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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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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选刊》六本书，展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下的近30年中国散文创作的辉煌历程，从中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文学大师从一个个无名小卒到足以引领中国文化创作巅峰的文学大家，也可以从中看到，改革开发带给中国人民除了吃饱穿暖以外的强烈的文化诉求和思想追求。这六本书就是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国30年文化思潮的沉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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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散文选刊》创刊于1984年10月，由河南省文联主办。是中国国内创刊较早的专门选发散文精品的文学期刊，展示中国散文创作的最新成就。近30年间，推出了数百位文学新人，在散文界享有盛誉。《散文选刊》关注社会生活，彰显当代意识，推举新锐作家，引导创作潮流，兼具经典性、知识性和教育性，是经典收藏的必选。
《纸上春秋》精选《散文选刊》近30年间的文艺杂谈类文章，文化自古便包罗万象，百家争鸣，且看文坛诸子，如何谱就这一曲纸上之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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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葛一敏，《散文选刊》主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主编《年度最佳散文》、《最散文》、《新世纪新经典——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表情》、《建国六十年历史文化散文选》等。
乔叶，《散文选刊》副主编，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最慢的是活着》、《打火机》、《我承认我最怕天黑》，主编《年度最佳散文》、《最散文》、《新世纪新经典——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表情》、《建国六十年历史文化散文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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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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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杨绛
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莫言
文化的异国 汪曾祺
关于写作——致友人信五则 贾平凹
自锄明月种梅花 肖欣楠
小春秋 李敬泽
人文精神与文人精神 王彬彬
文学的拐杖 毕飞宇
艺文翻译的趣味及选择 伍立杨
读书不容易 陈四益
八十自省——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态 萧乾
伟人和圣人——鲁迅和孔子 唐弢
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 朱学勤
唐宋诗话 高深
长老姓唐，精到内伤 陈思呈
解词 汗漫
三本书和三女人 林白
让文字转身 马小淘
记忆是什么 赵德发
姓周的胡子 王建
玩知丧志 余杰
说一说“一” 元青
说梦 臧克家
山中少年今何在——贫富和欲望 铁凝
钞票与文化 余光中
感悟与超越 于丹
两性之间 周国平
从严嵩到海瑞 李国文
自引 祝大同
人在江湖 韩少功
自语 柯灵
说“韧”及其它 苏叔阳
短笛轻吹 郭风
改换门庭 邵燕祥
纸上的江湖——武侠文化的八个关键词 南帆
参“无”漫想 毛志成
生活沉思录 刘学林
贪官、倒官纵横谈 李汝伦
不相信的能力 王干
僧意 叶公觉
誓不成佛 丁肃清
曹操不杀陈琳 李国文
法门寺 季羡林
人品与器识的评鉴 南怀瑾
假如毛泽东去骑马 梁衡
恶之花——关于租界 方方
丑陋的中国人——在美国依阿华大学的演讲 柏杨
北朝，北朝 朱以撒
唐朝飘来的雪花 车延高
但愿这是最“末”的一个皇帝 陈垦
历史，你告诉我——读史札记 黑瑛
怅望千秋一洒泪——读杜甫 李元洛
大河侧畔的倾听 施战军
大禹的寂寞 何向阳
三个赴水者 王和声
京城三末帝 李国文
帝王好写诗 李国文
看剑 何大草
假如项羽过江东 刘明华
包公脸上的指痕 王钢
雍正的花香 孟晖
春秋那棵繁茂的树 王剑冰
驯心 王充闾
一个步行者的城市观 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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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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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文_杨?绛
