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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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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章士钊是与梁启超齐名的文章家，尤其以逻辑文著称于时。他常常纵笔所至，动辄数万，加之平生勤勉，笔耕不辍，上天眷顾，得享高寿，因此著作量极大。受篇幅限制，本书所收录的文字，时间上以1903年至1927年这一时期为重点，内容上以政治、文化等方面带有原创性的政论文为主，不求面面俱到，但求系统、深入。除此之外，但凡关于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政论文、时评、诗词、书信、公文、议案、回忆录等，概不收录。学术著作，仅收录几篇重要的书序。通过阅读本文集，可以比较系统、深入地了解章士钊的政治、文化思想，粗略了解其学术成就，切身体会其逻辑文的写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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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人物简介
章士钊（1881—1973）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报人、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和律师。综观章氏一生，有许多戏剧性特点：首先是多变。早年持激进主义，曾主笔《苏报》，激烈鼓吹反满革命；留学英国期间，开始醉心于英国宪政理论；武昌起义后毅然回国，主持《民立报》笔政，鼓吹政党政治和毁党造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转向调和主义，创办《甲寅月刊》、《甲寅日刊》，鼓吹为政有容和调和立国；欧战结束又回归文化保守主义，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主张以农立国。其次是自诩不党，追求独立。但不党是真，独立却未做到。章氏一生，不仅未曾独立，相反却先后追随过岑春煊，依附过段祺瑞和杜月笙。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章氏本人的个性特点，后者则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一个规律性特点：知识分子在经济地位独立之前，不可能完全获得政治上的独立。
编者简介
郭双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社会史，著有《中华赌博史》、《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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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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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
读《革命军》
驳《革命驳议》
箴奴隶
说君
《孙逸仙》自序
《中等国文典》自序
告学部
何谓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
告代表团
欲利用吾国昏愦政府果外人之心理乎
言论自由与报律
国会万能说
论中国政党内阁当应时发生
帝国统一党党名质疑
中国应即组织之政党其性质当如何
论政党之作用及其进行之法
论资政院议员当采政党部勒之法
问何种政府始能操纵议会
论畸形内阁
政党内阁者政治自然之趋势而亦将为中国政治自然之趋势者也
政党政治果适于今日之中国乎
何谓政党
何谓内阁
何谓政党内阁
政党内阁与非政党内阁之别
政党内阁果优于非政党内阁乎
论反对清帝逊位条件事
共和略说
新总统与内阁政治
论行政裁判所之不当设
政党与党纲
上海何故发生多数之党派乎
国体与政体之别
论平民政治
论统一党
论报律
论同盟会
平民政治之真诠
《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
参议院今日之地位
论参议院之职权
论特设平政院与自由原理不兼容
再论参议院今日之地位
再论国体与政体之别
统一联邦两主义之真诠
北京之政情有何宪法上之意味乎
一院制之主张
总统责任制
中央集权之真诠
再论北京之政情有何宪法上之意味乎
吾国政治现象之怪特
论吾国责任内阁制之难速成
政治之新经验
唐总理出京之真相与民国宪法之前途
总统与总理权限问题
论参议院与行政部之关系
再论总统权限问题
组织内阁谈
论国务院官制与内阁制
政党政治之唯一条件
法律改造论
政党内阁谈
论政纲与运动选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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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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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
章士钊，字行严，一生笔名甚多，有黄帝子孙之嫡派黄中黄、支那汉族黄中黄、黄中黄、爱读《革命军》者、章邱生、青桐、烂柯山人、民质、秋桐、孤桐、无卯、韩民青、初到欧洲者等。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报人、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和律师。1881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自幼随长兄士瑛受教，14岁时偶然在长沙买到一部永州刻《柳宗元文集》，从此喜欢上柳文。以后他凭借这“鸟柳文”（吴稚晖语）操笔论政，卷起一股股论潮。直到晚年还写出了洋洋数百万言的《柳文指要》。
17岁那年，受生计所迫，章士钊不得已中断学业，干起了“为童子师”的塾师职业，以所得束脩补贴家用。1901年到长沙东乡和佳冲老屋读书。当时老屋前庭有两株桐树，东隅老桐叶重影浓，苍然气古；西隅少桐皮青干直，生机勃勃。读书空闲，他经常到庭院走动，这两株桐树便成相伴之物。时间一久，他发现桐树有许多长处，而最明显的莫过于那不屈不阿的直德。他尤其钟爱那株皮青干直的少桐，于是便自号“青桐子”，隐然以少桐自命。
