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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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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费新我、启功、陈玉龙、陈祖范、欧阳中石、张顺芝、蒋文光、王玉池 、秦永龙、葛鸿桢、刘涛、陈振濂、李永忠、陈建裕、王春南、洪丕模、伊葆力、张希广、陈志平等二十位书法艺术界名家为您解读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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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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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书法的由来及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沈尹默
习字的益处 沈尹默
永字八法 沈尹默
各种书体特点 费新我
碑和帖 启 功
如何选临碑帖 启 功
《平复帖》的故事 刘 涛
王羲之何以成为权威 刘 涛
写经与写经生及写经书法 刘 涛
北宋徽宗朝的书学及书学博士 刘 涛
宋朝草书事 刘 涛
苏轼的“写意” 刘 涛
飞白书的“飞”与“白” 李永忠
章草的“章” 李永忠
狂草的“狂” 李永忠
书法中的“长尾笔” 李永忠
书写技术的玄虚化 李永忠
——以包世臣对始艮终乾、始巽终坤的鼓吹为例
群籁虽参差 适我无非新 王玉池
——王羲之和他的书法艺术
颜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 王玉池
圆润苍劲 俊逸飘洒 王玉池
——略谈董其昌的书法艺术
三希伊始肇三王 张顺芝
——浅谈《快雪》《中秋》《伯远》帖
王献之的《中秋帖》 王春南
南铭之冠与北碑之冕 陈玉龙
——梁《瘗鹤铭》、北魏《郑文公碑》
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 蒋文光
风骨棱然话柳书 洪丕谟
略说“颠张醉素” 陈振濂
禅书一体话山谷 陈振濂
——谈黄庭坚的书风
千古名高一梦英 陈志平
书法珍品——汝帖
陈建裕
金代书法家任询 伊葆力
赵孟頫及其“赵体”书 葛鸿桢
吴昌硕的篆书 陈祖范
《千字文》与历代书法家 张希广
从《润格》帖看郑板桥的书法 秦永龙
汉字、汉文与书法 欧阳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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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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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书体特点
费新我
一体有多家，各有其风格；一家或有多碑，都不一定相同，这里只能择要简括称之：甲骨文：直往直来，绝无轻重顿挫；精细刚健，秀美而又沉着。钟鼎文：环转中有方势，似疏放而谨严；字形参差不一，却又分布天然。大篆：虬屈峻奇，如藤盘根；既古质而趋匀，更典丽而端凝。
小篆：省略大篆，更为齐一圆匀；笔劲体整，庄严典型。
隶书：由篆趋便，变圆为方；平整朴实，爽达疏朗。
八分：隶加遒美，神韵跌宕；左右拓展，波磔势强。
章草：若鸷鸟乍飞，为隶之捷；骨肉意态，都精到朴质。
今草：超出章蹊，飘扬自如；云霞集散，回旋适度。
大草：随意挥洒，规律是循；奔驰飞腾，功到渠成。
行书：萦回玲珑，非真非草；平易近人，书中之妙。
真书：隶章蜕化，繁简相称；笔姿周备，端方雅正。
北魏：如山如岳，高浑刻厉；筋力匀到，富有奇趣。
有几个影响较大而很知名的书法家，其作品也各有其风格和特点。
王羲之：备精各体，真行最妙；雄强而灵和，风神又飘渺。
王献之：灵姿秀出，峻峭不可限度。
欧阳询：劲拔森严，若府库矛戟。
褚遂良：清远疏散，微呈隶意。
李北海：行书独擅，畅达腴润。
颜真卿：端庄而厚重，骨张而意稠；容虽若愚，结笔秾秀。
怀素：若惊蛇走虺，飞动中有闲致。
苏轼：笔酣墨腴，姿媚韵胜。
米芾：风骨潇洒，意趣飞越。
赵孟頫：精能秀媚，如玉树琼花。
……
上面这些特点，也说明了有成就的书作和书人，都有深厚的功力和较大的艺术魅力，是得到公认而经得起考验的，他们对后世起过影响作用。但也有对他们另有看法的，比如号称书圣的王羲之，也有人对他有过微词和批语。
王羲之何以成为权威
刘涛
历史上，现实中，有形形色色的权威：世袭罔替的，时势造就的，人为制造的。以权力为凭借的权威，其地位与生命相伴，“人一走茶就凉”，只管得了生前，比如“威加海内”的秦始皇。长效的权威，往往是思想家，比如孔子，生前蹭蹬坎坷，身后位望隆盛，他的那些思想和主张统治人心两千年，即使帝王也要借他收治天下的人心，诱逼人们代代顶礼膜拜。所谓“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毛泽东《讲堂录》）。如果说书坛上也有一位如孔子这样盛而不衰的权威，那就是王羲之。
