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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卖国”竟有难言之隐？
一战后，段祺瑞怎样从众望所归沦为众矢之的？
当民众舆论绑架外交决策时，会出现怎样意想不到的后果？
为什么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到后来却更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
为什么说五四学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下层学运？
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吴佩孚怎样实现了华丽转身？
巴黎和会紧要决策时刻，为何外交总长陆徵祥擅离职守出走瑞士？
为什么张勋复辟时主张公然推翻民国的康有为，五四时却以民国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
一个警察总监，为何竟能架空国务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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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巴黎和会就其本身而论，只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但是，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特定条件下，外交不可避免地卷入政争……
一时间，国内政潮陡起：当年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如今，又同样是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国的荣耀。不久之前，康有为还是张勋复辟的主谋，公然推翻民国，现在却反过来，以民国的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更为有趣的是，国会与国务院形同冤家，为转嫁对德和约的责任，彼此暗算，相互推卸，国会的不合作，屡屡把国务院置于难堪与孤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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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邓野
重庆市人，1953年5月20日生。198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1986年来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评聘为副研究员，2003年评聘为研究员。著有《中华民国史》《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民国政治的逻辑 》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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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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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章 欧战与中国政局的演变
中国对德奥宣战
国会问题与南北战争
安福国会的成立
徐世昌就职与南北停战
第二章 巴黎和会与中国的期待
中国朝野关于欧战性质的解读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
陆徵祥赴欧与中国代表团的组成
广东军政府对于代表权的争执
第三章 山东问题的提出与辩论
山东问题的提出与辩论
日使施压与中日密约的公布
山东问题说帖的递交
中国代表团的内部纠纷
第四章 山东问题的交涉与失败
中国另外三个说帖的递交
利益的平衡与美国对日妥协
直接归还山东的交涉与失败
中国代表团的应对方针
第五章 学潮与政潮
山东问题责任人的认定与追究
五四学运与各方评论
学生保释与政潮初起
广东方面的介入及其政治意图
第六章 南北和会的召开与破裂
南北议和与各自盘算
南北和会的召开与破裂
南北相互攻击与代表辞职
各方斡旋
第七章 北京政府关于签署对德和约的决定
曹陆章辞职、自辩与挽留
国会与日使对研究系的责任追究
国务院与国会的彼此算计
北京政府关于签约的决定
第八章 徐世昌辞职、留任与钱能训下台
上海的市民运动
罢黜曹、陆、章
徐世昌辞职、留任与钱能训下台
继任总理人选的争执与国会的搅局
第九章 几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政治表现
英美在华势力对于山东问题的态度
特立独行的吴佩孚
广东军政府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性格