孤桐：《字说》，《甲寅周刊》第1卷第1号（1925年7月18日），第5页。以后他曾使用“青桐”、“秋桐”、“孤桐”等笔名，早年的经历在其生命的历程中留下了深沉的烙印。在此期间，由于用功甚苦，竟至得了咯血症。后在大姊的劝说和资助下，离家远游，从此离开故土，登上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二）
1901年秋天，章士钊携四弟来到湖北省城武昌，报考湖北自强学堂。因误了考期，未能入学。进退维谷之际，他们得到同乡、旧时同学王闿宪的帮助，到两湖书院同斋共读。在此，他首次遇到了黄兴。1902年，章士钊顺江东下，到南京报考江南陆师学堂。在考试中，他以“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为题作文，伤时切弊，辞趣妙敏，博得学堂总办俞明震的赏识，一举中的。
1903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代。在此之前，尽管清政府已经腐朽不堪，但爱国救亡一直是时代的主旋律，因此，由知识界领导的爱国运动此伏彼起；在此之后，由于上述爱国运动无不受到清政府的镇压和破坏，爱国潮流迅速被共和革命的浪潮所取代。
此时弥漫于东京、上海的革命热潮已经波及了南京。作为江南陆师学堂“学魁”的章士钊，主张“废学救国”，并与林力山等30余名学生毅然退学，奔赴上海，“蚁附爱国学社，公言革命”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在此，章士钊结识了章太炎，并受到器重。同年4月，留学日本的邹容、张继和陈独秀因惩罚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文甫而被迫秘密回国。陈独秀返回家乡安徽，邹容和张继则留在了上海中国教育会。章太炎在日本时就与张继相识，此时又和章士钊及邹容相识。四人虽然年龄有一定的差距，但共同的志向、爱好，使他们很快便成为至友。
上海地区风潮的涌动，使许多人参加到革命阵营中来，并最终酿成了“苏报案”。
《苏报》创刊于1896年，原由胡璋（铁梅）主持，聘当时沪上著名文人邹弢为主笔，但胡璋推其日籍妻子生驹悦出面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由于该报内容平淡，亏折过多，被迫转售。1900年，湖南退职官僚陈范将其接办过来。在其主持下，该报很快便由变法而保皇，由保皇而革命。
1903年5月，陈范聘请年仅23岁的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并聘请章太炎、蒋维乔、吴稚晖分任撰述。章士钊对该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刊发了大量鼓吹革命排满的文章。在撰写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中，他利用清朝政府内部的矛盾，通过具体事实说明，清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在官逼民反，是在制造革命党。在《驳〈革命驳议〉》一文中，他批驳了汪康年在《中外日报》发表的《革命驳议》一文，强调革命之权，国民操之，欲革命则竟革命，任何人都不能阻挡这一历史潮流。
《苏报》激烈的排满革命言论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忌恨。6月25日，到达上海的江南陆师学堂前总办俞明震，当着吴稚晖的面委婉劝说《苏报》改变态度，并出示捕人命令，暗示有关人员躲避。不料，苏报馆竟不买这个账。26日，该报刊出论说，点名谴责俞明震。27、28日，《苏报》又刊出论说《论仇满生》，宣布革命之事不可一日缓。29日，该报又摘选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中一段，冠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标题刊出，矛头直刺光绪皇帝。至此，苏报案已是在劫难逃。苏报案结案后，章士钊编写了《苏报案纪事》（又名《癸卯大狱记》）一书，逐日记载了苏报案发生的经过。
1903年6月初，留日学生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派往湖南的“运动员”黄兴从日本回到上海。苏报案后，章士钊放下笔杆子，和黄兴一起到处奔波，筹集款项，二人于11月4日在长沙和刘揆一等共同发起成立华兴会。
1903年8月，章士钊与谢晓石、张继、何靡施、卢和生、陈去病等人在上海共同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该报继承《苏报》宣传排满革命的传统，先后刊登了大量鼓吹反清革命的文字。因此，“发刊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
冯自由：《上海国民日日报和警钟报》，《革命逸史》（初集），第1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在该报上，章士钊先后发表了《箴奴隶》、《说君》等文章。在《箴奴隶》一文中，他将奴隶置于与国民对立的地位，并将奴隶分为“钝根奴隶”和“利根奴隶”、“形式之奴隶”和“理想之奴隶”数种。在他看来，在当时四万万国人中，其“不为奴隶之倾向者，惟强盗与社会党二者而已”
《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第23~24页，上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1904。。他还考察了中国之所以会有如此众多的奴隶而无国民的原因。在《说君》一文中，他开宗明义指出：“‘君’也者，成立于野蛮时代，发达于半开化时代，而消灭于极文明时代。”
《说君》，《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第26页。文章考察了君主的由来及为君的方法，分析了君主制带来的祸患。可惜文章仅刊登不到一半，即因篇幅太长，不合报刊“社说”体例而中止。
此外，章士钊还创办了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先后出版《黄帝魂》、《孙逸仙》、《沈荩》、《攘书》、《保国歌》、《国民日日报汇编》等宣传反满革命书籍。其中《孙逸仙》一书译自日本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梦》。原书本来是作者前半生的自传，经过节译，竟成了孙中山的早期革命史。在为该书撰写的自序中，章士钊指出：“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他表示，自己之所以著录此书，标之曰“孙逸仙”，并不是为了给孙中山个人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
黄中黄（章士钊）译：《孙逸仙》，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该书出版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
