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重读次数最多的书，就是约翰?凯奇的《沉默》。有的书会让人反复重读，这本书正是如此。我经常重读这本书的部分原因是，它向我表达的含义似乎总是在变化。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1971年，而这次再版既意味着它问世50周年，同时也是我接触到它的40周年纪念。15岁初读这本书时，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豁然开朗。17岁时再次通读，我发现自己以前并未真正理解它的内容。到19岁时，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又一次得到改进。很可能是在21岁或22岁，还有25岁，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我经常感到这本书的含义犹如万花筒般不断变化。如今，在我55岁时，再次从头到尾专心阅读这本书，让我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图景。但我不想因此下结论说，我如今的阅读感受比以前的更加真实更加可信。文本并没有变，变的是我。
比如说，凯奇在《关于无的演讲》中准备了六种回答，无论人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答案都会是其中之一。15岁时我认为这是以十分聪明的方式来表述他的观点。到了55岁时，我觉得听到这种回答肯定是令人不快的经历。如今的我是正确的，还是以前的我是正确的？
凯奇并不是个晦涩难懂的作家：恰恰相反。他文风活泼，颇具魅力，一丝不苟，有时有点儿程式化，甚至有些絮叨。他一次次地重复着“可怜的鬃毛蓬乱的马”，还反复提到消声室，并不断谈论如何看待巴赫这一重要问题。你抓住了这些关键内容。可什么是关键呢？这里是不是有太多的关键点？按照凯奇广为人知的声誉来判断，会不会一个关键点都没有呢？有时，凯奇也会变得喜欢说教，武断，他不失时机地试图使你相信实验音乐优于古典音乐，或者劝说你像欣赏交响乐一样享受观众的咳嗽声和婴儿的啼哭声，他还试着说服你相信，莫顿?费尔德曼（Morton
Feldman）、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厄尔?布朗（Earle
Brown）和他自己是20世纪50年代仅有的符合时代潮流的作曲家。他在《一个演讲者的45分钟》里欣悦地大声宣告：“当代音乐正朝着我使之变化的方向发生改变。”他的大胆既让年轻人振奋，也让老一辈忧惧。一路走来，他挑战传统智慧，贬斥狂妄自负，清除错误假设，抹去石板上的一切记录，让我们所有的人从头开始。你能不能看出，提出问题要比发表声明更容易促使人们独立思考？嗯？
还有《不确定性》这篇演讲中记录的所有逸事，或许这也是众多读者从这本书中汲取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在音乐界已经广为人知：爱洗衣机甚于沃尔特大叔的阿姨；从未实现的新西兰之旅；专断的勋伯格的荒诞推理；禅宗大师的传奇以及关于蘑菇的琐碎信息。凯奇讲述这些故事的方式剥离了情感的细微差别，使这个世界显得有点荒诞，置身其中的人们全都显得有些疯狂——除了凯奇。这些故事引人入胜。你也会发现，如果讲故事的人不是凯奇，那么很多故事都会变得平庸无趣。喜爱凯奇所写的书却无法理解其音乐的人称凯奇为哲学家，但他们忽略了更为明显的一点：凯奇与普通的哲学家不同，他是一位睿智的作家，写作风格极其优雅，善用诙谐幽默的悖论。事实上，凯奇在走上音乐这条路之前想从事的正是写作。
相比音乐，人们从文字中能够更明智地得出结论；这本书使公众关注到了凯奇的思想。它恰于20世纪60年代初问世，伴随着新一代人对新生活步调的渴望。凯奇的文字给人们带来了原子弹般巨大的冲击力。《沉默》被公认为美国作曲家所写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我们需要添加“美国”这个词进行界定吗？不管怎么说，要反驳这个观点并不容易。我们也可以提到其他类似的书，例如亨利?考威尔Henry
Cowell的《新音乐资源》（New Musical Resources），查尔斯?艾夫斯Charles
Ives的《写在奏鸣曲前》（Essays before a Sonata），还有哈里?帕奇Harry
Partch的《一种音乐的起源》（Genesis of a
Music），这些作品曾鼓励了几代作曲家和音乐家去独立思考。但是《沉默》不同。它鼓励每一个人都去独立思考。
所以，在我对重读凯奇所得到的最新结论进行整理之前，我们先问一下这个问题：约翰?凯奇在出版《沉默》之前是什么样的人？出版这本书之后他又是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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