。海峡两岸在如此接近的时间里推出这部以抗战时期为主轴，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理想、追求与不同命运的著作，对读者形成的冲击与出版人、编辑、作者等此前预想的效果基本吻合。因这部著作牵涉的人物和内容有相当一部分被屏蔽、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之中，世人已“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一个世纪之初，突然将消失的人物与湮没的故事发掘出土，自然使读者眼睛一亮，并抱有一种对消失的那段往事怀念的温情与敬意。有了这一个心灵的切合点，读者迅速做出回应并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就成为一种自然的事情。而在这个时空里，约超过一百家报刊、电台、电视台、电子网站，先后以不同的方式予以报道，客观上增加了传播力度、广度和深度，使更多的、不同层次的读者给予关注、阅读和讨论。随着2011年底《亚洲周刊》将本著评为该年度非虚构文学类作品十大好书之冠，以及台湾出版方抓住机遇先后两轮大规模调动媒体力量全方位进行跟踪宣传，使作者本人和这部著作在全球华人圈读者中的知名度与热度进一步提升，并在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的地域、圈子引发了新一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大师之后还有大师”等广泛讨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出版人与作者收到海内外邮件和微博私信三千余封，其中多半是赞誉，但批评者也不少，更多的是从关怀爱护的角度，对书中不恰当的观点、提法、疏漏舛误，特别是错别字予以提示、指教，希望再版时加以改正。
蒙读者朋友和出版方的双重好意，当时已受聘为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的我，决定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借在台岛的便利，对拙著进行全面的纠偏改错，还原增补，添加部分以前没有收入的内容。其间，除查阅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大学、中央大学、辅仁大学、世新大学甚至佛光大学图书馆资料，更多的是每日坐班车，由台湾清华大学所在的新竹市到台北市南港区“中央研究院”大院内附属研究所，特别是闻名海内外的史语所资料室、傅斯年图书馆、近史所档案室、胡适纪念馆等查阅相关图书、资料、档案，在此基础上对书中涉及的历史史实排比考察，详加考证，对错讹之处予以改正，特别是对最新增加的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叶公超于国共易鼎之际赴台湾，以及后半生的史实人事更是着意搜寻，并通过各种渠道访问与蒋叶二公有交往、幸存于人世的同事、同僚或下级、朋友、学生辈人物，通过现实的回忆还原本真，经过一番努力，总算把二公在台岛的旧事大体构划了出来，给世人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现在回忆起来，如果不是本人亲到“中研院”史语所、近史所、傅斯年图书馆等民国文献、史料、档案丰富浩瀚之地加以稽考钩沉，探赜索隐，寻寻觅觅，访问与之相关联者，要构划出这样一个轮廓是不太可能的。那么，蒋叶二公的本事与他们那个时代隐藏的秘史，或许就永远埋入尘土中不为世人所知了。今天，读者在看过蒋梦麟、叶公超晚年的际遇之后，或许会生发出上述感想并和我一样为二公的命运扼腕、唏嘘吧。
本次增补修订，得到了海峡两岸学术界、教育界、文学界、企业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帮助，由于人数众多，实在无法一一举出，权且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吧。
岳南 201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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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弦诵在山城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中共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等几位书生闻讯，急速来到长沙临时大学讲演，坚决反对西迁，鼓动学生抵制国民政府与学校当局的号令。无奈形势比人强，历史选择的只能是顺应时代潮流为民族大义而前行的人。国难当头，大局已定，临时大学师生打点行装，昂头挺胸，以悲壮的豪气英姿，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
几乎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研究所，经过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后，决定即刻向重庆、桂林、昆明等不同的地区撤退转移。中研院总办事处于重庆发出指示，电令在长沙的史语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天文研究所等设法向昆明转移。
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所陆续向昆明进发。据《史语所大事记》1937年12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且封存于长沙。”[1]
一切安排完毕，史语所人员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暂租赁云南大学隔壁青云街靛花巷三号一处楼房居住。此时梁思成一家已先期抵达昆明，并在翠湖边一个大宅院里落脚。可谓有缘千里来相会，史语所同人与梁家在这个陌生的边陲春城再度相会了，大家相互倾诉路途的艰辛。