章士钊：《疏〈黄帝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1904年10月黄兴在长沙发动起义失败后，在黄吉亭牧师的帮助下逃回上海。章士钊则先后租赁四处招待所，供办报和革命党人使用。此前，黄兴曾在湖南设立同仇会，以联络洪帮弟兄，后又别树爱国协会于上海，招邀内层志士，推杨笃生主持，而以章士钊为副会长。当时议论的所谓革命计划，以暴动为主，而辅以暗杀。不久，万福华刺杀王之春失败，因章士钊一时疏忽，导致众多革命党人被捕。经多方营救出狱后，纷纷逃避，章士钊亦逃往日本东京，“上海之局，暂告结束”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1页。。
（三）
来到东京后，章士钊结识了湘籍留日学生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和职业革命党人孙中山。在此期间，他的思想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上海事件的刺激。上海之狱，给章士钊很大的刺激。在他看来，因为自己“才短力脆，轻妄致敌”，才连累同志被捕，于心不安；二是亡命日本后，看到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他深感革命党人“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他决定“假数年之力，隐消大过之媒”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2页。。之后便“渐谢孙黄，不与交往”
孤桐：《答稚晖先生》，《甲寅周刊》第1卷第22号（1925年12月12日），第7页。。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黄兴被选为执行部庶务，协助孙中山工作。许多留日学生纷纷加入同盟会，但章士钊对此却无动于衷。孙、黄曾劝其加入，结果被婉言谢绝。在他看来：“际兹大党初建，应以分工为务，量其才力，资其性分，缓急文武，各任所宜。”因此他向孙、黄建议，将革命党人分为两部分，“大队趋重实行，小队容其攻苦”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2页。。这当然不可能得到孙、黄二人的赞同，因同盟会初建，革命力量本来就比较弱小，力量一分，势必会对革命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但章士钊坚持本议，双方辩论，久而不决。孙、黄二人劝说失败后，又托与其“风义最笃”、且同住新宿的革命党人章太炎、孙毓筠劝说，仍遭拒绝。章、孙二人见劝说无效，便采取强制措施，将其诱至一室，禁闭起来，规定，如果不在盟约上署名，便不得出庐室一步,“如是者持两昼夜”
孤桐：《答稚晖先生》，《甲寅周刊》第1卷第22号（1925年12月12日），第7页。。不料章士钊不改初衷。章太炎派同盟会女会员、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吴弱男前往劝说，不料劝说未果，吴反成了章之未婚妻，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黄兴见事成僵局，只得表示体谅章之“本怀”，并向其他革命党人保证章士钊绝对“忠纯不二”，同意“听凭自择”，于是“众亦释然”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2页。。
章士钊退出革命后，努力补习英语和数学等课程，准备赴英国留学。在此期间，他利用为实践女学湖南籍留日女生讲授国文的机会，以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为基础，结合“西文规律”，于1907年编成《初等国文典》（后改名《中等国文典》）一书，由东京多文社出版，上海普及书局发行。该书虽然只讨论了词法部分，但因为它不仅继承发展了《马氏文通》的文法体系，而且语言晓畅，清浅宜人，成为继《马氏文通》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文法著作。到1930年，该书已先后印行16次，产生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1907年夏，章士钊由东京经上海赴英国，进入阿伯丁大学政治法律系，同时兼攻逻辑。1909年《帝国日报》在北京创刊后，章士钊在求学的同时，以秋桐的笔名在该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西方政治理论，鼓吹政党政治，指导国内的立宪运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何谓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国会万能说》、《中国应即组织之政党其性质当如何》、《论政党之作用及其进行之法》及“政党政治六论”（包括《政党政治果适于今日之中国乎——政党政治论之一》、《何谓政党——政党政治论之二》、《何谓内阁——政党政治论之三》、《何谓政党内阁——政党政治论之四》、《政党内阁与非政党内阁之别——政党政治论之五》、《政党内阁果优于非政党内阁乎——政党政治论之六》）。在以上诸文中，他指出英国的宪政精神即在“自征其税”四字，故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英国的国会包括君主和上下院三大种族，“舍一则不成为巴力门”
秋桐：《国会万能说》，《帝国日报》1911年1月18、19、20号。，而其权力，乃至无限。对中国当时究竟是否适合政党政治，什么是政党，什么是内阁，什么是政党内阁，政党内阁与非政党内阁的区别等一系列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回答。这些文章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宋教仁民国初年热衷议会政治，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苏格兰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章士钊，虽离毕业不到一个学期，仍应路过英国的孙中山的邀请，毅然放弃获得学位的机会回国，拟出任临时政府秘书长。待章士钊回到南京，胡汉民已经就任临时政府秘书长。当时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正缺人手，章表示愿做主笔，负责该报的于右任大喜过望，遂正式邀其加盟民立报社。
