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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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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选刊》六本书，展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下的近30年中国散文创作的辉煌历程，从中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文学大师从一个个无名小卒到足以引领中国文化创作巅峰的文学大家，也可以从中看到，改革开发带给中国人民除了吃饱穿暖以外的强烈的文化诉求和思想追求。这六本书就是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国30年文化思潮的沉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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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散文选刊》创刊于1984年10月，由河南省文联主办。是中国国内创刊较早的专门选发散文精品的文学期刊，展示中国散文创作的最新成就。近30年间，推出了数百位文学新人，在散文界享有盛誉。《散文选刊》关注社会生活，彰显当代意识，推举新锐作家，引导创作潮流，兼具经典性、知识性和教育性，是经典收藏的必选。
《人生边上》精选《散文选刊》中心灵随笔类文章。人生在世，走着，走着，不留神就到了人生边上。站在人生边上往后看，我们留下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我们改变了什么，又被什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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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葛一敏，《散文选刊》主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主编《年度最佳散文》、《最散文》、《新世纪新经典——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表情》、《建国六十年历史文化散文选》等。
乔叶，《散文选刊》副主编，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最慢的是活着》、《打火机》、《我承认我最怕天黑》，主编《年度最佳散文》、《最散文》、《新世纪新经典——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表情》、《建国六十年历史文化散文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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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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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
想念地坛 史铁生?
病隙碎笔 史铁生?
说?法 林清玄?
一问一世界 杨?澜?
走进一座圣殿 周国平?
心灵的对白 席慕蓉?
让“死”活下去 陈希米?
房子是囚人的 贾平凹?
关于友情 余秋雨?
在心灵最微妙的地方 刘?墉?
恋?爱 安妮宝贝?
心和心总是碰不到面 乔?叶?
孤独与寂静 朱苏进?
泪的重量 林?希?
关于爱情，我们不能说些什么 张?洪?
故事里套着故事——假设越多，意外越少 王鼎钧?
生命就像一缸米 郭文斌?
缓慢地生活着 周蓬桦?
半个父亲在疼 庞余亮?
清明草 施雁冰?
给小水的三封信 史铁生?
世间有情人 柴?静?
紧绷的小街 梁晓声?137
大?欲 冯?唐?
大?钱 冯?唐?
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 安?顿?
被俘人员的信 老?姜?16
没有梦想 王俊义?
光明在低头的一瞬 迟子建?
我的世界下雪了 迟子建?
搂地毛的风险和冒风险的农民 冯秋子?
纪念我的蒋叔叔——写于唐山地震20周年 钱?钢?
殉名记 金克木?
我也这样叫她：惠 傅天琳?
四十年前的爱情 裘山山?
记忆是一种重负 扬之水?
关爱——上课记 王小妮?
春日探寻聚源中学 陈丹燕?
家住书坊边 林海音?
梦里花落知多少 三?毛?
九十述怀 季羡林?
我的家在哪里 冰?心?
我是余光中的秘书 余光中?
关于死的反思——兼为之唱一赞歌 萧?乾?
我缩短了我父亲的生命 阎连科?
我的五样 毕淑敏?
跟陌生人说话 刘心武?
提个马扎随处坐 刘心武?
风雨一炉，满地江湖 冯?唐?
接近流水 大?解?
女孩子的花 唐?敏?
一片荞地 郭文斌?
私?奔 张悦然?
自画像及其它 叶延滨?
病榻观叶 韩静霆?
幸?福 周洁茹?
戏?子 章?浩?
我的秘密之花 海?男?
失踪的生活 夏?榆?
耳?蜗 周晓枫?
遗?嘱 黄苗子?
中国麻雀现代通史 冯?杰?