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的冷热两面
第十章 拒签对德和约
保留签字的交涉与陆徵祥的脱身之计
龚心湛的推诿与拖延
顾维钧的最后交涉：妥协与原则
拒签对德和约
第十一章 余波
德奥问题的善后
芮恩施归去与陆徵祥归来
山东问题的继续
安福系的孤立与吴佩孚的崛起
结束语
征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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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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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问题与南北战争
张勋复辟期间，国会被强制解散。由于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国会与段褀瑞尖锐对立，因此，在平息复辟之后，段褀瑞并不恢复原国会，而是准备另行选举，另组一个新国会。在此情况下，孙中山随即发起护法运动与之抗衡。所谓护法，就是拥护约法，具体讲，主要诉求就是恢复旧国会。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原国会议员纷纷南下，聚集广东。1917年8月，到达广东的参众两院议员约150人，因不足法定的开会人数，为此，决定采用“国会非常会议”名义。8月25日，由原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非常国会在广州开幕， 150余名议员出席，议决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当选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
随着广东军政府的成立，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其中，北京政府为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
两个对立政府的形成，必然爆发战争，对此，南方称护法战争，北方称南北战争。
◇ ◇
对于北京政府来讲，战争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广东，因此，南北交战的主要战场便是湖南。战争前期，北洋军大败，护法军占领湖南全境。鉴于前线战败，段祺瑞于1917年11月22日辞职，研究系的几位内阁总长亦随之卸任。
1918年3月，曹锟部将吴佩孚，率其第三师主力攻克湘北门户岳阳，随即夺取长沙，4月，攻占湘南重镇衡阳。是役，吴佩孚横扫南军，从湘北打到湘南，成为其从军以来，取得的头一个重大的战役胜利。自此，吴氏一战成名，成为北洋軍将领当中的一个明星。
就在吴佩孚攻占长沙之际，段褀瑞乘势复职，3月23日，代总统冯国璋再次任命段褀瑞为国务总理。3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
由于张敬尧毫无战功，北京的此项任命，立即引起曹锟、吴佩孚强烈不满。为此，吴佩孚攻占衡阳之后，便不再向南推进，而是在衡阳滞留下来。
◇ ◇
1918年3月6日，代总统冯国璋发布命令，要求新一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均于6月下旬完成。此时，对于段祺瑞及其皖系集团来讲有两个中心任务：其一，继续对南用兵，实行武力统一。其二，抓紧举办新一届国会选举。
4月4日，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密电张作霖、倪嗣冲等，就整个军政布局通报如下：“昨在京晤日馆（日本公使馆～引者注）斋藤少将，密告：‘日前曹使（曹锟～引者注）曾派人到馆言：岳长（岳阳、长沙～引者注）既下，北军欲和而不便于言，拟乞助于日政府，转告南军，再提和议，以便调停，当经拒回。为贵国计，粤川不定，国事无从下手，惟前敌有此情形，不得不告知阁下，酌达同志，预为准备’等语。”这就是说，曹锟方面希望停战议和，而日本方面不仅将此消息密告徐树铮，并且鼓动皖系继续打，拿下广东、四川。最后，徐树铮表明态度：“鄙意国会选举，为时已不裕。乘讨贼之时，赶紧著手，尚可有十数省好结果之希望，一言和则万事休矣。”
曹锟及其所属吴佩孚部，为北方参战部队主力。在吴佩孚打下岳阳、长沙之后，曹锟之所以提出停战议和，显然含有不愿为皖系打天下之意。由于停战议和不可能与皖系商讨，为此，曹锟私下派人联络日本方面，指望日方出面调停，不料被日方出卖，密告徐树铮。那么，徐树铮为何拒绝停战？其中的关系是这样的：南北之间的战与和，核心就是国会问题，一旦停战议和，旧国会的恢复肯定被提出，这样，新国会便难以举办，此即“一言和则万事休矣”。因此必须继续向南作战，乘此机会抓紧举办新国会选举，以期取得一个有利的选举结果，所谓“十数省好结果”，从而控制国会。在这里，徐树铮把对南作战与国会选举的关系说清楚了，一句话，要新国会，不要旧国会。
5月9日，徐树铮电告张作霖：“就时局而论，有战然后芝揆（段祺瑞字芝泉～引者注）可以支持，选举可以赶办。一日不战，则内阁立见崩溃，选举必无从著手，我北系无以自存，国家亦随之沦陷。” 5月31日，徐树铮再电张作霖：国会选办事宜，“日来初选已讫，成效甚佳。”“弟曾一再言及：战局不辍，选政即能妥办，大局庶以速定；战局稍弛，选政立败者，即根此而言也。”这里的选举、选政，就是指新国会选举。