1912年2月11日，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发表《章行严启事》。这则启事的刊登，标志着章士钊正式入主《民立报》，这也是他与同盟会的最后一次合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在《民立报》上发表《论反对清帝逊位条件事》、《共和略说》、《论行政裁判所之不当设》、《政党与党纲》、《国体与政体之别》、《论平民政治》、《〈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统一联邦两主义之真诠》、《一院制之主张》、《中央集权之真诠》、《毁党造党说》等一系列文章。就其要点而言，主要包括：（一）反对极端共和主义，主张建立平民国家，贵族（精英）政府。（二）主张内阁制，反对总统制。（三）主张一院制，反对两院制。（四）鼓吹政党政治和毁党造党说。（五）捍卫《临时约法》，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等。其中所谓的“毁党造党”，实即依照英国两党制改造当时中国扰攘的多党政治。当时宋教仁等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即与此一主张有莫大关系。这一时期，章士钊的政论文章冰清玉润，产生了极好的影响，一时与汪精卫齐名。有人甚至戏言，“欲锢二人于高山，使操言论权”
行严：《农治述意》，《新闻报》1924年1月11日。。
由于章士钊始终坚持英国的自由主义精神，在政治理念上与同盟会发生原则分歧，因而不断遭到来自革命党方面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遂于1912年8月离开《民立报》，和王无生共同创办了《独立周报》,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清末章士钊在《帝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皆用秋桐的笔名，加入《民立报》后，所发文章，皆用行严本名。此次和同盟会发生分歧后，一些人说其这样做是故意隐瞒前情，若有隐图。所以章士钊在《独立周报》上发表的文章，率用秋桐前名，以示无畏。
查章士钊在《独立周报》期间，除发表发刊辞及《章行严与杨怀中书》外，共发表其他各类文章26篇。就其内容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政见商榷会；（二）内阁制与总统制；（三）对主权问题的讨论和对《约法》的批评；（四）制宪问题。此外，他还就国税与地方税的划分办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对章士钊在《独立周报》发表的文章，钱基博曾说：“士钊既名重一时，出其凌空之笔，抉发政情，语语为人所欲出而不得出，其文遂入人心，为人人所爱诵，不啻英伦之艾狄生焉。”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50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据李大钊说，他从此时便开始追慕章士钊。但章士钊对自己这一时期文章的评价却不怎么高，说：“吾勤勤执笔，仍旧贯，然光气一落千丈矣。”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3页。章士钊的文章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光气一落万丈”，除了其兴趣逐渐转移外，还和他在当时所持的观点有关。后来得知王无生暗中接受袁世凯的津贴，章士钊便“意兴索然”，文章的数量也日益少起来。
1912年9月，黄兴应袁世凯之邀北上，临行之前，曾邀章士钊同行，结果被婉言谢绝。实际上当时章士钊四面受攻，“困群疑罪谤之中”，也不想久留上海，“愿北首燕路，一看形势”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3页。；同时，袁世凯得知章士钊主张修宪，也曾通过孙毓筠招其入京。只是因为与同盟会的关系闹得太僵，不愿给黄兴增添麻烦，章士钊才故意不与同行。
1912年冬，章士钊将《独立周报》的事务略事安排后，只身北上。在此之前，即1912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未经章士钊同意即宣布任命其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年刚满32虚岁的章士钊自问不足担当此职，来到北京后，专门向范源廉面辞。范源廉不同意，并扶病上门敦劝，章士钊坚辞不就。事悬数月，据说还是袁世凯帮助说情，章士钊才得以于该年12月“解职”。在旧识杨度的多次劝说下，章士钊被迫偕杨往谒袁世凯。章夫人吴弱男系晚清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的孙女，而吴长庆不仅与袁凯的养父袁保庆有“兄弟之好”，还是袁世凯的旧时幕主，是其腾达前的接纳者、发现者、提携者。在得知章士钊的身份后，袁世凯甚是高兴，对章说：“君自家人，有所见，恣言毋隐。”并对章“礼意稠叠，一惟士钊之意，欲总长，总长之；欲公使，公使之；舍馆广狭惟择，财计支用无限；所责于士钊者，亦宪法为之主持而已”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509页。。既然章士钊被袁世凯视为亲信，因此也就“与袁迹日近，稍稍预袁秘事”。时在上海的吴弱男闻讯，便致函章士钊，说：“男子立名当自致，依妻党进，非夫也。”“革命党不得自污为裙带官”，促其南下。袁世凯为留住章士钊，亲自致函吴弱男，召吴进京，并腾出其在锡拉胡同的旧宅，让章居住。章士钊已经同意，并南下与吴弱男面商，竟遭到吴弱男的拒绝。吴弱男还致函袁世凯，“谓四伯（四伯是袁在家时通家往来之旧称——编者注）宜爱人以德”
《孤桐杂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17号（1925年11月7日），第20页。，此事遂不了了之。
在京期间，章士钊亲眼目睹了“士不悦学，乘机逐利，视政治为儿戏，从淫赌为生涯”的社会腐败现象，并写下了《箴北京》一文。不久，宋教仁案发，袁世凯贼喊捉贼，竟诬称黄兴为凶手。与宋、黄二人交情甚厚的章士钊当然不会相信，他对袁世凯的这种流氓行为极为愤怒，“不对而出”。次日，便只身“潜赴东站，独驰返沪”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3～147页。，参加二次革命，当时的“讨袁通电”就是章士钊代黄兴草拟的。赣宁之役，士气消沉，开战不久，形势便已了然。一天晚上，黄、章二人相对愁苦，黄兴说：“程雪楼逃出围城，妄自通电，利害虽异，交谊何存？君何不到沪责之，加以禁制？”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7页。黄兴的目的，是要章士钊逃出重围，对此，章士钊心知肚明，却也无可奈何。次日，章士钊与黄兴挥泪告别，返回上海。军事抵抗失败后，黄兴自杀未成，在日本人保护下逃亡东京。
（四）
