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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台湾国民党史研究大家刘维开深度解析蒋介石的1949
* 1949年蒋介石下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
重庆撤退时，为何下野的蒋介石突然出现在前线指挥战斗并最后撤退，而代总统李宗仁却早早地在香港就医？
* 紧急关头代总统李宗仁为何突然出国？其间，蒋介石如何完成角色转换，从幕后走上前台？
* 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谈判条件，为何被国民党高层认为是“降书”和“罪状”的供认？
* 下野后的蒋介石为何被宋美龄、李宗仁屡劝出国？他们的动机和和目的是什么？
* “悲惨”的1949年里，蒋介石有没有最愉悦的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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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常有一些年代具有历史转折的特殊意义，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1949年即是其中之一。在国共战争的较量中，中国在1949年出现重大的变化。
本书将重点置于蒋中正自1949年1月下野至1950年3月复行视事一年多的时间中，探讨他如何再起？再起的过程与机遇。全书除前言、结论外，分为五章：第一章“第三次下野”，探讨蒋氏决定下野的原因，以及下野之经过；第二章“从溪口到台北”，叙述蒋氏下野后，居留溪口的生活，以及转赴上海、舟山、台湾等地之过程；第三章“建立党政关系常轨”，分析蒋氏在杭州会谈、成立非常委员会，以及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等事中的地位；第四章“维护大陆最后据点”，探讨蒋氏两度至西南的情形，以及其在李宗仁出国后，角色如何转换，从幕后走上前台；第五章“在台复行视事”，探讨蒋氏个人对于复任总统问题的认知，以及复职一事进行之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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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维开
现任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副主任、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著有：《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蒋中正的一九四九——从下野到复行视事》
编有：《中国国民党职名录》《罗家伦先生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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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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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第三次下野
桂系的逼宫行动
一 白崇喜的“亥敬电”
二 蒋介石决定下野
三 桂系提出的下野方案
主张和谈的压力
一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
二 政府的和谈试探行动
蒋介石下野
一 下野前的准备
二 最后的考虑
三 继任或代行总统职权
第二章 从溪口到台北
溪口岁月
一 宋美龄的意见
二 优游山林
三 亲友团聚
四 接见访客
关心党政事务
一 协助李宗仁
二 研究党政改革
三 旁观北平谈判
告别溪口
一 上海之行
二 《谈话纪录》风波
三 停驻舟山
四 抵达台湾
第三章 建立党政关系常轨
杭州会谈
一 会谈召开的背景
二 经过与决议
成立非常委员会
一 非常委员会之设置
二 人事安排的波折
推动阎锡山组阁
一 何应钦的继任人选
二 蒋、阎关系之发展
三 蒋介石与阎内阁的组成
四 外交、国防两部的人事争议
第四章 维护大陆最后据点
第一次赴西南
一 视察重庆
二 解决云南问题
再莅重庆
一 知其不可为而为
二 主持重庆防务
保卫成都
一 部署成都防御力量
二 成都失陷
第五章 在台复行视事
李宗仁出国就医
一 促请蒋介石复职
二 李宗仁赴港
复职前的准备