欢喜佛境界 韩小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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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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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人生边上
文_杨?绛
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按基督教的说法，人生一世是考验。人死了，好人的灵魂升天。不好不坏又好又坏的人，灵魂受到了该当的惩罚，或得到充分的净化之后，例如经过炼狱里的烧炼，也能升天。大凶大恶、十恶不赦的下地狱，永远在地狱里烧。我认为这种考验不公平。人生在世，遭遇不同，天赋不同。有人生在富裕的家里，又天生性情和顺，生活幸运，做一个好人很现成。若处境贫困，生性顽劣，生活艰苦，堕落比较容易。
佛家轮回之说，说来也有道理。考验一次不够，再来一次。但因果之说，也使我困惑。因因果果，第一个因是什么呢？当然，各种宗教的各种说法，都不属我自问自答的探索。但是，我尊重一切宗教。不过，宗教讲的是来世，我只是愚昧而又渺小的人，不能探索来世的事，我只求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
不是说，“留下些声名”吗？这就是说，能留下的是身后之名。但名与实是不相符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战争中奉献生命的“无名英雄”更受世人的崇敬与爱戴。我国首都天安门广场上，正中不是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吗？人世间得到功勋的人，都有赖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为他们做出贡献。默默无闻的老百姓，他们活了一辈子，就毫无价值吗？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收获，但是从人类社会集体的角度看，他们的功绩是历代累积的经验和智慧。人类的文明是社会集体共同造成的。况且身后之名，又有什么价值呢？声名，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
一代又一代的人，从生到死，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到头来只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尸体，人生一世，还说得到什么价值呢？
匹夫匹妇，各有品德，为人一世，都有或多或少的修养。俗语：“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得”就是得到的功德，有多少功德就有多少价值。修来的功德不在肉体上而在灵魂上。
其实，信仰是感性的，不是纯由理性推断出来的。人类天生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统治者只是借人类对神明的敬畏，顺水推舟，因势利导，为宗教定下了隆重的仪式。虔信宗教的，不限于愚夫愚妇。大智大慧的人、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等信仰上帝的虔诚，远胜于愚夫愚妇。
一个人有了信仰，对人生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佛家爱说人生如空花泡影，一切皆空。佛家否定一切，唯独对信心肯定又肯定。“若复有人……能生信心……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得如是无量福德……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为什么呢？因为我佛无相，非但看不见，也无从想象。能感悟到佛的存在，需有“宿根”“宿慧”，也就是说，需有经久的锻炼。如能把信仰传授于人，就是助人得福，功德无量。
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
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
（选自2007年9月20日《文学报》）
想念地坛
文_史铁生
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
坐在那园子里，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喧嚣都在远处。近旁只有荒藤老树，只有栖居了鸟儿的废殿颓檐、长满了野草的残墙断壁，暮鸦吵闹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檐铃，雨落空林，蜂飞蝶舞，草动虫鸣……四季的歌咏此起彼伏从不间断。地坛的安静并非无声。