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的孙中山，总结以往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革命事业最重要的是立党，只有以革命党为根本，才有望重振精神，拯救革命。1913年9月27日，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黄兴等一批同盟会、国民党中的骨干力量，由于早与孙中山在革命方略问题上存在分歧，再则也不意孙中山关于服从个人和入党办法的规定，未再加入中华革命党。为避免党内纠纷，黄兴前往美国游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留在日本而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部分国民党人，于1914年8月在东京成立“欧事研究会”。章士钊既未加入中华革命党，也未加入欧事研究会，但其政见与欧事研究会相近。在日本，他创办了《甲寅月刊》。这份刊物被认为是欧事研究会的喉舌。
《甲寅月刊》俗称《甲寅杂志》，于1914年5月10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到1915年10月10日停刊，共发行10号。其办刊宗旨，“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该刊开辟有“论说”、“时评”、“评论之评论”、“通信”、“论坛”、“文苑”（包括“文录”、“诗录”）、“丛谈”、“小说”等栏目。章士钊先后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政本》、《读严幾道〈民约平议〉》、《国家与责任》、《政力向背论》、《调和立国论》、《学理上之联邦论》、《复辟平议》、《政治与社会》、《共和平议》、《国家与我》、《帝政驳议》、《民国本计论》、《评梁任公之国体论》等政论文章，鼓吹为政有容，政治调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和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宣传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后来他将这些文章，连同此前发表在《独立周报》上的部分文章和此后发表在《甲寅日刊》上的部分文章，合编为《甲寅杂志存稿》，于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5年底护国战争爆发，海外革命党人纷纷回国参加讨袁斗争。次年5月，欧事研究会与进步党人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军务院，岑春煊主其事，章士钊任秘书长。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章一直是岑的代言人。6月，袁世凯暴病而亡，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临时约法》，重开国会。军务院亦随之撤销。1917年，章士钊应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随后，他将留英同学杨昌济推荐给蔡元培，将图书馆主任一职让给李大钊。同年，他将《甲寅》复刊，改为日刊，并约李大钊、高一涵担任主笔。
《甲寅日刊》是一份日报。1917年1月28日创刊，6月19日停刊。每日发行，周末亦不停刊。该报每号6个版面，其中第一版为社论，第二、三版为命令、中外要闻、时评、外电、车站纪事，第四、五版为广告，第六版为文学（包括文苑、东来纪事、小说、随笔、来稿等）。在为该报撰写的《发端》中，章士钊没有去写《甲寅日刊》创办的缘起，却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尊今”和“重我”。所谓“尊今”，是指“今”或者说现在所处的环境既不可能逃离，又非理想之域，因此必须面对现实，运用调和之策，改造现实。所谓“重我”，即面对现实，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是章士钊为《甲寅日刊》确定的办报方针。在该报上章士钊共发表社论18篇，时评9篇，数量远在李大钊、高一涵之下。
《甲寅月刊》和《甲寅日刊》时期构成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前甲寅”时期。
“前甲寅”时期是章士钊政论文的成熟期。1920年罗家伦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平心而论，《甲寅》在民国三四年的时候，实在是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杂志。政论的文章，到那个时期趋于最完备的境界。即以文体而论，则其论调既无‘华夷文学’
以曾国藩、李慈铭、叶德辉、王闿运为代表。的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
以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为代表。的浮泛气，而且文字的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
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新潮》（合订本）第2卷第5号（1920年9月1日），第872~873页。1922年，胡适进一步指出：“自一九五年到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这十年是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一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他的文章的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完足。……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第2集，第214页，合肥，黄山书社，1996。胡适还将这一文学流派称之谓“甲寅派”（实为前期“甲寅派”）。
前期“甲寅派”不仅是个文学流派，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流派。这一时期章士钊的调和思想也渐趋成熟。他不仅在《政本》、《政力向背论》和《调和立国论》等文章中系统阐述了“相抵”、“有容”、“相让”的调和思想，其追随者李大钊、高一涵、李剑农等也先后发表《辟伪调和》、《调和之法则》、《调和賸言》、《调和私解》、《调和之本义》等文章，对章士钊的调和思想进行翼护和发展。