大约是一九二六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我不清楚是否他主办），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我参与了学社的活动，可是一点也记不起谁讲了什么学。唯有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
王佩诤先生事先吩咐我说：“季康，你做记录啊。”我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听大学者讲学，当然得做笔记，我一口答应。
我大姐也要去听讲，我得和她同去。会场是苏州青年会大礼堂。大姐换了衣裳又换鞋，磨磨蹭蹭，我只好耐心等待，结果迟到了。会场已座无虚席，沿墙和座间添置的板凳上挨挨挤挤坐满了人。我看见一处人稍稀，正待挤去，忽有办事人员招呼我，叫我上台。我的座位在台上。
章太炎先生正站在台上谈他的掌故。他的左侧有三个座儿，三人做记录；右侧两个座儿，一位女士占了靠里的座位，靠台边的记录席空着等我。那个礼堂的讲台是个大舞台，又高又大，适于演戏。
我没想到做记录要上台，有点胆怯，尤其是迟到了不好意思。我撇下大姐，上台去坐记录席上，章太炎先生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又继续讲他的掌故。我看见自己的小桌子上有砚台，有一叠毛边纸，一支毛笔。我看见讲台左侧记录座上一位是王佩诤先生，一位是我的国文老师马先生，还有一位是他们两位老师的老师金松岑先生，各据一只小桌。我旁边的小桌上是金松岑先生的亲戚。她是一位教师，是才女又是很美的美人。现在想来，叫我做记录大概是陪伴性质。当时我只觉得她好幸运，有我做屏障。我看到我的老师和太老师都在挥笔疾书，旁边桌上的美人也在挥笔疾书，心上连珠也似叫苦不迭。我在作文课上起草用铅笔，然后用毛笔抄在作文簿上。我用毛笔写字出奇的拙劣，老师说我拿笔像拿扫帚。即使我执笔能合规范，也决不能像他们那样挥洒自如地写呀。我磨了点儿墨，拿起笔，蘸上墨，且试试看。
章太炎先生谈的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且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我那几位老师和太老师的座位都偏后，唯独我的座位在讲台前边，最突出。众目睽睽之下，我的一举一动都无法掩藏。我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得写的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的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我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我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呢？完全不知道。我只好光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说，全场唯我看得最清楚。
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左鼻孔塞着些东西。他转过脸来看我时，我看见鼻子里塞的是个小小的纸卷儿。我曾听说他有“脑漏”的病。塞纸卷儿是因为“脑漏”吧？脑子能漏吗？不可能吧？也许是流鼻血。不过他那个纸卷上没有墨。我流鼻血总用蘸墨的棉花，因为墨能止血。也许他流的是脓？也许只是鼻涕？……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他一面讲，一面频频转脸看我。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件淡湖色的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
可是我只能那么傻坐着，假装听讲。我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台下看。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我，想必正在看我。我如坐针毡，却只能安详地坐着不动，一小时足有十小时长。好不容易掌故谈完，办事人员来收了我的白卷，叫我别走，还有个招待会呢。反正大姐已经走了，我且等一等吧。我杂在人群里，看见主要的陪客是张仲仁、李印泉二老。李老穿的是宝蓝色亮纱长衫，还罩着一件黑纱马褂。我不知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乘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我“夹着尾巴逃跑了”。
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
我出的洋相上了报，同学都知道了。开学后，国文班上大家把我出丑的事当笑谈。马先生点着我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我只好服笨。装样儿写写我又没演习过，敢在台上尝试吗！好在报上只说我一字未记，没说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日?病中
（选自1998年7期《散文选刊》）
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文_莫?言
大会的议题是“中国文学的本土经验与海外传播”。中国文学有无本土经验？斗胆认为，经验还是有的，即便没有成功的经验，但失败的经验还是有的。总结这些成功的亦或是失败的经验，需要专家和学者，我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不敢置喙，只能洗耳恭听。
至于海外传播，其实我也了解甚少，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但如果我不就这个问题说几句，我的发言就该结束了。就这样结束其实也挺好，但心里总觉得不多说几句就愧对了朋友似的，凡事总是先替朋友着想，但结果多半是适得其反，这就是我的悲剧，当然也是光荣。