有一天大雾迷漫，世界缩小到只剩了园中的一棵老树。有一天春光浩荡，草地上的野花铺铺展展开得让人心惊。有一天漫天飞雪，园中堆银砌玉，有如一座晶莹的迷宫。有一天大雨滂沱，忽而云开，太阳轰轰烈烈，满天满地都是它的威光。数不尽的那些日子里，那些年月，地坛应该记得，有一个人，摇了轮椅，一次次走来，逃也似的投靠这一处静地。
一进园门，心便安稳。有一条界线似的，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来，悠远、浑厚。于是时间也似放慢了速度，就好比电影中的慢镜，人便不那么慌张了，可以放下心来把你的每一个动作都看看清楚，每一丝风飞叶动，每一缕愤懑和妄想，盼念与惶茫，总之把你所有的心绪都看看明白。
因而地坛的安静，也不是与世隔离。
那安静，如今想来，是由于四周和心中的荒旷。一个无措的灵魂，不期而至竟仿佛走回到生命的起点。
记得我在那园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儿呆坐，张望，暗自地祈求或怨叹，在那儿睡了又醒，醒了看几页书……然后在那儿想：“好吧好吧，我看你还能怎样！”这念头不觉出声，如空谷回音。
谁？谁还能怎样？我，我自己。
我常看那个轮椅上的人，和轮椅下他的影子，心说我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和他一块坐在了这儿？我仔细看他，看他究竟有什么倒霉的特点，或还将有什么不幸的征兆，想看看他终于怎样去死，赴死之途莫非还有绝路？那日何日？我记得忽然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我已经消失，已经不在，唯一缕轻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于是乎我听见了那恒久而辽阔的安静。恒久，辽阔，但非死寂，那中间确有如林语堂所说的，一种“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
我记得于是我铺开一张纸，觉得确乎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那日何日？但我一直记得那份忽临的轻松和快慰，也不考虑词句，也不过问技巧，也不以为能拿它去派什么用场，只是写，只是看有些路单靠腿（轮椅）去走明显是不够。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
只是多年以后我才在书上读到了一种说法：写作的零度。
《写作的零度》，其汉译本实在是有些磕磕绊绊，一些段落只好猜读，或难免还有误解。我不是学者，读不了罗兰?巴特的法文原著应当不算是玩忽职守。是这题目先就吸引了我，这五个字，已经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譬如那一条蛇的诱惑，以及自古而今对生命意义的不息询问。譬如那两片无花果叶的遮蔽，以及人类以爱情的名义，自古而今的相互寻找。譬如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惩罚，以及万千心魂自古而今所祈盼着的团圆。
“写作的零度”，当然不是说清高到不必理睬纷繁的实际生活，洁癖到把变迁的历史虚无得干净，只在形而上寻求生命的解答。不是的。但生活的谜面变化多端，谜底却似亘古不变，缤纷错乱的现实之网终难免编织进四顾迷茫，从而编织到形而上的询问。人太容易在实际中走失，驻足于路上的奇观美景而忘了原本是要去哪儿，倘此时灵机一闪，笑遇荒诞，恍然间记起了比如说罗伯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比如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便是回归了“零度”，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零度，这个词真用得好，我愿意它不期然地还有着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本无意义，零嘛，本来什么都没有；二是说，可平白无故地生命它来了，是何用意？虚位以待，来向你要求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诞感，正是这样的要求。所以要看重荒诞，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必都是荒诞领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
否则，写作，你寻的是什么根？倘只是炫耀祖宗的光荣，弃心魂一向的困惑于不问，岂不还是阿Q的传统？倘写作变成潇洒，变成了身份或地位的投资，它就不要嘲笑喧嚣，它已经加入喧嚣。尤其，写作要是爱上了比赛、擂台和排名榜，它就更何必谴责什么“霸权”？它自己已经是了。我大致看懂了排名的用意：时不时地抛出一份名单，把大家排比得就像是梁山泊的一百零八将，被排者争风吃醋，排者乘机拿走的是权力。可以玩味的是，这排名之妙，商界倒比文坛还要醒悟得晚些。