章士钊还无意中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播下了火种。对此，常乃惪有过详细讨论，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思想小史》中写道：“培植这个新文化运动的种子的人是谁？陈独秀吗？不是。胡适吗？不是。那么究竟是谁呢？我的答案是章士钊。”“民四、民五，正是政治上极黑暗的时代，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已主张抛弃政治，专从社会改造入手，章士钊在《甲寅》上驳他的议论，仍主张应注意政治。后来的文化运动是跟着梁启超的主张走的，章士钊的主张似乎失败，但梁启超虽然主张从社会入手，他却并没有给后来的文化运动指出新路，章士钊虽然也并不知道新文化运动是甚么，但他无意间却替后来的运动预备下几个基础。”具体来说就是“理想的鼓吹”、“逻辑式的文章”、“注意文学小说”、“正确的翻译”、“通信式的讨论”，其中除第二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未能充分注意外，其余都是由《甲寅》引伸其绪而到《新青年》出版以后才发挥光大的，“故我们认《甲寅》为新文化运动的鼻祖，并不算过甚之辞”
常乃惪：《中国思想小史》，第179~181页，上海，中华书局，1922。。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1939年张君劢在为《逻辑指要》作的序中则将这一时期的章士钊比之于开创魏晋玄学之风的向秀：“《晋书·向秀传》曰：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方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吾以为行严先生之性格，清悟远识，又何殊向秀？其传播欧洲学说，能发明奇趣，使读者超然心悟，又何殊向秀？即其文格言之，岂不直追魏晋，而与时下文章之粗厉鄙俗者，何可同日语哉！”
张君劢：《〈逻辑指要〉序》，章士钊：《逻辑指要》，重庆，时代精神社，1943。
护国军军务院撤销后，南北矛盾并没有消除。之后双方在国会内部展开激烈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后来又集中反映在府院之争上。1917年，围绕参战问题，双方矛盾表面化。段祺瑞召集以皖系军阀为骨干的十余省督军在北京举行“督军会议”，胁迫黎元洪同意将对德参战案提交国会讨论，同时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所谓“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要求通过参战案。黎元洪在美国驻华公使的指使下，下令将段祺瑞免职。段则驰赴天津，指使皖、奉、浙、鲁、陕、黑和直隶八省督军宣布脱离中央，并在天津设立各省总参谋部，准备武力倒黎。别有用心的张勋借口进京调停，乘机拥溥仪复辟。段祺瑞则借机在马厂誓师，发兵驱逐张勋，重新掌权。
段祺瑞上台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遂举起护法旗帜，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发起护法战争。但护法军政府内部矛盾重。1918年5月，护法军政府进行改组，实行总裁合议制，而以岑春煊为主。岑上台后，急电章士钊南下相助。1919年春，南北和谈在上海举行，章士钊作为南方议和代表，随唐绍仪赴沪出席会议。
这一时期，章士钊逐渐由主张政治调和转向主张新旧调和。1917年5月，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组织的神州学会发表的演讲中就指出：“从前欧洲思想之变迁，乃食文艺复兴之赐，现在思想，仍略含有复古的臭味。吾国将来革新事业，创造新知，与修明古学，二者关联极切，必当同时并举。”
行严：《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1917年12月15日），第9页。稍后，他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会改组会和北京大学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讲中继续就新旧调和问题系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演讲稿曾刊于《北京大学日刊》和《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其中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稿经增改后以《进化与调和》为名重刊于《甲寅周刊》。1919年9月27日，章士钊应邀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的演讲中，再次对其新旧调和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还将自己演讲的要旨概括为两句话：“一曰新旧调和，一曰社会自决。”
《新时代之青年——章行严君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1919年11月15日），第164页。章士钊的新旧调和主张引起了新思潮阵营的猛烈批评。为了回应这些批评，他在广州师范学校演讲时以《新思潮与调和》为题，对新思潮与新旧调和的关系做了系统讨论。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为主旨，而撬动这场运动的章士钊此时却主张新旧调和，这使其站到了运动的对立面。不过，章士钊真正走向“反动”，即回归文化保守主义，则是在1921年欧游之后。
（五）
1920年6月，毛泽东和蔡和森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留法勤工俭学事上门求助，章随手从湖南督军赵恒惕为之划拨的在沪活动经费中提出两万元交给二人。10月，孙中山联合唐继尧发动讨桂战争，岑春煊被迫宣布下野，章士钊也随之而去。广州非常国会以其附逆，决定将其开除。1921年章士钊在黎元洪的资助下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出任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1923年曹锟贿选，作为议员的章士钊不愿自货，南下上海，并出任上海《新闻报》主笔。这一时期，他先后在《申报》、《新闻报》等报刊上发表《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无首论》、《无首辩答徐佛苏》、《业治论》、《业治与农》、《评新文化运动》、《元首寄生论》、《非党》、《再论非党》、《三论非党》、《农国辨》、《农治述意》等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经其删削结集，于1929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长沙章氏丛稿》癸甲集。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段祺瑞重新执政。曾经反对过段祺瑞的章士钊，此时竟应邀北上，出任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不免让人大跌眼镜。与此同时，他第三次恢复了《甲寅》。不过此时的《甲寅》已不是月刊，也不是日刊，而是周刊。早在当年1月5日，章士钊就在上海《申报》上刊出《创办〈甲寅周刊〉招股广告》：“吾国政情群态，日趋繁邃，新思异见，相应以兴，宜觅相当之径途，使之表见。迩来京沪各地之舆论机关，日刊月刊，组织初备。惟介乎二者之间，时之迟速，篇之广狭，质之凝流，各各合度，而又政治学艺，众流齐汇，夹叙夹议，趣味浓深，中流以上，无不寓目，如英之《司配铁特》，美之《新共和》等周刊之品，尚未有闻。士钊……拟创办一规模较备，适于营业之周刊，颜曰《甲寅》。以昔年曾为是志，颇广流传，虽文士之结习未忘，冀读者是遗爱犹在。股额定十万元，每股五元，计二万股，不分零币。……招足半额，始行开办。”这个广告曾惹得陈独秀差点笑掉大牙。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更奇怪的是他（指章士钊）近来忽然登报发起集资十万元办《甲寅周刊》。行严君！以十万元办一周刊，在欧美大工业资本社会原不算什么，连工业后进的日本还不配，何况中国？”