一 解决“代总统”问题
二 阎锡山辞职案
蒋介石复行视事
一 蒋介石决定复职
二 复职的法律解释
结论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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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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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决定下野
蒋介石对于下野一事并不陌生，在此之前曾于1927年9月及1931年12月两度下野。观察两次下野的时机，均是在其无法完全掌控情势之时，此次决定下野，亦复如此。
蒋氏此时实处于内外交相施压的困境，前已述及，司徒雷登为支持政府中主和力量的幕后人士。对蒋氏而言，他认为司徒雷登如果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授意，当不至于如此行动，曾表示：“美国大使馆几乎为反华倒蒋之大本营，显受其政府之意图。”
12月13日，张群奉蒋氏之命往访司徒雷登，探询美国政府的意图。张群表示蒋氏从各方面讯息得知，人们希望他从政府中引退，甚至美国方面也有这个意思，因此派他来了解司徒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司徒则明白表示，大多数美国人的印象，是大多数中国民众认为蒋是和平的主要障碍，应该下野，而中国民众的想法正是美国政府拟定政策的基本考虑。蒋氏则认为美国方面迫其下野的举措，系干涉中国内政，绝对无法接受，曾于12月19日致电宋美龄，谓：“外传余下野，乃是美大使馆所策动，可怪，但余决不被迫受制。”日记中亦记道：
两年以来，美国政府马歇尔一贯倒蒋之政策，至此更暴露无余（遗），而其对我国侮辱，亦至极点。彼小子以为在此惨败末途，一经其压迫，余必不能忍受而下野，此等狂妄之徒，对余之人格性情，以及中国历史文化毫不研究，一味以经济与物质之力可以被其屈服也。殊不知余因此而反坚定我意志与信心，非予此种全世界恶势力奋斗到底，无以保种卫国，尽我革命之职责，若不力图自力更生，何以立于天地之间耶。
因此促使蒋氏作出下野决定的主要因素，应该还是来自内部的压力。
从1948年初开始，军事上，国军在东北战场上陷入苦战；政治上，先是有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选举纠纷，后有副总统选举问题。特别是副总统选举，李宗仁当选，对蒋氏之打击尤为重大，使其感觉从来所未有之懊丧。另一方面，立法院党籍立法委员的自主行为，以及党、团派系纷争，直接挑战蒋氏的威信，导致行政院院长人选迟迟无法决定，更使得蒋氏充满无力感，甚至考虑应否就总统职。5月15日自记：
朝醒后，深虑总统应否就职，或如始愿仍退任行政院长而让位于德邻，再三考虑，决定退让，起床后向天父祷告，究竟应否就职，无论进退，皆恳求天父明白指示，最后得默示进不可辞，总统故决不辞。
5月20日为蒋氏就行宪第一任总统之日，但是他的内心却是愁闷悲伤，自记：
今日为余就总统职之日，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日之甚。每念国家前途，人民苦痛以及革命责任，惶惑不能自解。当选以来，无时不作辞退之想，而今日就职，则更切辞职之念矣。
次日，因党籍立法委员对行政院院长人选进行假投票一事，更觉愤怒，决定辞去总统一职，并于22日两度约见王宠惠，商量下野辞职程序。嗣因王氏不赞成并为其分析下野之利害，以及立法院对于行政院院长提名人选翁文灏之同意权行使顺利通过等，遂暂时作罢。
1948年12月，行政院改组，孙科延请立法院副院长陈立夫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同时出缺，必须进行补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简称“中常会”）于22日提名李培基、刘健群为正、副院长候选人。立法院正、副院长为委员互选产生，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名人选是否能当选，需要党籍委员的支持。当时中国国民党籍立法委员主要分为以CC派为主的“革新俱乐部”、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团派”）为主的“新政俱乐部”，以及获得吴铁城支持之“民主自由社”等三个次级团体，他们对于是项人事安排，特别是属于团派的新政俱乐部部分委员，有相当强烈的不满。认为李培基是CC派推出的人选，而CC派的目的则是挤掉团派的刘健群，支持该派的程天放为副院长，于是与民主自由社合作，预备支持吴铁城竞选院长，嗣因吴氏出任孙内阁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而作罢，经内部协议，决定另推同为北方人之童冠贤与李培基竞争。