这又让我想起我曾经写过的那个可怕的孩子。那个矮小瘦弱的孩子，他凭什么让人害怕？他有一种天赋的诡诈——只要把周围的孩子经常地排一排座次，他凭空地就有了权力。“我第一跟谁好，第二跟谁好……第十跟谁好”和“我不跟谁好”，于是，欢欣者欢欣地追随他，苦闷者苦闷着还是去追随他。我记得，那是我很长一段童年时光中恐惧的来源，是我的一次写作的零度。生命的恐惧或疑难，在原本干干净净的眺望中忽而向我要求着计谋。我记得我的第一计谋，是阿谀。但恐惧并未因此消散，疑难却因此更加疑难。我还记得我抱着那只用于阿谀的破足球，抱着我破碎的计谋，在夕阳和晚风中回家的情景……那又是一次写作的零度。零度，并不只有一次。每当你立于生命固有的疑难，立于灵魂一向的祈盼，你就回到了零度。一次次回到那儿正如一次次走进地坛，一次次投靠安静，走回到生命的起点，重新看看，你到底是要去哪儿？是否已经偏离亚当和夏娃相互寻找的方向？
想念地坛，就是不断地回望零度。放弃强力，当然还有阿谀。现在可真是反了！——面要面霸，居要豪居，海鲜称帝，狗肉称王，人呢？名人，强人，人物。可你看地坛，它早已放弃昔日荣华，一天天在风雨中放弃，五百年，安静了。安静得草木葳蕤，生气盎然。土地，要你气熏烟蒸地去恭维它吗？万物，是你雕栏玉砌就可以挟持的？疯话。再看那些老柏树，历无数春秋寒暑依旧镇定自若，不为流光掠影所迷。我曾注意过它们的坚强，但在想念里，我看见万物的美德更在于柔弱。“坚强”，你想吧，希特勒也会赞成。世间的语汇，可有什么会是强梁所拒？只有“柔弱”。柔弱是爱者的独信。柔弱不是软弱，软弱通常都装扮得强大，走到台前骂人，退回幕后出汗。柔弱，是信者仰慕神恩的心情，静聆神命的姿态。想想看，倘那老柏树无风自摇岂不可怕？要是野草长得比树还高，八成是发生了核泄漏——听说切尔诺贝利附近有这现象。
我曾写过“设若有一位园神”这样的话，现在想，就是那些老柏树吧。千百年中，它们看风看雨，看日行月走人世更迭，浓荫中唯供奉了所有的记忆，随时提醒着你悠远的梦想。
但要是“爱”也喧嚣，“美”也招摇，“真诚”沦为一句时髦的广告，那怎么办？唯柔弱是爱愿的识别，正如放弃是喧嚣的解剖。人一活脱便要嚣张，天生的这么一种动物。这动物适合在地坛放养些时日——我是说当年的地坛。
回望地坛，回望它的安静，想念中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重新铺开一张纸吧。写，真是个办法，油然地通向着安静。写，这形式，注定是个人的，容易撞见诚实，容易被诚实揪住不放，容易在市场之外遭遇心中的阴暗，在自以为是时回归零度。把一切污浊、畸形、歧路，重新放回到那儿去检查，勿使伪劣的心魂流布。
有人跟我说，曾去地坛找我，或看了那一篇《我与地坛》去那儿寻找安静。可一来呢，我搬家搬得离地坛远了，不常去了。二来我偶尔请朋友开车送我去看它，发现它早已面目全非。我想，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恰如庄生梦蝶，当年我在地坛里挥霍光阴，曾屡屡地有过怀疑：我在地坛吗？还是地坛在我？现在我看虚空中也有一条界线，靠想念去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面而来。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选自2002年8月27日《文汇报》）
病隙碎笔
文_史铁生
我想，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是：残疾与爱情。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是属物的，是现实。爱情属灵，是梦想，是对美满的祈盼，是无边无限的，尤其是冲破边与限的可能，是残缺的补救。每一个人，每一代人，人间所有的故事，千差万别，千变万化，但究其底蕴终会露出这两种消息。现实与梦想，理性与激情，肉身与精神，以及战争与和平，科学与艺术，命运与信仰，怨恨与宽容，困苦与欢乐……大凡前项，终难免暴露残缺，或说局限，因而补以后项，后项则一律指向爱的前途。
就说史铁生和我吧，这么多年了，他以其残疾的现实可是没少连累我。我本来是想百米跑上个九秒七，跳高跳它个二米五，然后也去登一回珠穆朗玛峰的，可这一个铁生拖了我的后腿，先天不足后天也不足，这倒好，别人还以为我是个好吹牛的。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他竟忽然不走，继而不尿，弄得我总得跟他一起去医院“透析”——把浑身的血都弄出来洗，洗干净了再装回去，过不了三天又得重来一回。可不是麻烦吗！但又有什么办法？末了儿还得我来说服他，这个吧那个吧，白天黑夜的我可真没少费话，这么着他才算答应活下来，并于某年某月某日忽然对我说他要写作。好哇，写呗。什么文学呀，挨不上！写了半天，其实就是我没日没夜跟他说的那些个话。当然他也对我说些话，这几十年我们就是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过来的，要不然这日子可真没法过。说着说着，也闹不清是从哪天起他终于信了：地狱和天堂都在人间，即残疾与爱情，即原罪与拯救。