陈独秀：《夷场上的农村立国》，《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40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出乎意料的是，章士钊还真的把《甲寅周刊》办起来了。该刊于1925年7月18日创刊，每周一号。1926年3月26日出完第36期后，曾停刊半年，1927年4月2日出版第45号后停刊。《甲寅周刊》先后辟有“时评”、“论说”、“征文”、“特载”、“通讯”、“杂记”（后改为“孤桐杂记”）、“光宣点将录”、“书林丛讯”、“说林”、“章氏墨学”、“逻辑”、“揣籥录”、“清华园题解记”、“诗录”、“文录”等栏目。
在《甲寅周刊》上，章士钊先后以孤桐的笔名和本名发表了《代议非易案》、《创办国立编译馆呈文》、《创设国立女子大学呈文》、《说》、《答适之》、《疏解义》、《文俚平议》、《评新文学运动》、《反动辨》、《再疏解义》、《创设教授院议》、《特定学区议》、《答稚晖先生》、《再答稚晖先生》、《三答稚晖先生》、《论南京倡投壶礼事》、《何故农村立国》、《论业治》等文章。
《新闻报》和《甲寅周刊》时期构成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后甲寅”时期。
这一时期章士钊虽然在政治上仍未放弃自由主义，但在文化上已经完全回归保守主义。纵观这一时期章士钊的思想，已经不再是主张政治调和或新旧调和，而是在精神上主张以农业立国；在制度上预言代议制度不适于中国，并试图改造之；在文化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白话文学；在教育上主张恢复读经和整顿学风。吴稚晖曾用普通大门上贴的春联，即“敦诗说礼，孝弟力田”八个字来概括其“全般政策”
稚晖：《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京报副刊》第393号（1926年1月23日），第157页。。新思潮阵营更将其视为新文化运动的拦路虎，称其为“老虎总长”，称《甲寅周刊》为“老虎报”。
曾几何时，章士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播种者，操笔弄政，一次次搅动了中国思想界，誉满天下；到如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并通过《甲寅周刊》在其周围形成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群体，不时搅起一股股论潮，招来新思潮阵营一次次的批评、责难甚至诅咒，谤满天下。其文字的魅力也远非昔日可比。当时就有一位读者在来信中指出：“此章君乙丑之文，非甲寅之文也……甲寅之岁，章君为文，乃流居异域，处士横议之文也。今年乙丑，章君为文，乃执政府兼长两部，台阁之文章也。文固出于一人，而时地不同矣。”
《不佞——通讯》，《甲寅周刊》第1卷第27号（1926年1月16日），第20～21页。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其中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职员刘和珍是在遭受枪击后被执政府卫兵用木棍捶打致死。作为制造惨案的主谋之一，章士钊在民众的声讨声中与段祺瑞一起，被赶下政治舞台。1928年北伐成功，南北统一，章士钊遭南京国民政府通缉，被迫携眷出游英、比、德等国。其间他曾翻译出版了德国科仑大学教授师辟伯的《情为语变之原论》和弗洛伊德的自传，向国内介绍精神分析学说。血有时可以染红顶子，有时也可以淹死人。三一八惨案中死难学生的血在某种意义上淹死了章士钊，他从此退出了报界，退出了思想界，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再也没能回来。
（六）
1930年，章士钊受张学良之邀，出任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九一八事变后流寓上海，执律师业，并加入青帮，成为杜公馆的座上客。其间曾出庭为陈独秀做无罪辩护，名震一时。1936年应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之邀北上，出任该委员会下属的法制委员会主席委员。七七事变后携眷先后避往天津、上海。1938年3月，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旧时同僚梁鸿志为拉其下水，未经同意便公布其为伪维新政府司法院院长。章士钊在杜月笙的帮助下匆匆离沪，避往香港。次年，辗转来到陪都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受到蒋介石接见。其间先后游历桂林、西安、兰州，出版《桂游词钞》、《入秦草》等诗集和《逻辑指要》。抗战胜利后回沪，复执律师业。其间曾为汉奸梁鸿志、周佛海、殷汝耕等做辩护。1949年春两次被李宗仁任命为和谈代表，随国民党代表团赴北平参与国共谈判。谈判破裂后滞留未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三届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代表，第三届常委会委员，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多次为国家和平统一奔走，并在毛泽东的帮助下再版《逻辑指要》、出版《柳文指要》等著作。1973年病逝于香港，终年93岁。
（七）
1925年章士钊在与吴稚晖论战时曾对自己做过一番剖析：“章士钊者，一笃于个性，不存机心，情理交战，迭为胜负之人也。惟笃于个性也，故其行动，不肯受党派之羁绊，而一生无党。人次第以同盟会、政闻社、政学会拟议之。此见仇者之谰言，不足信也。惟不存机心也，视天下之事，无不可为。胜负之数，瞢然不知。有时为人暗算，肝胆胡越，彼乃不信，一旦势异，负尽天下之谤而亦无悔。不论何事，是非荣辱，均自当之。生平未尝发言尤人，此考之二十年来之言论而可知也。情与理者，如车之两轮，皆为钊所托命。不可得兼，迷惑立生；轻重相权，恒见乖牾。大抵三十五岁以前，理恒胜情；三十五岁以后，情恒胜理。说者谓于血气之盛衰有关，事或然也。……钊为人短处，在所骛多而成事少，一议未了，又顾之他，事需力行，已辄不耐，以是行事径涂，修短久暂，若慧星然，至无一定。又其人寡决断，乏条理，大事不甚糊涂，而小事极其糊涂。虽有时观过可以知仁，而贞固不足以干事。宜乎浮名满天下，而天下无一人以事业许之。”
