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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在有关蒋介石的众多研究著作中，从精神层面透视其成败得失者，本书可谓先河之作。
2. 陈铁健和黄道炫都是近代史界相当有名的学者，其著述以观点新颖，立论客观，史料翔实并经得起推敲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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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蒋介石是个什么人？革命者，反革命，坚守传统的保守分子，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者，爱惜羽毛的政治家，拔擢于丛林中的军人，都是，又都不尽是。
固执和灵活、温情和刚硬、坚毅和软弱，这些截然相反的性格，常常会呈现于蒋介石一身。虽然，仔细追寻，或许可以在这其中发现孰主孰次，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关注未必就会得到相同的顺序。
目下，有关蒋介石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把他放到精神层面去考察的，在同类著作中，尚属罕见，本书可谓开研究之先河。是传统的陆王心学，还是西方的基督教，更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其治国整军统帅打仗中，孰轻孰重，起了哪些作用，本书作者一一为你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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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黄道炫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院，主要从事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主要著作有：《蒋介石与中国文化》，《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2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执笔5万字。
陈铁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0年以来，著有《瞿秋白传》、《蒋介石与中国文化》（合著）、《绿竹水南集》、《多余的话导读》等书。1978至1996年，与李新师共同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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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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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千江有水
第一篇
传统精神的养成
一 思想形成期的传统背景
二 日本留学
三 新文化中的旧人格
四 苏俄考察
第二篇
丰富的传统养料
一 学庸的阐释
二 宋明儒的熏陶
三 调和朱、王的努力
四 墨、法思想与致用之学的传承
五 蒋介石与陈诚：面对传统经典的一个例证
第三篇
哲学的继承与新创
一 力行哲学的渊源
二 力行哲学的基本精神
三 力行哲学的现实目标
第四篇
蒋介石的统治资源：政治
一 伦理中心的政治观
二 民本和民主
三 三民主义：面对孙中山
四 法西斯主义的试探与转向
五 “保守的革命者”：国共斗争中的蒋介石
六 妥协：艺术？性格？
七 蒋介石的乌托邦
第五篇
蒋介石的统治资源：社会文化
一 新生活运动
二 民族文化复兴运动
三 科学与教育观念
第六篇
军人蒋介石
一 军人与兵书
二 起飞之地：黄埔练兵
三 沙场驰骋
四 军人的权术
五 军人的信仰
六 军人的爱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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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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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的信仰
自幼成长在基督教环境中的宋美龄曾在回忆中说到：“想要明白旧约中复杂繁奥的真理，这是一件颇为烦难的工作，因为难得有几则圣经历史，是一个不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的人所能领会欣赏的。”宋美龄所说的困难，指的是她本人对蒋介石信教经历的体认。确实，作为一个在中国思想环境中成长的军人，不惑之年后却与基督教结缘，并在日后成为基督教的信奉者，这样的经历多少会让人觉得有困惑，这样的路径对蒋介石如何可能，是一个颇有趣味的问题。