文学的海外传播，最重要的环节是翻译。在没有政府基金资助的情况下，翻译也在进行。吸引了这些无赞助翻译的，一方面应该是文学自身的力量，一方面有可能是某种社会需求的促动。这其实包含着选择的艺术。一个翻译家选择了张三的小说而没选择李四的小说，是因为他喜欢张三的小说，是因为张三的小说满足了他的审美需求。当然，如果李四的小说写得其实也很好，那自有另外的翻译家来选择。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是被动的，是被选择的。
近年来，国家拿出了基金，向海外推介中国的文学，好像已成立了好几个专门的班子，选出了一批向外推介的书目。终于由被别人选择变成由自己选择。任何选择都是偏颇的。鲁迅先生曾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一个人的选择必受到他的审美偏好的左右，一个班子的选择也必受到某种价值观念的左右，因此多一个班子就多一种眼光，多一种眼光就多一些发现，多一些发现就可能让海外的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学的面貌。我看到有些报道里说我是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也是在海外知名度较高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我想这个事实的形成有复杂的原因。这很可能是个历史性的错误。我深知中国当代有许多比我优秀的作家，我向西方翻译家推荐过的作家不少于二十人——如果在这里报出他们的名单即有邀功之嫌——我盼望着他们的作品尽快地更多地被翻译出去，将我这样的老家伙尽快覆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心的成立，多了一个选择的平台，多了一种选择的眼光，企盼着各位目光如炬的高人，能够披沙拣金，把真正的好作品选出来，把真正的好作家推出去。
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实际上才是传播的真正开始。书被阅读，被感悟，被正读，被误读，被有的读者捧为圭臬，被有的读者贬为垃圾，在有的国家洛阳纸贵，在有的国家无人问津。对于一个作家，想象一下这种情景，既感到欣慰快乐，又感到无可奈何。俗话说：“儿大不由爷”，书被翻译出去，就开始了它独自的历险，就像一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样，一本书也有自己的命运。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讽刺鲁迅，说拿了他的《呐喊》到露台上去大便。鲁迅说《呐喊》的纸张太硬，只怕有伤先生的尊臀，将建议书局，下次再版时，用柔软的纸张。
我这样的作家，自然不具备鲁迅的雅量。听说别人用我的小说当厕纸，嘴里不敢说，但心里还是不高兴。听到别人赞扬自己的小说，嘴里不好意思说，心里还是很舒坦。我是俗人，各位见笑。但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对过度的赞美和过度的贬低心里始终保持着警惕。尽管我作为一个作者，根本无法干预西方读者对自己小说的解读，但总还是心存着一线希望，希望读者能从纯粹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解读自己的作品。米兰?昆德拉就他的新书《相遇》在台湾出版，特意写给台湾读者一封信，他说：“所有我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欧洲，也就是在一个台湾人所不能了解太多的政治与社会状况当中。但我更感幸运能由你们的语言出版，因为一个小说家最深的意图并不在于一个历史状况的描写。对他来说，没有比读者在他的小说中寻找对一个政治制度的批评来得更糟的。吸引小说家的是人，是人的谜，和他在无法预期的状态下的行为，直到存在迄今未知的面相浮现出来。这就是小说家为什么每每在远离他小说所设定的国家的地方得到最佳的理解。”
我不敢说在米兰?昆德拉之前我说过类似的话，尽管我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尽管我不敢说米兰?昆德拉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只能说我同意米兰?昆德拉的话。尽管我知道在座的朋友们有人不同意米兰?昆德拉的话，甚至讨厌米兰?昆德拉这个人，但我还是要说，我同意米兰?昆德拉对他的海外读者解读他的作品的期望。
我多次说过，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但好的文学应该大于政治。好的文学能够大于政治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好的文学是写人的，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灵魂中的善与美，丑与恶，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引发读者的共鸣。政治问题能够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但作者最终关注的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的人。我知道有一些国外的读者希望从中国作家的小说里读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种种现实，这是他们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但我也相信，肯定会有很多的读者，是用文学的眼光来读我们的作品，如果我们的作品写得足够好，这些海外的读者会忘记我们小说中的环境，他们会从我们小说的人物身上，读到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推介是选择，翻译是选择，阅读也是选择。尽管作为作者我对读者有自己的希望，但也仅仅是希望而已。尊重别人的选择，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我的讲话马上结束，最后讲一个小小的关于选择的故事。