王羲之生活在公元4世纪，确切的生卒年，是303年至361年。他出身士族高门，一生做的事，说来也很简单，读书、做官、旅游写字、画画。对做官，他的兴趣不大。起家官是清贵之职的秘书郎，东晋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出任。后来被征西将军庾亮请到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做幕府参军、长史。庾亮死后，他出任江州刺史。尔后被征召到京城，任护军将军，是好友殷浩苦劝加“激将法”逼成的。他不想在京城公干，要求外放到宣城郡去做地方官，朝廷不同意。后来会稽郡长官王述去职守丧，就派他到会稽郡任内史，带“右军将军”军号，所以后人称他“王右军”。他做官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政绩，后来因为得罪了想结好他的王述，受到王述的戏弄，给他“穿小鞋”，一气之下，挂印而去。据说他还专门到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做官：“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
王羲之的人生成就，是他的书法。古代还没有“书法”这个词汇，谁的字写得好，就称许他“善书”或“善某某书”。这既是对写字这种能力的肯定，表明字写得好可以成名成家，也说明书法已经纳入士大夫的审美视野。东晋时，书法成为士大夫展示个人精神风采的重要手段；而名世的书家，多有高门豪族的家世背景，或者顶着名士的徽号。对于王羲之，贵族身份与生俱来，至于名士的声望，似乎得来也全不费功夫。13岁时，他拜谒大名士周。在宴会上，周让他“先啖牛心炙”，表示格外的赏识。从此之后，人们对他另眼看待，成了准名士。待到成年，便是当然的名士，以善辩、骨鲠称。因为是名士，遇事就要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举止，比如郗家派人到王家子弟中择婿，同族的兄弟们都作矜持状，只有他“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结果选中了他。也许岳丈郗鉴也懂得名士这一套，虽然王家不报子弟姓名，由行为举止，他能辨出优劣高下。
晋朝的书法家，承袭了汉魏士人高标自赏的作派，当道执政也罢，啸咏山林也罢，都知道恃仗自家门第来自尊，积了厚厚的门户意识和文人相轻的习气。但是，自尊和相轻，不过是活着的书法名家之间摆架子的态势。对于为草书树立典范的汉末张芝，为正书、行书立法定制的曹魏钟繇，书家们都是众口一辞地推崇。奉古人为权威，固然是读书培养起来的意识，实际的功用，好像是为各自争做新权威开一扇方便之门，至少也能拿古人的书法作标准来衡量新权威的合法性。
东晋初年，书坛上的权威是王廙，《晋书》说他“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图8-1），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按古代“六艺”的标准衡量他的本领，几乎是“全能”。晋明帝做太子时，向他学过画；王羲之年轻时从他讨教书法。其中，有亲缘的关系在，王廙的母亲与晋元帝的母亲是姊妹，他又是王羲之的叔父。王廙称名书坛的时间很短，东晋立国的第五年（322）就故去了，因为附逆王敦的叛乱，招来不少非议。
权威一死，想接班的大有人在，争来争去，最终要凭书艺定高下，结果王羲之管领风骚，王廙去世二十年之后。在群龙无首的二十年间，王羲之最初处于劣势，书法“不胜庾翼（图8-2）、郗愔（图8-3）”，《晋书王羲之传》有明确的记载。
大概在公元344年，即晋康帝建元年间，王羲之的书名大盛，学王书的人，由少数演为多数，以至出现朝野争相效法王书的局面。这引起了镇守荆州的征西将军庾翼的不满，扬言要与王羲之比个高低，大概是想保持他的领先地位。时势比人强，虽然庾翼官位比王羲之高，却无法扭转学王字的风气。穆帝永和元年（345）以后，王羲之终于成了东晋书坛的第二代权威。这时，要与王羲之争锋的庾翼已经病夭，郗愔已是王羲之的妻弟。
王羲之能主盟书坛，在于他的书法样式去质尚妍，变古趋新。王羲之并非一味弄新妍、逞奇笔，从传世的王羲之行书《姨母帖》（图8-4）、章草《豹奴帖》（图8-5）来看，我们知道他早年写字从俗，是古质的体态多。庾翼对王羲之的章草就格外赞扬，他在给王羲之的信中说：“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王羲之从前人那里学来古法，再作趋时的新妍发挥，到了四十多岁，才写出了独具一格的“新体”。
比如写楷书——南朝人称为正书，他用遒劲的“一拓直下”的笔势化解了钟繇楷书中那种隐含隶意的翻挑之笔，写出的笔画，形直而势曲，又弱化横向的笔画，强调纵向的笔画，从而将钟繇正书惯用的宽展结构收束得紧凑俊整。王羲之的楷书与钟繇相比，笔画的长短、肥瘦及其比例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背的呼应态势显示出向字内攒聚的整肃感，纵敛之势成了主导（图8-6）。于是，一种欹侧而整饬的楷书形态在王羲之的笔下完成了。这是大别于钟繇楷书的新样式，无异于楷书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从而确立了正书的新规范、新秩序。