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
物质性（譬如肉身）永远是一种限制。走到（无论哪儿）之到，必仍是一种限制，否则何以言到？限制不能拯救限制，好比“瞎子不能指引瞎子”。天堂是什么？正是与这物质性限制的对峙，是有限的此岸对彼岸的无限眺望。谁若能够证明另一种时空，证明某一处无论多么美好的物质性“天堂”可以到达，谁就应该也能够证明另一种限制。另一种限制于是呼唤着另一种彼岸。因而，在限制与眺望、此岸与彼岸之间，拯救依然是精神的恒途。
这是不是说天堂不能成立？是不是说“走向天堂”是一种欺骗？我想，物质性天堂注定难为，而精神的天堂恰于走向中成立，永远的限制是其永远成立的依据。形象地说：“设若你果真到了天堂，然后呢？然后，无所眺望或另有眺望都证明到达之地并非圆满，而你若永远地走向它，你便随时都在它的光照之中。
残疾与爱情，这两种消息，在史铁生的命运里特别地得到强调。对于此一生性愚顽的人，我说过，这样强调是恰当的。我只是没想到，史铁生在四十岁以后也慢慢看懂了这件事。
这两种消息几乎同时到来，都在他二十一岁那年。
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的先迎来了残疾——无论怎么说，这一招是够损的。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不哭泣。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普通得就好像一觉醒来，看看天，天还是蓝的，看看地，地也并未塌陷，可是一举步，形势不大对头——您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是的，您不能再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与它磨擦。不错，第一是坐着，第二是躺着，第三是死。好了，就这么定了，不再需要什么理由。我庆幸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你用不着悔改，也用不上怨恨。让风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吗？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上帝也没有错误，从来没有。
残疾，就这么来了，从此不走。其实哪里是刚刚来呀，你一出生它跟着就到了，你之不能（不止是不能走）全是它的业绩呀，这一次不过是强调一下罢了。对某一铁生而言是这样，对所有的人来说也是这样，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它如影随形地一直跟着我们，徘徊千古而不去，它是不是有话要说？
它首先想说的大约是：残疾之最根本的困苦到底在哪儿？
还以史铁生所遭遇的强调为例：不，它不疼，也不痒，并没有很重的生理痛苦，它只是给行动带来些不方便，但只要你接受了轮椅（或者拐杖和假肢、盲杖和盲文、手语和唇读），你一样可以活着，可以找点事做，可以到平坦的路面上去逛逛。但是，这只证明了活着，活成了什么还不一定。像一头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像风摧不死沙打不枯的一棵什么草，几十年如一日地运转就像一块表……我怀疑，这类形容肯定是对人的恭维吗？人，不是比牛、树和机器都要高级很多吗？“栗子味儿的白薯”算得夸奖，“白薯味儿的栗子”难道不是昏话？
人，不能光是活着，不能光是以其高明的生产力和非凡的忍受力为荣。比如说，活着，却没有爱情，你以为如何？当爱情被诗之歌之，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时候（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却有一些人活在爱情之外，这怎么说？而且，这样的“之外”竟常常被看做正当，被默认，了不起是在叹息之后把问题推给命运。所以，这样的“之外”，指的就不是尚未进入，而是不能进入，或者不宜进入。“不能”和“不宜”并不写在纸上，有时写在脸上，更多的是写在心里。常常是写在别人心里，不过有时也可悲到写进了自己的心里。
我记得，当爱情到来之时，此一铁生双腿已残，他是多么地渴望爱情啊，可我却亲手把“不能进入”写进了他心里。事实上，史铁生和我又开始了互相埋怨，睡不安寝食不甘味，他说能，我说不能，我说能，他又说不能。糟心的是，说不能的一方常似凛然大义，说能的一对难兄难弟却像心怀鬼胎。不过，大凡这样的争执，终归是鬼胎战胜大义，稍以时日，结果应该是很明白的。风能不战胜云吗？山能堵死河吗？现在结果不是出来了？——史铁生娶妻无子活得也算惬意。但那时候不行，那时候真他娘见鬼了，总觉着自己的一片真情是对他人的坑害，坑害一个倒也罢了，但那光景就像女士们的长袜跳丝，经经纬纬互相牵连，一坑就是一大片，这是关键：“不能”写满了四周！这便是残疾最根本的困苦。