关于梁家由长沙至昆明的逃难经过，许多年后，梁从诫曾有过这样的回忆：“汽车晓行夜宿，几天以后，在一个阴雨的傍晚，到达一处破败的小城——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地闪出昏暗的烛火。为了投宿，父母抱着我们姐弟，搀着外婆，沿街探问旅店。妈妈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几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但是我们走完了几条街巷，也没有找到一个床位。原来前面公路坍方，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战，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2]
后来，多亏遇上了一群空军飞行学院的学员，才在他们的住处挤了个房间住了下来。此时的林徽因患急性肺炎已发烧40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多亏同车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女医生给开了几味中药治疗，两个星期后才见好转。
经历了40余天的颠簸动荡，梁氏一家穿山越岭，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在1938年1月到达昆明。几个月后，史语所人员接踵而至，相见之后的惊喜可想而知。
待一口气喘过，原中国营造学社的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在与梁思成取得联系后，从不同的地方先后赶到了昆明。尽管前线依然炮声隆隆，战火不绝，但此时的梁思成感到有必要把已解体的中国营造学社重新组织起来，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唯如此，方不辜负自己与同事的青春年华，以及老社长朱启钤的临别嘱托。他开始给营造学社的原资助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发函，说明大致情况并询问如果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对方是否乐意继续给予资助。中基会很快给予答复：只要梁思成与刘敦桢在一起工作，就承认是中国营造学社并给予资助。梁思成迅速写信与在湖南新宁老家的刘敦桢取得联系，并得到对方乐意来昆明共事的许诺。于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又在风雨迷蒙的西南之地挂了起来。
就在中研院史语所等学术机构向昆明撤退的同时，长沙临时大学也开始了迁徙行动，师生们分成三路赶赴昆明。据《西南联大校史》载：
第一批走水路，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教授率领，成员包括教师及眷属，体弱不适于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分批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坐海船到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
第二批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10余名教授带领，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抵达蒙自、昆明。
第三批为“湘黔滇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随队的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领导，成员包括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等人。
…………
◎跑警报的日子
1939年4月，按梁林夫妇的设计，新校舍在一片荒山野地里建起来了，其景观是：所有校舍均为平房，除图书馆和东西两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的屋顶用白铁皮覆盖，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盖顶。尽管如此，毕竟有了教室、宿舍、图书馆、餐厅等设施，用冯友兰的话说就是：“肝胆俱全，有了这座校舍，联大可以说是在昆明定居了。”[14]
有些遗憾的是，因学校经费奇缺，所建教室及宿舍容量，尚不及全校所需的一半，只能勉敷文、理、法商三个学院之用。工学院只好留在原租住的拓东路三个会馆开课，其后设立的师范学院则租用昆华工校部分校舍，教职员工原则上均在昆明城内自行觅房屋租住。只有几位校领导因职务关系，办公室设在新校区，房舍仍需在城里租住，条件同样局促简陋。几年后，梅贻琦曾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居住条件的尴尬：“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15]
在这种情况下，梅贻琦一家又搬到了龙院村一幢小土楼一层居住，时在联大图书馆任职的唐冠芳一家住在楼上，小楼因年久失修，同样简陋不堪。许多年后，唐冠芳的儿子还记得这样一幕情景：有一天中午吃完饭，母亲照例收拾桌椅，扫地。正在这时，只听见楼下的梅家三姑娘高声喊道：“唐太太，你别扫地了，我们在吃饭！”原来，土砟与灰尘随着扫帚起伏顺着楼板的裂隙撒了下去，成为梅家饭菜的“胡椒面”了。
