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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汉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汉学史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汉学是中国人反观自身文化的一面镜子。
《国际汉学》在日益商业化的中国坚守着自己的学术阵地和学术思想。15年孜孜追求,20多辑篇篇华章。《国际汉学》的存在与坚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对中华文化复兴的期待,对3000年未有之变局形势下中国文化重建的信心。
內容簡介:
张西平主编的这本《国际汉学第25辑》共收文章28篇,归类在“汉学—家言”“汉学家访谈录”“传教士汉学研究”“欧洲汉学史”“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中西语言接触与汉语变迁”“域外中国学研究进展”“序跋、书评与书介”等8个栏目。
關於作者:
张西平 (1948-),男,汉族,河南温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亚非学院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中文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际汉学》主编,《国外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主编,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目錄 :
“汉学研究:问题与探讨”专栏
学术史研究能告诉我们什么?
——以美国汉学、中国学发展的研究为例
我看汉学与“汉学主义”
海外汉学:从知识到立场
——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例
汉学家访谈录
德国红学今昔谈
——一与顾彬谈《红楼梦》的德译及其
在德国的接受
话说中国文化
漫漫求索之路:汉学家马里安·高利克博士80
寿辰访谈
芬兰汉学的历史与现状
——高歌、李雪涛、李颖谈芬兰汉学及其他
西方早期汉学文献研究
龙华民及其《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
曾德昭与英国前汉学文本《大中国志》
鸦片战争前英国使团的两次北京之行及其文献材料
汉学史研究
“征求译者!征求译者!”:鸦片战争译者不足与汉学的起源1837—1851
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中外文化交流
拉丁美洲早期汉学家研究16—18世纪
《文心雕龙》的英语翻译与研究概述
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与陆机《文赋》
1935年,梅兰芳在莫斯科:熟悉、不熟悉与陌生
华马文化交流六百年
16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
印度诗学的中国接受
19世纪初驻印新教传教士之中文印刷出版
——马士曼与塞兰坡传道出版社
中国印刷术的开端
中国思想研究
基督教的“造”与儒家的“生”
——关于中西本体论的比较
唐君毅和儒家民主观
域外汉语史研究
汉字的传统历史:17世纪耶稣会士手稿
英国人的汉语观与中华文明的优劣说
——17、18世纪旅华英国人对汉语的认识与评价
文献与书目
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眼中的中国瓷器、中国人教育孩子的方法及其他:《中华帝国全志》节译
东亚研究领域中谁出版了什么
——出版社及出版趋势分析
机构与动态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与敦煌写卷
根特大学的中国学研究
后记
內容試閱 :
四、语言困境与论述霸权
在现代流行的(语言)分析哲学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文化”描写为一定的语言言说系统。理解一种文化便是理解其语言,使用其言说;传教活动则意味着把白己的话语或者说概念以及其言说输入到另一种语言之中,因此传教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翻译恬动,翻译的过程当然同时也是诠释的过程。
为了把一个文化中的精神财富传播到另外一个文化圈中,首先碰到的就是采用什么语言进行翻译的问题。把佛教翻译传统中形成的“五不翻”简化一下,可以基本上得到i种可能:音译、同化、创造新词。每一种解决模式均有利弊,在实践中并不相互排斥。语音模拟的音译相当于佛教翻译理论中的“不翻”,能够带来一定的“异化”与好奇效果,避免翻译过程中可能带来的“走样”,弊处是等于没有翻译,因此读者与听者(特别是其中的外行)往往是不知所云。③罗明坚 Michel Ruggieri以及后来的龙华民主张的就是这种办法。利玛窦等人所实践的主要是第二种同化的模式。这种模式消除了语音模拟所带来的缺憾却会造成待翻译的概念与现成概念之间的混淆。第三种可能即创造新词,譬如汉语中的“圣灵”,使用比较多,但由于汉语中几乎每个字都带有自身的特定含义,所以与第二种可能之间的界限不是非常明显。
总体来讲,利玛窦基本上倾向于第二种可能,即使用中国古典文献中已有的“天”、“上帝”、“天主”等术语直接表示基督宗教中的“神”。①之所以强调“古典”,是因为利玛窦认为后来的学者们(主要是宋明理学家)曲解了这些文献的原意,把在这些文献中通过“上帝”等概念表达出来的人格神的思想变成了一个普遍的非人格性的“原理”:通过这种方法,传教士们试图给中国古典文献的某些概念中注八基督宗教中对神的理解,固守注释传统的中国学者自然会指责利玛窦误解了中国的文献:此类例子颇多:当许多佛教学者听到传教士使用“天主”一词时,他们首先联想到的并不是这个概念中含有的陌生的思想,而是自己熟悉的“三十三天”,而各天应有一主。在他们看来,基督宗教中的一神论或者说一主论思想便是对佛教教义的误解;当传教士们在汉语中把基督宗教学说称为“天学”时,实际上也就把对这个概念的解释权即论述权交给了中国的学者。龙华民在《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中列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②:当传教士们给中国学者讲解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时,中国人坚持认为“按照他们的学派的理论”,上帝即是天或者说天的性质,因而只能与天或者说宇宙同时出现,而不可能先于宇宙。“当我们与他们进行辩论t试图证明建筑师当然先于自己所造的房屋时,他们马上打断我们的谈话,严厉地告诉我们:好!由于你们所说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那么就让我们给你们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比你们更清楚上帝是什么。”在此之前,沙勿略(Franz Xavier)已经经历了这一困境。通过把基督宗教中神的概念直接翻译为“大日如来”,当地人便觉得沙氏等外国人所说的上帝与他们自己信奉的佛没有两样,因此“你们与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只是使用的语言的不同。”
在这一背景下考察龙华民对利玛窦传教方针的反思便非常有意思,可以把这一反思看作讨论的进一步加深。而在这方面,龙华民的贡献无疑是非常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