这不见得是应该忍耐的、狭隘又渺小的困苦。失去爱情权利的人，其它的权利难免遭受全面的损害，正如爱情被贬抑的年代，人的权利普遍受到了威胁。
说残疾人首要的问题是就业，这话大可推敲。就业，若仅仅是为活命，就看不出为什么一定比救济好；所以比救济好，在于它表明着残疾人一样有工作的权利。既是权利，就没有哪样是次要的。一种权利若被忽视，其它权利为什么肯定有保障？倘其权利止于工作，那又未必是人的特征，牛和马呢？设若认为残疾人可以（或应该，或不得不）在爱情之外活着，为什么不可能退一步再退一步认为他们也可以在教室之外、体育场之外、电影院之外、各种公共领域之外……而终于在全面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之外活着呢？
是的是的，有时候是不得不这样，身体健全者有时候也一样是不得不呀，一生未得美满爱情者并不只是残疾人啊！好了，这是又一个关键：一个未得奖牌的人，和一个无权参赛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可是且慢。说了半天，到底谁说了残疾人没有爱情的权利呢？无论哪个铁生，也不能用一个虚假的前提支持他的论点吧！当然。不过，歧视，肯定公开地宣布吗？在公开宣布不容歧视的领域，肯定已经没有歧视了吗？还是相反，不容歧视的声音正是由于歧视的确在？
好吧，就算这样，可爱情的权利真值得这样突出地强调吗？
是的。那是因为，同样，这人间，也突出地强调着残疾。
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名为人者，已经是一种限制。肉身生来就是心灵的阻障，否则理想何由产生？残疾，并不仅仅限于肢体或器官，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譬如歧视。歧视也并不限于对残疾人，歧视到处都有。歧视的原因，在于人偏离了上帝之爱的价值，而一味地以人的社会功能去衡量，于是善恶树上的果实使人与人的差别醒目起来。荣耀与羞辱之下，心灵始而防范，继而疏离，终至孤单。心灵于是呻吟，同时也在呼唤。呼唤什么？比如，残疾人奥运会在呼唤什么？马丁?路得?金的梦想在呼唤什么？都是要为残疾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途，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路。残疾与爱情的消息总就是这样萦萦绕绕，不离不弃，无处不在。真正的进步，终归难以用生产率衡量，而非要以爱对残疾的救赎来评价不可。
但对残疾人爱情权利的歧视，却常常被默认，甚至被视为正当。这一心灵压迫的极例，或许是一种象征，一种警告，以被排除在爱情之外的苦痛和投奔爱情的不息梦想，时时处处解释着上帝的寓言。也许，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
残疾人的爱情所以遭受世俗的冷面，最沉重的一个原因，是性功能障碍。这是一个最公开的怀疑——所有人都在心里问：他们行吗？同时又是最隐秘的判决——无需任何听证与申辩，结论已经有了：他们不行。这公开和隐秘，不约而同都表现为无言，或苦笑与哀怜，而这正是最坚固的壁垒、最绝望的囚禁！残疾人于是乎很像卡夫卡笔下的一种人物，又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里的哭魂。
难言之隐未必都可一洗了之。史铁生和我，我们都有些固执，以为无言的坚壁终归还得靠言语来打破。依敝人愚见，世人所以相信残疾人一定性无能，原因有二。一是以为爱情仅仅是繁殖的附庸，你可以子孙满堂而不识爱为何物，却不可以比翼双飞终不下蛋。这对于适者生存的物种竞争，或属正当思路，可人类早已无此忧患，危险的倒是，无爱的同类会否相互欺压、仇视，不小心哪天玩响一颗原子弹，辛辛苦苦的进化在某一个傍晚突然倒退回零。二是缺乏想象力，认定了性爱仅仅是原始遗留的习俗，除了照本宣科地模仿繁殖，好歹再想不出还能有什么更美丽的作为，偶有创意又自非自责，生怕混同于淫乱。看似威赫逼人的那一团阴云，其实就这么点儿事。难言之隐一经说破，性爱从繁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残疾人有什么性障碍可言？完全可能，在四面威逼之下，一颗孤苦的心更能听出性爱的箴音，于是奇思如涌、妙想纷呈把事情做得更加精彩。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说：“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这一关于疯癫的论说，依我看也适用于残疾，尤其适用于所谓残疾人的性障碍。肢体或器官的残损是一个生理问题，而残疾人（以及所有人）的性爱问题，根本都在文化。你一定可以从古今中外的种种性爱方式中，看出某种文化的胜迹和某种文化的囚笼。比如说，玛?杜拉斯对性爱的描写，无论多么露骨，也不似西门庆那样脏。
性，何以会障碍？真让人想不通。你死了吗？