孤桐：《答稚晖先生》，《甲寅周刊》第1卷第22号（1925年12月12日），第6～10页。话说得虽不免负气，听起来却也情真意切，颇足动人。
但是在当时很少有人会倾听章士钊的诉说，“后甲寅”时代的阴霾几乎完全笼罩了其“前甲寅”时代的光辉。1930年，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写道：“平心论之：章士钊的‘前甲寅’，使人知道中国文学在‘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最好的成绩不过如此，为后来的文学革命，暗示一个新的方向，自有其时代上的价值。他的‘后甲寅’，若是仅从文化上文学上种种新的运动而生的流弊，有所指示，有所纠正，未尝没有一二独到之处，可为末流的药石。但他想根本推翻这种种新的生机，新的势力，仍然要维持四千年来君相师儒续续用力恢弘的东西。所以他努力的结果，似乎一方面只能表示这是他最后一次的奋斗，他的生命最终的光焰；另一方面只能代表无数的学士大夫之流在文字上在学术思想上失去了旧日权威的悲哀，代表无数的赶不上时代前进的落伍者思古恋旧的悲哀，为新潮卷没的悲哀！”
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第3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人未盖棺，已有了定论。
面对这种状况，也曾有人为其鸣不平。如曾经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王森然，1934年就曾在其所撰写的《章士钊传》中写道：“章行严氏，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恐易世而未能湔之。今之吠影吠声，以丑诋之，举无以异于元祐、绍兴时之于荆公也。其有誉之者，不过赏其文辞；稍进者，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余独怪夫以政见之不同，党同伐异，莫之能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妇野子之穷技，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于先生事业之宏远伟大，莫或见及；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璞之霾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呜呼！吾为此传，亦不禁废笔而恸矣。”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83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的确，这不是一般的悲恸，而是一种“以不世出之术，而蒙天下之诟”，且“易世而未能湔”的彻骨之痛！历史很无情，章士钊未能摆脱这一宿命。1949年之后，其在台湾几乎不齿于士林，陈敬之就曾在所著《新文学运动的阻力》一书中以“穷斯滥矣章士钊”为题，对其人品极尽谩骂之能事，说其“由自‘试’充革命志士开始，中一变而为投机政客，再变而为帮闲文人，生平所行所为，诚可谓文人无行之尤”
陈敬之：《新文学运动的阻力》，第145页，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0。。在大陆，章虽然贵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但在鲁迅的光辉照射下，“落水狗”这件紧身衣始终套在其身上，至死未能完全摆脱。
摆脱过往的恩怨，站在后五四的角度来看，章士钊平生所为，除参与制造三一八惨案一事不可原谅外，其他均在可理解范围内，且有不少闪光之处。综观章氏一生，带有许多戏剧性特点：首先是多变。早年秉持激进主义，激烈鼓吹反满革命；留学英国期间，醉心于英国宪政理论；武昌起义爆发后毅然回国，继续鼓吹政党政治，并试图仿照英国两党制改造当时国内扰攘的多党政治；二次革命失败后转向调和主义，鼓吹为政有容、调和立国和新旧调和；欧战结束又回归文化保守主义，鼓吹以农立国，反对代议制和新文化运动，提倡尊孔读经。但无论如何变，章士钊有自己的底线，即不背叛国家、民族。抗战时期，其旧日朋僚乃至对手，如梁鸿志、殷汝耕、唐绍仪、周作人等相继沦为汉奸，而他几乎每次都能在危险来临前借机远飏，做到不立危墙之下。其次是自诩不党，追求独立。不党是真，独立却未做得到。章氏一生，不仅未曾独立，相反却先后追随岑春煊，依附段祺瑞和杜月笙。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章氏本人的个性特点，后者则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一个规律性特点：知识分子在经济地位独立之前，不可能完全获得政治上的独立。
（八）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章士钊是与梁启超齐名的文章家，尤其以逻辑文著称于时。他常常纵笔所至，动辄数万言。加之平生勤勉，笔耕不辍，上天眷顾，得享高寿，因此著作量极大。受篇幅限制，本书收录文字，时间上以1903年至1927年这一时期为重点，内容上以政治、文化等方面带有原创性的政论文为主，不求面面俱到，但求系统、深入，其中部分为《章士钊全集》所未收。除此之外，但凡关于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政论文章、时评、诗词、书信、公文、议案、回忆录等，概不收录。学术著作，仅收录几篇重要的书序。通过阅读本书，可以比较系统、深入地了解章士钊的政治、文化思想，粗略了解其学术成就，切身体会其逻辑文的写作技巧。
在编排上，所有文字均依出版时间排序，部分文章有转载、重刊，除个别难寻外，均以初次发表版本、时间为准。其中个别难以识别的文字，以□替代，明显排印错误或脱漏的，径行改正，不再注明。
在编选本文集的过程中，曾参考过章含之等人编辑的《章士钊全集》、白吉庵的《章士钊传》和袁景华的《章士钊先生年谱》，在此一并致谢。此外，曾经跟我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山大学副教授於梅舫博士，在得知我遇到困难时，毫不迟疑地放下手头工作，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董理书稿，并点校近10万字，在此特致谢忱！当然文责自负，如果发现本书存在任何错舛之处，均由我一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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