住瓦屋的梅贻琦尝了不少云南的灰土，而平时在铁皮屋教室教课与上课的师生，同样深为苦恼。教室内除了黑板、讲桌、课椅（右边扶手上有木板，便于记笔记），别无他物。在多雨的云南，除了潮湿与闷热使北方来的师生难以忍受，一旦遇到刮风下雨，铁皮便开始在屋顶发情似的抖动摇晃起来，并伴有稀里哗啦、叮叮咚咚的叫喊声。其声之大、之刺耳，早已压过了面呈菜色的教授的讲课声。有苦中求乐者，把这一独特风景写成对联在校园贴出，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既是自嘲，也借以激励联大师生在新的艰苦环境中，按照“刚毅坚卓”的校训克服困难，迈出坚实的步伐。许多年后，在此就读过的杨振宁对这段特殊生活，仍记忆犹新：“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16]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连同与他一道获奖的李政道等一流学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教室条件如此糟糕，学生宿舍更是简陋不堪。在所建的36座茅屋宿舍中（东西向12座，南北向24座），两端安有双扇木门，两侧土墙上各有几个方口，嵌上几根木棍就是窗子。每间宿舍放20张双层木床，学生们用床单或挂上帐子把紧靠的两床隔开，以减少干扰，便于自读。有学生因而开玩笑道：“蒋校长大概认为住宿条件不错，可以把他的孩子送到这宿舍里住了。”此语暗含了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典故。在长沙临大时，学生们住在一个清朝时期留下的破营房内。某日上午，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常委由秘书主任陪同巡视宿舍。蒋看到宿舍破败不堪，一派风雨飘摇的样子，大为不满，认为此处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不宜居住。老成持重的张伯苓则认为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青年学生的学业，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学生正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安身就很不错了，于是二人争执起来。梅贻琦乃张伯苓在南开时的学生，生性寡言，此时不便表示态度。争执中，蒋梦麟突然有些怒气地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个宿舍里！”张伯苓听罢，脸一沉，不甘示弱地反击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里！”见二人皆面露愠色，梅贻琦不得不出面打圆场，说：“如果有条件住大楼自然要住，不必放弃大楼去住破房；如果没有条件那就该适应环境，因为大学并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17]梅氏一语双关的劝说，使一场争执才算平息。未久，学校搬迁，此事不了了之。
想不到学生们的一句戏言，竟真的成为事实。到昆明不久，蒋梦麟儿子真的由上海辗转来到联大茅屋宿舍住了下来。当年蒋、张之争与梅贻琦打圆场的典故，随着西南联大校史一同流传了下来。
无论三校是在长沙还是迁往昆明，总有一些沦陷区的学生不断投奔而来，对这一特殊而又易被战时文化史家忽略的过程，蒋梦麟本人在昆明地下防空洞中所撰写自传《西潮与新潮》中曾专门提及。蒋说，三校到了昆明之后，除招收的新生，还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是从沦陷区辗转投奔而来，他们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才能到达自由区，途中受尽艰难险阻，有的甚至在到达大后方以前就丧失了性命。对此，蒋梦麟特以他儿子为例说道：“我的儿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战事发生后他也赶到昆明来跟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遭遇到好几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条小船，企图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敌人把守的桥梁，结果被敌人发现而遭射击。另一次，一群走在他们前头的学生被敌人发现，其中一人被捕，日人还砍了他的头悬挂树上示众。”[18]
不只是外地、外校学生有如此遭遇，即使是本校学生亦有此例。北平沦陷后，北京大学许多未能及时逃出来的学生，被日军逮捕并关进了北大红楼（校办与文学院所在地，又称一院）地下室，接受灌辣椒水、杀威棒与扇耳光的“招待”。囚在牢内的人不准讲话，如被发现就要遭到毒打。即使在夜间，日本宪兵也要蹑手蹑脚地在过道里巡视，通过栅栏窥视室内的动静。被囚的学生深夜听到受刑的鞭笞声、喊叫声，裂人肺腑。一个被关了两年终于逃出来的北大老学生，辗转数千里抵昆明后对校长蒋梦麟泣诉道，他被关的文学院地下室已成为活地狱，日军把辣椒水灌到他鼻子里，终致使他晕过去。他醒来时，有一个叫上村的日本宪兵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这位老学生连续三天都受到这种特殊“招待”，每次都被灌得死去活来，他在那个地牢里还看到过其他的酷刑，残酷的程度不忍追述。女生的尖叫和男生的呻吟，已使中国这座历史最悠久的学府变成撒旦统治的地狱。不少学生就在这样的“招待”中被活活灌死，或在“杀威棒”下暴毙而亡。
环境如此酷烈，西南联大在昆明落地生根后，仍不断发展壮大。1938年5月联大初开课时，所属四个学院的学生总数在1300人左右。同年9月，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由最初落脚的云南蒙自迁往昆明，联大由原来的文、理、工、法商四学院扩大到五院二十六系（内含师范学院），学生人数也增至2000余人。1939年9月，联大规模再度扩充，学生人数达3000之众，教授、助教也增至500名左右。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又利用自己的师资力量和毕业生，创办了联大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形成了极为可观的教育基地。而新建的师范学院主要招收云南省内的学生，为地方培养人才，成为继云南大学之后第二所综合性高校，此举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称许（南按：抗战结束后，一批自愿留滇的联大教师，在联大师范学院的基础上，组建了昆明师范学院，1988年改为云南师范大学）。
可惜好景不长，住在昆明茅屋中上课的联大学生，平静的书桌未安放多久，凶悍的日军飞机又带着一肚子“亮晶晶的家伙”主动找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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