综上所述，徐树铮反复强调的就是“战”与“选”的关系，此即：“战局不辍，选政即能妥办”；“战局稍弛，选政立败”。
◇ ◇
但是，南北战争是打还是停，很大程度上由直接统兵的吴佩孚说了算。为此，一向胆大妄为的徐树铮，越过曹锟，私下对吴佩孚展开直接拉拢。
5月16日，徐树铮致电吴佩孚：“湘局赖兄而定，久为其难……特近今之世，人心不古，往往先私利而后公义。因尝痛自绳检，力矫此习……叨在知好，敢布腹心，鸡呜风雨，愿共勉之。这是一份有趣的密电，“人心不古”竟然出自翻云覆雨、两面三刀的徐树铮之口，其言本身就是人心不古。
由于吴佩孚长年在基层领兵作战，因此徐树铮对吴并不熟悉，为直接了解并掌握吴佩孚，1918年5月27日，徐树铮亲赴衡阳，会晤吴佩孚。关于二人相见的情况，5月28日，徐报告段祺瑞：“昨晨到衡阳，与吴师长披诚接洽，十分稳畅”。5月29日，徐树铮又电段祺瑞，再次称赞吴：“该师长人极朴诚，”“其德量尤令人爱服矣”。看来，徐树铮对吴的头一个印象相当不错──人极朴诚。
徐树铮越过曹锟，私下赴衡阳拉拢吴佩孚，实际上就是挖曹锟的墙脚，因而引起曹锟强烈不满。曹锟当时驻节武汉，但是，当徐树铮由长沙来到武汉时，曹锟称病，北返保定，避而不见。5月29日，徐树铮报告段祺瑞：“树铮午后六点到汉，曹使先于三点称病言归。闻渠曾以树铮赴衡为口实，至有此变，其实毫无理由。树铮本因微观渠之左右颇有异动，恐其被掣有变，故赴衡联吴师长以为之备。幸先已固结，渠纵陡然而去，即再进而另调一二旅北上，亦毫不致牵及前方。”徐电还对曹锟个人有所议论：“仲珊（曹锟字仲珊～引者注）人尚憨厚，惟头脑无识，易为傀儡。”徐树铮的意思是，衡阳之行，与吴佩孚的关系“先已固结”，因此，曹锟不满与北返，不至牵动前方战事。
5月31日，徐树铮致电张作霖，就衡阳之行这样解释：“此次仲帅（曹锟～引者注）称病突归，固诿罪于弟之赴衡，其实弟即不赴衡，彼亦决计停顿。不过弟之赴衡，系专防停顿之险而发，适中其要害，故急急而去。幸先与衡深相结纳，全局得不蒙其影响。”也就是说，由于徐树铮早已获得日本方面的密报，早已获知曹锟希望停战议和，为此，“弟之赴衡，系专防停顿之险而发”。总之，在徐树铮看来，衡阳之行，与吴佩孚“先已固结”，“深相结纳”，因此曹锟的不满与北返无关大局，“渠纵陡然而去……亦毫不致牵及前方。”
◇ ◇
徐、吴二人衡阳会晤，不可能仅仅是推杯换盏，把酒言欢。徐树铮既然要求继续向南作战，那么，吴佩孚必然提出具体条件，此即以对南作战的名义，要求徐树铮接济20万军饷。为此，徐树铮抵达武汉之后，立即为吴筹集这笔饷项。5月30日，徐树铮致电吴佩孚：“前谈尊需款目，顷已由汉口中、交两行（中国、交通银行～引者注）以敝军饷作保，暂借廿万元……此款由弟向院部（国务院、财政部～引者注）商还，兄可勿庸虑及也。”
吴佩孚军饷拿到手。
在对吴佩孚施以金钱拉拢的同时，徐还有一手，即施以名誉的拉拢。6月2日，徐树铮致电吴佩孚：“今午抵京，谒总理，面陈一切，极见嘉慰。我兄擢授将军一节，已允饬院（国务院～引者注）即日公布，称号即用‘孚威’字样，特先驰贺。”6月3日，北京政府发表大总统令：“吴佩孚授为孚威将军”。
吴佩孚名誉拿到手。
拉吴的同时，仍然不忘拉曹。6月20日，北京政府发表命令：“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所谓四省经略使，从名义上讲，便拥有四省掌控权，其地位远高于一般的各省督军。曹锟的这项任命，其中的含意不难解读：当时，广东、四川并不在北京政府管辖之下，将川、粤两省划归曹锟，就是指望曹、吴二人出力，拿下西南，从而完成武力统一。
综上所述，经过一番紧密的私下与公开的拉拢，吴佩孚拿到二十万军饷，拿到“孚威将军”称号，曹锟则拿到四省经略使头衔。然而，就在曹、吴二人金钱、名誉、地位到手之际，情况忽变。这一回，一向工于心计的徐树铮，却被那位“人极朴诚”吴佩孚，结结实实地算计了。
徐树铮由衡阳返京之后不久，随即传出消息：吴佩孚正与南方商谈双方军队划界停战。6月19日，徐树铮致电吴佩孚，询问：“闻仲帅左近人言，兄有划界停战与逆军议和之电，殊觉诧异。日前在衡纵论大势，兄尚谓会当提雄师直下广州，由香港海行北归，万不肯遵陆回兵，豪情壮志，闻之起舞。今方几日，何忽出此，岂传言有误耶？”此时，徐树铮仍然抱有一丝“传言有误”的指望。
不久，消息被证实。6月30日，徐树铮再电吴佩孚：“在衡晤语，兄尚言将来功成后，当由香港振旅登舟，越海北还，不能重践京汉铁路，真觥觥男子之概，私用叹服。曾几何时，壮志讵已消磨耶？”接下来，徐树铮就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向吴佩孚晓之以理：“且即以和平论，不去忿戾何由和，不夷险坎何由平，欲去忿戾夷险坎，不向克伐中致力，何由渐臻允洽。古昔圣王临世，亦不能不以杀止杀……故知杀伐用张，乃和平最要之事”。
吴佩孚所谓由香港振旅北归，不能重践京汉铁路等等表态，就是要拿下广东、打到底之意。徐树铮两次提及，看来，吴佩孚的确说过此番豪言壮语，并给徐留下深刻印象，所谓“真觥觥男子之概”。当初，徐树铮愈是“叹服”，如今便愈是懊悔。至于“以杀止杀”一类道理，这里不作深究。
以上一切的发生，前后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徐、吴二人由“披诚接洽”，一变而反目相向。如此结局，真的是应验了徐树铮那句话：“近今之世，人心不古”。
◇ ◇
让徐树铮追悔莫及的事情还在后头。