性在摆脱了繁殖的垄断之后，已经成长为一种语言，已经化身为心灵最重要的表达与祈告了。当然是表达爱愿。当然是祈告失散的心灵可以团圆。这样的欲望会因为生理的残疾而障碍吗？笑话！渴望着爱情的人你千万别信那一套！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视他人之疑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去走你的夜路。你一定能找到你的方式，一定能以你残损的身体表达你美丽的心愿，一定可以为爱的祈告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乃至独领风流的性语言。史铁生和我，我们看不出为什么不能这样。也许，这样的能力，唯那无言的坚壁可以扼杀它，可以残废它。但也未必，其实只有残疾人自己的无言忍受、违心屈从才是其天敌。
残疾人以及所有的人，固然应该对艰难的生途说“是”，更要对那无言的坚壁说“不”，那无言的坚壁才是人性的残疾。福柯在同一部书中，开宗明义地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而能够打破这禁闭的，能够揭穿这无形共谋的，是爱的祈告，是唤起生命的艺术灵感，是人之“诗意的栖居”。
有人说过：性，从繁殖走向娱乐，是一种进步。但那大约只是动物的进步。说明此一门类族群兴旺已不愁绝种。若其再从娱乐走向艺术，那才能算是人的进步吧。
是艺术就要说话，不能摸摸索索地寻个乐子就完事。性的艺术，更是以一种非凡的语言在倾诉，在表达，在祈祷心灵深处的美景。或者，其实是这美景之非凡，使凡俗的肉身禀领了神采。当然，那美景如果仍然是物质的，你不妨就浑身珠光宝气地去行你的事吧。但那美景若是心灵的团聚，一切饰物就都多余，一切物界的标牌就仍是丑陋的遮蔽，是心灵隔离的后遗症。心灵团聚的时刻，你只要上帝给你的那份财富就够了：你有限的身形，和你破形而出的爱愿。你颤抖着，试着用你赤裸的身形去表达吧，那是一个雕塑家最纯正的材料，是诗人最本质的语言，是哲学最终的真理，是神的期待。不要害怕羞耻，也别相信淫荡，爱的领域里压根儿就没它们的汤喝。任何奇诡的性的言词，一旦成为爱的表达，那便是魔鬼归顺了上帝的时刻……谴责者是因为自己尘缘未断。
什么是纯洁？我们不因肉身而不洁。我们不因有情而不洁。我不相信无情者可以爱。我倒常因为看见一些虚伪的标牌、媚态的包装和放大的凛然而看见淫荡。淫荡不是别的，是把上帝寄存于人的财富挪作它用。
但是，喂！这一位铁生，你不是在把爱和爱情混为一谈吧？你不是在把它们混淆之后，着意地夸大男女私情吧？
问我吗？我看不是。
而且谁也别吓唬人，别想再用人类之爱、民族之爱或祖国之爱一类的大词汇去湮灭通常所说的爱情。那样的时代，史铁生和我都经历过。是那样的时代把爱情贬为“男女私情”的；是那样的时代，使爱情一词沾染了贬意，使她无辜地背上了狭隘、猥琐一类的坏名声。套用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吧：不能用贬低个人的爱愿来确认人类之爱的崇高。
完全没有不敬仰人类之爱（或曰：博爱）的意思，个人的爱情正在其中，也用不着混为一谈。如果个人的爱情可以被一个什么东西所贬低、所禁闭，那个东西就太可能无限地发育起来，终于有一天它什么事都敢干。此一铁生果然愚顽，他竟敢对一首旷古大作心存疑问——“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疑问在于这后一抛。这一抛之后，自由到底还剩下什么？但愿所抛之物不是指爱情的权利或心中的爱愿，只是指一位具体的恋人，一桩预期的婚姻。但就算这样，我想也最好能有一种悲绝的心情，而不单是豪迈。不要抛得太流畅。应该有时间去想想那个被抛者的心情，当然，如果他（她）也同样豪迈，那算我多事。其实我对豪迈从来心存敬意，也相信个人有时候是要做出牺牲的。不过，这应该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他宁愿不那么豪迈，他应该有理由怯懦。可是，“怯懦”一词已经又是圈套，它和“男女私情”一样，已经预设了贬抑或否定，而这贬抑和否定之下，自由已经丢失了理由（这大约就是话语霸权吧）。于是乎，自由岂不就成了一场魔术——放进去的是鸽子，飞出来的是老鹰？
（节选自2000年第3期《天涯》）
说?法
文_林清玄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佛教信徒的告别式，由星云大师主持，在悲痛的家属和亲友面前，大师如此开示：
“人死了，就像搬家一样，从旧房子搬到新房子。我们看到人换了新家，总是欢喜庆贺，没听过啼啼哭哭祝人搬家的。亡者舍下用旧的躯壳，换到新的身体，我们应该为他祝贺。人死了，就像移民，一般人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我们都会摆宴饯行，可能一辈子再也不能见面，我们并不会感到哀痛；现在，死者生前笃信佛教，死后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是移民到西方，比美国、加拿大更好的地方，我们应该为他欢喜。”
大师开示完毕，悲痛不已的亲友都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也得到了信心、欢喜和希望。
