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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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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收集了作者牛军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发表的20篇与冷战有关的论文，是他研究冷战与中国外交之关系的部分学术成果。全书分成为“冷战与中国外交”、“中苏关系”、“抗美援朝决策”、“地区问题”、“中美关系”等5个专题，每个专题约3-4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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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一书中，作者牛军收集并利用大量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解密的第一手历史档案，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案例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冷战背景下中国制定外交战略和处理中美苏关系、应对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等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决策机制、指导思想及其长远影响，对认识和总结中国外交决策的历史经验有重要的价值。
《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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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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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军，1954年出生于重庆。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多次到美日欧等国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担任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员。多年从事中阑对外关系、中美关系、美国对外政策等研究。出版中英文专著《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曾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出版日文专著《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中文专著《同床异梦：美国的欧洲战略》。主编《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国学者看世界（中国外交）》、《克林顿治下的美国》。与美国学者合编英文论文集《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1920-1960：人物与研究方法》、合编中文论文集《冷战与中国》。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参加完成多项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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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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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冷战国际史研究：世界与中国
一、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
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三、冷战国际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前言
冷战与中国外交
解放战争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东亚冷战的前奏
一、“蒋介石之下的和平”：机会是否存在
二、内战与冷战
三、革命中的新格局
论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
一、“一边倒”与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
二、三大决策与新中国外交的内在矛盾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含义
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一、5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关系动荡的缘起
二、1960年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及其原因
三、1962年的对外政策向左转
“告别冷战”：中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涵义
中苏关系
论中苏同盟的起源
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
一、“原子弹”——危机与裂痕之一
二、“美苏缓和”——危机与裂痕之二
三、“大跃进”——危机与裂痕之三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一、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中国外交战略
二、中苏边界军事冲突与中国的反应
三、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政策的转变
198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
一、中苏关系的研究框架
二、“正常化”问题的缘起及涵义
三、“三大障碍”的提出及其影响
四、解决印支问题与“正常化”
抗美援朝决策
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抗美援朝决策研究之一
一、美国决定军事干涉与中国决定抗美援朝
二、越过三八线决策
三、“停战谈判”决策
越过三八线——抗美援朝决策研究之二
一、中国参战目标：“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二、“取法乎上得其中”
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论“战争局部化”与停战谈判决策——抗美援朝决策研究之三
一、“战争局部化”与出兵前的军事目标
二、停战谈判设想的提出
三、停战谈判决策的形成
地区问题
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
一、“中间地带”：一种新认同的缘起
二、“一边倒”中的亚洲政策定位
三、重返“中间地带”
中国援越抗法政策再探讨
一、“援越抗法”政策的缘起
二、“积极援助，但不包办”
三、推广“中国革命经验”
四、分歧的由来
“回归亚洲”：中苏关系与中国印度支那政策的演变1979—1989
一、提出问题
二、“项庄舞剑”与“一石二鸟”
三、成为中苏正常化的“障碍”
四、成为唯一的“障碍”
五、回归“地区”
中美关系
未确定的开端：内战末期中共对美政策再探讨
一、从“承认”到“挤走”
二、“不承认”与“不断绝”
三、南京秘密交往与中断
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再探讨
一、东南沿海作战计划的形成
二、1958年炮击金门的背景与起因
三、炮击金门决策过程探析
论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
一、中国安全战略的演变
二、中国外交政策演变与决策机制的重建
三、中国与北越关系的变化
略论60年代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一、肯尼迪上台前后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
二、1960年代中期的困境
三、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及其特点
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1969～1973
代结语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60年之经线
一、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
二、中国内政与中国对外关系
三、国际环境及其与中国对外关系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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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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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机会都是相对于某种条件而言的。肯定国共存在过达成协议、避免内战的机会，是相对于当时内外形势而言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哪些条件变化导致中国全面内战爆发？中国内战对美苏东亚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美苏国共关系的框架下探讨这个问题，其核心就是探讨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的关系，以及国共两党如何在追求各自的目标时利用美苏政策的调整。
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同盟条约基本上是在战争时期签订的，当时取得战争胜利是压倒一切的，因此那些国际协议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必定要受到军事考虑的影响。美苏领导人也非常清楚，为打赢战争做出的许多临时安排很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所以他们选择的解决办法通常都是权衡战时和战后双重需要的结果。具体到东亚和中国，美苏分别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各种复杂的考虑交织在一起，而它们选择的解决办法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所谓“蒋之下的和平”作为一种政治安排，其背景是美苏对各自战略利益的盘算和协调，即双方承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在此前提下苏联承认美国在战后中国政治中居主导地位，美国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优越权益。换句话说，美苏解决国共问题的办法是基于对各自战略利益的考虑。一旦它们对各自获得的战略利益不满足，或认为对方超越了界限，双方关系必定出现动荡，并冲击为解决国共争端做出的安排。
另一方面，美苏在考虑各自的对华政策时，的确对中国内部问题给予相当严重的关注，但这并不是因为国共争端本身对它们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它们的着眼点是避免因国共斗争导致它们之间的军事冲突，并争取在既定的格局中尽可能地限制对方。换句话说，如果美苏认为没有必要和没有可能因为国共争端而导致它们之间的战争，以及不至于因对方利益扩展而严重损害自己的基本利益，其实它们并不会对国共争端给予特别的关注。
美苏的战略考虑和它们之间形成的既相互限制又相互妥协的复杂关系，比较典型地反映在1946年初中国同时进行的两场谈判，即有美国参与调处的国共谈判和中苏关于东北经济问题的谈判。两场谈判的背后是东北苏军和华北美军事实上形成的军事对峙。
抗战结束后，美军陆续在中国登陆，最多时数量达11万之众，其中大部分驻扎于华北。美军声称驻扎华北的理由是解除那里日军的武装和安排遣返，实际上他们也是在阻止中共受降，帮助国民政府争夺和控制交通要道，后来还帮助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美军甚至不惜利用投降的日军协助保护交通线。美军扮演的角色不仅加剧了中国内战的气氛，而且华北美军不断与中共军队发生军事冲突。11月中旬魏德迈向华盛顿发回相当悲观的报告，声称如果美国帮助蒋介石统一全中国，就必须大批增加军队，并冒介入中国内战、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危险。否则除非与苏联和中共达成协议，蒋介石无法控制东北和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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