1918年8月21日，吴佩孚领衔发表马电，公开主张南北罢战议和，电称：“溯自我国因法律问题引起内争，全国纷纭，已逾一载。”法律问题即国会问题。吴电要求：由总统“颁布通国一体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双方军队，留有余力，以备将来一致对外。”此时，新一届国会选举已经完成，而新国会的首要任务，就是选举新一届总统。关于选举总统问题，吴佩孚这样表示：“至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言，然新旧国会分立南北，既无统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典礼，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此言之意，就是要求停止总统选举。
一个师长，不仅公开议论和战大局，并且公开议论总统选举，在当时来讲，吴氏此举实在有违军人规则。这一回，段祺瑞实在看不下去了，8月24日，段祺瑞亲自出面，直接向吴佩孚发出敬电，严厉斥责道：“该师长军人也，当恪守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然尔将何以驭下”。早年，吴佩孚曾就读于保定武师范学堂和测绘学堂，而段祺瑞曾任北洋陆军各学堂督办，段、吴二人之间，有一层名义上的师生关系，为此，段电以老师教训学生的口吻斥责吴：“尔从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段电所谓“教育未周”，就是贬低吴，意即吴佩孚没有资格谈论政治。
段电发出之后，徐树铮大受鼓舞，8月25日，徐树铮致电湖南督军张敬尧：“子玉（吴佩孚字子玉～引者注）妄自通电，破坏战局，芝揆（段祺瑞～引者注）已专电严饬，如再不悛，则立罢其职”。这里，徐树铮显然过高估计了段祺瑞的权威，徐称立罢吴佩孚之职，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所谓军阀，其核心就是兵为将有，在吴佩孚手握重兵的条件下，任何人均难以“立罢其职”。
接下来，更为精彩的一幕开场了。段祺瑞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以老师的身份管教学生，然而不幸，吴佩孚偏偏是一位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学生，吴佩孚顺势接过这层师生关系，随即以“学生”的名义，公开与“我师”展开辩论。
8月26日，吴佩孚发表著名的宥电，吴称：“我师为内阁首领，上大夫也，争〔诤〕臣、争〔诤〕友有几人乎？学生不忍见中国沦亡，用敢执争〔诤〕子之议，为我师苦口陈之。”关于服从问题，吴称：“钧电云，军人应服从天职以驭下等语。学生直接服从者曹经略使（曹锟～引者注），间接服从者陆海军大元帅（冯国璋～引者注），大元帅希望和平，通国皆知，经略使表示和平，学生即根据实行，谨守服从，无以过之。”关于罢战通电问题，吴称：“学生此举，乃仿效我师在孝感时通电共和之宣布也，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并非额外生枝。”最后，吴电以极为犀利的言词这样陈述：今日的内阁就是昔日的宰辅，而宰辅之责则是扶助元首，“否则宰辅假人之国，夺人之祀，而秦、而汉、而魏、而晋、而宋，其惟赵高乎！新莽、曹操乎！司马、宋武乎！”
段电的核心，就是斥责吴不服从命令，意即犯上抗命，而作为军人来讲，犯上者则不能驭下。对此，吴电的辩解是，他直接服从曹锟，间接服从冯国璋，曹、冯二人均主张和平，因此，我吴某通电主和，就是服从，并未犯上。
吴电当中最为厉害的是这样几句：通电主和，“学生此举，乃仿效我师在孝感时通电共和之宣布也，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吴电所指是这样一个故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发生后，段祺瑞奉命率北洋军前往武汉镇压， 1912年1月26日，在湖北孝感地区，段祺瑞忽然率数十位将领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段氏此举成为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吴佩孚引出这段故事，意指犯上抗命者正是段祺瑞自己，“学生此举……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这里的“教育而来”，就是对段祺瑞“教育未周”的反唇相讥。
在中国人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宰辅篡权，夺人之祀，是一种可鄙的行为。吴佩孚将总理（段祺瑞）与总统（冯国璋）的权力之争，比喻为赵高、王莽等人篡权，这种联系恰当与否，姑且不论，但就辩论而言，却是广大民众易于听懂、易于接受的。
一方称教育未周，一方称教育而来，“我师”与“学生”的这场斗嘴，成为民国史的一段趣闻。
8月28日，徐树铮致电吴佩孚：“以兄觥觥男子，累战成功，受人之愚见，觍颜作反复之辈，自毁前劳，为兄惜之，尤为我军人羞之。以弟之愚，敢断言兄之后悔必不在远。兄方利令智昏，执迷不悟，兹姑不屑与辩，借留余地，以便台端日后进退狼狈时，尚可乞弟转圜耳。”这是警告，也是无奈。
总之，由于吴佩孚不再进兵，南北战争实际上停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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