元旦期间，我回故乡去看我的父亲。我父亲告诉我，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因为跳到冰河里救一头小猪，自己却被淹死了。这个同学的死让我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曾伤害过他。那是1964年春天，学校组织我们去公社驻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一进展览馆，一个同学带头号哭，所有的同学都跟着大放悲声。有的同学跺着脚哭，有的同学拍着胸膛哭。我哭出了眼泪，舍不得擦掉，希望老师们能够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我偶一回头，看到我那位同学，瞪着大眼，不哭，用一种冷冷的目光在观察着我们。当时，我感到十分愤怒：大家都泪流满面，哭声震天，他为什么不流泪也不出声呢？参观完后，我把这个同学的表现向老师做了汇报。老师召集班会，对这个同学展开批评。你为什么不哭？你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你如果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不哭还可以理解，但你出身于贫农家庭啊！（补充一句，有几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哭得最响亮）任我们怎么质问，这位同学始终一言不发。过了不久这位同学就退学了。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哭他却不哭。我后来一直为自己的告密行为感到愧疚，并向老师表达过这种愧疚。老师说，来向他反映这件事的，起码有二十个同学。因此这行为不能算告密，而是一种觉悟。老师还说，其实，有好多同学，也哭不出来，他们偷偷地将唾沫抹在脸上冒充眼泪。
这个不哭的人就是作家的人物原型。就像我的小说《生死疲劳》里所描写的那个单干户蓝脸一样，当所有的人都加入了人民公社，只有他坚持单干，任何威逼、利诱、肉体打击、精神折磨都不能改变他。这两个人物，不哭的人和单干的人，都处在政治的包围之中，但他们战胜了政治，也战胜了那些骂他、打他、往他脸上吐唾沫的人。
文学可以告诉人们的很多，我想通过我的文学告诉读者的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选自2010年第6期《厦门文学》）
文化的异国
文_汪曾祺
我年轻时就很喜欢桑德堡的诗，特别是那首《雾》。我去参观桑德堡的故居，在果园里发现两棵凤仙花，我很兴奋，觉得很亲切，问陪同我们参观的一位女士：“这是什么花？”她说：“不知道。”在中国到处都有的花，美国人竟然不认识。
美国也有菊花，我所见的只有两种，紫红色的和黄色的，都是短瓣，头状花序。没有卷瓣的、管瓣的、长瓣的、抱成一个圆球的。当然更不会有“懒梳妆”、“十丈珠帘”、“晓色”、“墨菊”……这样许多名目。美国的插花以多为胜，一大把，插在一个广口玻璃瓶里，不像中国讲究花、叶、枝、梗，倾侧取势，互相掩映。
美国也有荷花，但美国人似乎并不很欣赏。他们没有读过周敦颐的《爱莲说》，不懂得什么“香远益清”，“出淤泥而不染”。
美国似乎没有梅花。有一个诗人翻译中国诗，把梅花译成了杏花。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人为什么那样喜爱梅花。他们不懂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懂得这样的意境，不懂得中国人欣赏花，是欣赏花的高洁，欣赏在花之中所寄寓的人格的美。
中国和西方的审美观念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比较起来，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比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要多一些。
我在芝加哥参观美术馆，正赶上专题绘画展览。我看了莫奈、梵高、毕加索的原作，很为惊异，我自信我对莫奈、梵高，毕加索是能看懂的，会欣赏的。
我看了亨利摩尔的雕塑，不觉得和我有不可逾越的距离。
但是西方对中国艺术却是相当陌生的。
中国“昭陵六骏”的“拳毛”、“飒露紫”都在美国的费城大学博物馆，我曾特意去看过，真了不起！可是除我之外，没有别人驻足赞叹。
波士顿博物馆陈列着两幅中国名画，关仝的《雪山行旅图》和传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雪山图》气势雄伟，《捣练图》线条劲细，彩墨如新，堪称中国的国宝。但是美国参观的人似乎不屑一顾。
要一般外国人学会欣赏中国的书法，真是太难了，让他们体会王羲之和王献之有什么不同，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文学上也如此。
中国人对美国的作家，凡惠特曼、霍桑、马克?吐温，到斯坦倍克、海明威……都是相当熟悉的，尤其是海明威。不少中国作家是受了海明威的影响的，包括我。但是美国人知道几个中国作家？有多少人知道鲁迅，沈从文？这公平么？
是不是中国作家水平低？不见得吧！拿沈从文来说，他的作品比日本的川端康成总还要高一些吧！但是川端康成得了诺贝尔奖，沈从文却一直未获提名通过。这公平么？
中国文学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平的评价，一方面是因为缺乏了解，另一方面，不能不说，全世界的文学界对中国文学存在着偏见。有人甚至说：“中国无文学”，这不仅是狂妄，而且是无知！
我在国外时间极短，与一般华人接触甚少，不能了解他们的心态。与在国外的文化、文学工作者也少交谈。但我可以体会，在不公平的、存偏见的环境中，华人作家、艺术家，他们的心情是寂寞的，而且充满了无可申说的愤懑。
谁教咱们是中国人呢！
（选自1992年第6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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