王羲之的行书、草书，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字态“爽爽有一种风气”（图8-7），更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当时的审美时尚，是趋新附妍，这是王羲之创制“新体”的“精神气候”，也是时人追效王书“新体”且趋之若鹜的动力。
有了王书“新体”，曹魏书法的“新”就相形见“旧”了。当时北方的书家还在曹魏名书家钟繇、卫瓘书法的门派里陶醉着，尽管施展才华，翻筋斗，弄技巧，只能是依照陈调旧腔演戏的“优孟衣冠”了。
王书时髦以后，王羲之评说古人的口气也大了起来，似乎不那么崇古了。给友人的信里，他说：“张芝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还有一段话，他说过多次：“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晋书王羲之传》）或许有人以为这不过是自我炫耀的比肩古人罢了。如果细细品味，却是他集钟、张二家之长于一身的自鸣得意，称作是自比旧权威的豪迈宣言也不算夸张。
王羲之“俱变古形”的书法风行之后，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活着的权威，可以与钟、张平分书坛的秋色。这样的风光，东晋书坛第一代权威的王廙就不曾享受。但是，新权威毕竟根底浅，东晋后期就有书家向王羲之的地位挑战，想取而代之。这位书家，就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
其实，争胜较能是东晋士人的集体性格。王羲之生前与古人争胜，功成名就，身后也免不了成为争胜的目标。最有争胜资格和实力的书家，恐怕只有王献之。他的书法（图8-8），比他父亲更为新妍，是以“媚趣”称尊，所谓“穷其妍妙”（虞龢《论书表》）；所谓“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成”（李嗣真《书品后》）。王献之也自信得很，认为自己的书法比起父亲，“故当胜”，只恨世人不知（虞龢《论书表》）。王献之成为书坛权威，满意的实现是在他身后。他的门生羊欣、薄绍之等辈都是刘宋时期的名家，因了他们的鼓荡和弘扬，在南朝宋、齐两代，形成了世人但知小王而不复知大王的局面。王献之笼罩书坛达大半个世纪，东晋趋新的时尚也助了一臂之力。大王与小王之间，在当时的书家眼中，又有古今、质妍的区别。二王书法的区别，实际上仍然是新与更新的关系。
从“钟张”到“二王”，书风演变的大趋势是不断地追求新妍奇巧。这趋新的势头，在南朝梁时陡然中止了，起作用者，是梁武帝。这位皇帝是饱学之士，有好古崇古之癖，对于书法，也是内行，主张返朴归真，以古质为“主旋律”。他告诉当时的书法家，王献之不如王羲之古质，王羲之又不及钟繇古肥。言下之意，值得提倡的是钟繇，其次是王羲之，而王献之太新，新在“今瘦”，他看不上。梁武帝发表的意见，虽说是一己之见，因其贵为天子，书家当然以帝王之所是为是、所非为非了。梁朝的大书法家萧子云最能“参圣旨之奥”，见风使舵，“始变子敬，全法元常”（萧子云《论书启》），成为响应梁武帝学习钟书号召的“积极分子”。所以曹魏以来蒸蒸日上的新妍书风，就此歇息下来。但是，钟繇的书迹在梁朝已是凤毛麟角，内府收藏的钟书极少。梁武帝也承认，他对钟书“古肥”特点的认定，是以少见的钟书推测的。那么，弘扬钟书，是提倡容易实行难，普及尤为困难。当时王羲之的传世书作尚多，梁武帝曾令将所集王羲之字按韵编成《千字文》作识字习字的课本。梁武帝干预书坛的实绩，初衷是提倡钟书，结果却是普及了王羲之的书法，实际上是走了一条不古不今的中间道路。陈、隋之际，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以弘扬右军书为己任，借集王字的《千字文》来推广王书，据说写了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佛门为保存普及王书，也助了一臂之力。智永毕生师法王羲之，名声盛大，留下“退笔成冢”、“铁门限”的佳话。世人向他讨去的书法，当然都是一纸纸王羲之风格的字。于是，王羲之书法的香火又旺盛起来。
到了唐朝，太宗李世民又以天家之尊来推崇王羲之。他不仅尊，而且亲，专心摹学，并且公开告诉世人：他写字，心慕手追者，王羲之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他的书法顾问是得到智永亲传的虞世南。虞氏对他的影响和指点，当然是王羲之那一套。太宗是用摹本来推广王书，他自己也写一笔王字，想来是以身作则。公元648年，《晋书》修成，太宗为《王羲之传论》写了一篇《传论》， 极力肯定王羲之书法的价值，为妍于钟张、质于王献之的王羲之加冕。从那以后，王羲之就成了书坛的素王。
唐朝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大大小小的书法权威，却难看到与王羲之争胜的书家。各路权威，都景从王书，甘愿站到王羲之的偶像下唱诺。墨守成规的书家向他讨生活，自张一帜的书家认他为祖师，肆意表现的书家借他正名分。王羲之在书法技巧、体态、风格上的穷变化、集众美、兼妍质的博大精深，也容纳得下后世书家的折腾。王羲之不断被后人取资、利用，成为主流书风的源头，他的权威地位也愈加不容置疑。即使是碑派书风盛行的今天，王羲之的真迹荡然无存，而他的“书圣”地位，依然固若金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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