听众的反应为什么会热烈？那是一种说法和他有关系，例如对学生谈学习，对经营者讲管理，对妇女讲女性的地位，对囚犯讲被关与闭关，对老师讲爱与关怀等等。如果是和听众没关系的题材，就必须创造一点悬疑，或者留一点余味。
“怎么来创造一点悬疑呢？”我问大师。
他举了两个例子：
大画家唐伯虎应邀去参加一位贵妇人的生日宴，席间，大家请唐伯虎献诗一首，以为祝贺。
唐伯虎站起来就说：“这个女人不是人。”
大家听了大吃一惊，议论纷纷。唐伯虎接着说：“九天仙女下凡尘。”
众人总算松了一口气，唐伯虎又吟道：
“养个儿子会做贼。”
这下，连主人的脸色都变了，唐伯虎才说：
“偷得蟠桃供母亲。”
星云大师说：“这就是悬疑，我下面要说的，出乎你们的预料。你是‘八风吹不动’，我偏偏‘一屁打过江’，透过悬疑的铺陈，到最后的结论就会令人印象深刻。”
大师讲了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吝啬的人，父亲过世了，请法师来诵《阿弥陀经》。法师说：“可以，诵《阿弥陀经》要一千元。”
儿子说：“能不能打个八折？”
法师说：“好吧！”法师就诵《阿弥陀经》诵到八成，停下说：“阿弥陀佛，请把这个人接引到东方！”
儿子一听，不对，就说：“师父！阿弥陀佛不是在西方吗？”
法师说：“因为打了八折，无法去西方。”
儿子就说：“那我给你一千，你还是送我爸爸去西方吧！”
这时候，爸爸从棺材里跳了出米，大骂：“你这个不肖子，为了省两百元，一下子送我到东方，一下子送我到西方，你要把我折腾死吗？”
大师说：“这是留一点悬疑，也留一些余味，让大家去想：人应不应该吝啬？佛法能不能打折？正与邪本来就是相对的，一个人不可能又吝啬又有福报，也不可能又慈悲又残暴，更不可能又智慧又愚痴。众生不知道这个道理，一方面做坏事，一方面找菩萨保佑，那是不可能的。”
星云大师又说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为非作歹的富人，一生作恶多端，临终前才想到请法师念经，希望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法师来念了经，就祈请：“南无观世音菩萨，请找远方的菩萨来保佑他吧！南无观世音菩萨，请找远方的菩萨接引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吧！”
那个人一听，从床上跳起来说：“我都快死了，你为什么不请近一点的菩萨，老是请远方的菩萨呢？”
法师说：“因为近处的菩萨，都知道你为富不仁，没有一位愿意来呀！”
星云大师说：“佛经里说‘众生畏果，菩萨畏因’，众生害怕得到不好的果报，但不知果报有它的原因；菩萨知道因果之理，所以每一个起心动念、行事作为都很细心，这个道理很难表达，但一说远方的菩萨，大家马上都听懂了。”
星云大师常讲“老二哲学”，一般人无法了解，因此他讲了一个故事：
张家与李家是邻居，张家老是吵架，李家则是内外融洽，日子久了，张家很纳闷，就问李家：
“为什么我们家天天吵架，永无宁日，为什么你们一团和气，从来没有纠纷呢？”
李家的人说：“因为你们家都是好人，所以总是吵架；我们都是坏人，所以吵不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有人打破了花瓶，你家的人都觉得自己没错，错在别人，一味地指责别人的不是，自然就争执不休了。我们家的人怕伤害到家人，宁可先认错，打破花瓶的人马上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太不小心了。’对方也立刻自责：‘不怪你！不怪你！都怪我把花瓶放在这里。’人人承认错在自己，关系自然就和谐了。”
大师说：“好人坏人，老大老二，乃至一切的人际关系都是这样，退一步就海阔天空了。就好像五只手指争着谁是老大，争来争去，轮不到小指头，但是小指头也不用伤心，双手合十拜佛的时候，离佛离菩萨最近的就是小指头。”
听着星云大师说法的人常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启示，那是由于他善于譬喻、善于举例，那是因为他在佛法上出入自在，在寻常的故事里，随手一点，就有画龙点睛之妙。我戏称那是“为平常的故事开光点眼”，普通的事在他的口中、笔下立刻活灵活现，充满了佛法的意趣了。
如何为平常的故事开光点眼呢？例如大师说过一个故事：
一个年轻人结婚了，婚后不久，朋友问他：“结婚好不好呀？”
他说：“结婚真好，我每天回到家，太太立刻给我拿拖鞋，小狗绕着我汪汪叫！”
过了一年，朋友又遇到了他，问：“结婚好不好呀？”
他说：“结婚真不好，现在我每天回到家，小狗给我咬拖鞋，太太绕着我汪汪叫！”
大师为这个故事开光：
“一样有拖鞋穿就很好了，这个世界不变化是不可能的，唯一不变化的应是我们的心。”
大师又打了一个譬喻：
人生就像球一样。
小时候像篮球，人人抢着抱。
青少年讨人厌，像排球，被拍来拍去。
老了很可怜，像足球，被人踢来踢去。
大师为这个譬喻点眼：
“不管是篮球、排球或足球，只要学问很多，道德很好，广结善缘，都会变成橄榄球，人人紧抱不放呀！”
（选自台湾《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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