李培基为河北献县人，晋绥军出身，政治经验丰富。北伐前后，曾任察哈尔省政府代理省主席、绥远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战初期，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后改任铨叙部长、考试院部秘书长等职，1942年1月调任河南省政府主席，1944年7月，省政府改组，卸任省主席一职后，即少参与政事。1945年3月，受聘为国民政府顾问；1948年5月，当选行宪第一届立法委员，为立法委员中少数具有中央及地方行政首长资历者，但因其年纪较长，健康情况不佳，居留北平，极少参与院务。据蒋氏自记，该项人事系他与薛笃弼及陈立夫讨论后决定。陈立夫除为立法院副院长外，亦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提名党籍候选人为其工作；薛笃弼则较为特别。薛为山西人，出身西北军，北伐后赴中央任职，曾任内政部长、卫生部长、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抗战期间，任全国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水利部部长，行宪政府成立后，续任翁内阁之水利部长；薛氏与李培基背景相似，抗战期间同在重庆任职，蒋氏请其参与讨论，应是请其与李氏沟通连系。就此而言，此项人事安排，如果不是蒋氏主导，亦是蒋氏同意之后作出的决定，并非如团派委员所称，系CC派推出之人选。而蒋氏所以会决定以李培基为院长人选，除了行政资历丰富外，南北地域平衡的省籍考虑应是主要原因。在前次立法院院长、副院长选举中，部分党籍委员反对副院长提名人选陈立夫，固然有CC派与团派的派系之争，其中亦夹杂着对于中央提名两位南方人（孙科－广东、陈立夫－浙江）为正、副院长的不满，因此反CC派的委员推出傅斯年（山东）与之对抗。此次提名李氏为院长候选人，加上刘健群（贵州）为副院长候选人，可收南北平衡的效果。另一方面，刘健群为新政俱乐部主要人物，此项人事规划当可获得团派支持。但是就李、刘两人与党的关系而言，李培基确实较为疏远，蒋氏对于是项正、副院长人选名能否于中常会通过并无把握，所以对于22日中常会中顺利通过此案，感到“殊足欣慰”，自然也希望立法院能顺利通过。因此当他听闻部分团派党籍立法委员不遵从党的决议，坚持推举童冠贤为立法院长时，觉得“不胜悲戚”，立即召见陈立夫、刘健群，要求他们约束党籍委员执行党的决识，并对于党员之失纪无信，殊为痛心。复于次日，即选举当日，再度召见刘健群及吴铁城等，指示切实嘱附所属派系之立法委员，须照中央决议选举，不得擅自有所更易也。
事实上，此项正、副院长人选提名公布后，外界即认为副院长人选应该顺利通过，院长选情面对童冠贤的支持力量，及立法委员的派系之争，十分危险。《申报》分析是项人事案，指出“李氏已离开政治圈多年，且正在北平养病，不在南京，如果当选，亦需政府派专机接出，选情并不乐观”。果然在二十四日的选举中，童冠贤以出席委员过半数的支持，顺利当选院长，刘健群当选副院长。蒋氏对于这个结果，至为沮丧，深感对党员失望，对党的前途绝望，而有决心下野，重起炉灶之想法，于日记中记道：
此为平生入党以来任党务后惟一之打击，从此本党等于破产，革命历史完全为若辈叛徒所卖，立法院亦无法维持矣。此实比诸四月间哲生不能当选副总统时之失败更惨也。悲乎！何使党败至此，岂非余无能罔德所致之罪恶乎？余乃决心下野，非重起炉灶，另造干部，无以革命矣。
在“当月反省录”中，蒋氏更明白记道：
立法院长之选举，由本党提名为李培基，而青年团派之新政俱乐部与吴铁城派之自由民主社，皆相约擅选童冠贤，以对抗陈立夫之革新俱乐部，而致本党决议无效。以私嫌而害公义，毁灭本党之历史，于此为甚，此实革命以来为余最大之打击。嗟乎，党国不灭于共匪，而竟自毁于若辈反叛之手，痛心盍极。
白崇禧要求其下野之“亥敬电”适于此时到来，更坚定了蒋氏下野的决心，于26日致电宋美龄，告知“政局恐即有变化，其关系在桂派而不在共匪也”，希望其尽速返国。复于27日、28日连续致电宋氏，表示将于月底回乡，希望其速即回国。而在日记中，蒋氏记道：
余以立法院长选举未能遵党决议之时，决心辞职下野，今复得桂白之背逆胁制，乃更促成我下野之决心。所痛者，惟不予我有一点准备之时间。待余如一犹豫，则恐李离京，或又不敢接代，则失去比较良机矣。故催张、吴等促成其事。
所谓“准备之时间”，就日记中记事来看，并非下野前应进行何种部署，而是徐蚌及平津战场上被围国军未能营救出险，感到十分遗憾，谓：“辞职下野乃为平生未曾有之快乐，惟所遗憾者，平津与永宿间被围待援之各部未能假我以十日时间，竭力营救，亦为平生最痛苦之一事，奈何。”
蒋氏下野一事发展至此似已成定局，然而桂系方面又有新的行动，使事情出现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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