蒋介石出生于中国传统家庭，祖父蒋斯千、母亲王采玉都是虔诚的佛家信徒，溪口的雪窦寺又是佛教名刹，南宋被敕为“五山十刹”之一，明代进入“天下禅宗十刹五院”之列。自幼浸润于浓重的佛教氛围中，中年以前，蒋对佛家体认显然较其他宗教为深。他曾在《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一文中写道：“先妣于楞严、维摩、金刚、观音诸经，皆能背诵注释，尤复深明宗派。中正回里时，先妣必为之谆谆讲解，教授精详。近年来中正尝治宋儒性理家言，而略究于佛学者，实先妣之所感化也。”
在蒋介石早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求佛拜佛的记载。1920年8月，蒋介石做股票，投资不利，因此在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五时后起床，供佛许愿。”
次年3月，“随母王太夫人上普陀山，施千僧斋，参观新衲受戒式，病其仪法繁酷，慨然有改革佛教之志”。
1920年代，蒋介石常有读佛经的记载，有时甚至会有出家之想：
1922年9月9日 出寺门步幽，作解脱尘缘之想。
1923年2月3日 看心经，甚觉虚空之理不误也，以后拟多看佛经。
1928年2月26日 余与三妹尝谈，余终久必为僧也。
蒋介石与佛林中人过往，值得一记者为太虚。太虚（1889—1947），浙江海宁人，现代中国佛教改革的最重要领袖，人生佛学的主要倡导者。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太虚在佛林已著有声望。因黄郛之推荐，蒋介石邀约太虚到溪口相见。9月8日，蒋介石日记载：“太虚和尚应召而来，拟于雪窦相见。”10日，是为中秋，蒋介石日记中记下该日行止：“复函及致果夫书，送客后往千丈岩下重游，查看仰止桥及中山菴地址，与太虚同行，以诗赠予。下午回慈菴休息，即到乐亭，太虚、礼卿亦来。汪精卫等将来沪，党国全为伪君子所误矣。晚在乐亭过中秋赏月，太虚为余讲心经。十时回慈菴。”
关于蒋介石、太虚会面情景，太虚的回忆更为详尽。8日，太虚抵达溪口后即登雪窦山与蒋介石初次会见，太虚记载：
翌日，长谈，蒋公拟邀我同去日本住一些时，把阳明学和佛学作一番研究。偕我及吴礼卿、张文白两君同游千丈崖下，与寺僧规划建桥筑路和修理飞雪亭、妙高台等工程，兴致甚高。当晚，有一美国人来谒；谈后，蒋公趣向上似有了迁变。中秋的早晨，美国人辞去后，我亦辞行；但蒋公约我同到溪口过节，下午乃偕吴、张二君等下山，路经蒋母墓庵暂停，转至溪口文昌阁。阁上蒋公藏书颇富，山水尤占形胜。晚餐毕，团坐赏月。蒋公集亲友，请我为讲《心经》大意。我次日返甬，致函申谢，并告以欲赴欧美考察游历。蒋公旋过沪，东渡扶桑。过沪时，嘱陈君果夫以3千元赠余，作欧、美游费。
1928年上半年，蒋介石和太虚两次见面。3月3日，蒋介石日记简单记下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到灵隐午餐，与太虚谈话。”太虚则回忆了两次见面的状况：“17年春间，蒋公莅杭访余于灵隐寺，同摄影多帧，蒋公订出洋前再一晤谈……6月初，蒋公暂由北伐前线返京……谒于总司令部，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亦出相见。蒋公数日后，又招游汤山。旋再出发前线，派张副官长送余旅京费300元，余移捐作中国佛学会筹备处的经费。”
不到一年时间，蒋介石与太虚三次见面，可见其当时对佛门态度。此后，随着蒋介石与基督教关系日深，对佛教和太虚才慢慢变得疏远。
和早期对佛教的热诚态度相比，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合前，与基督教较少发生关系，蒋介石日记中也只有零星记载，1919年10月4日记有：“上午往访徐季龙先生，谈耶稣教事约二小时。”
当时革命党人中不乏基督教徒，其影响也日渐增大，蒋介石对基督教有所注意应属正常。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后，适应国民党左转的趋势，其对基督教一度表现出激烈的排斥态度，1926年1月日记记有：“接见美国新闻记者，约谈两小时，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基督教的虚伪。”
不过，这种表态和作为政治人的蒋介石其他表态一样，不必太过当真。
1927年蒋宋结合是蒋介石宗教信仰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宋美龄回忆：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是由于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她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约，我母去世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他起初很也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觉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决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1928年初，蒋介石日记中多有阅读基督教入门书《信仰之意义》的记载。1929年底，读基督教书籍的记载更为集中：
1929年12月11日 看圣经。
1929年12月24日 看耶稣教教人生哲学，甚以人心思乱，毫无定力为忧，惟有宗教以范围之乎！
1929年12月25日 看耶稣影片甚有感觉，其生死如一，始终不渝也。……到岳母家听道。
1929年12月29日 上午会客批阅后，到汤山听岳母讲教义。
1930年，也许是受到蒋介石研究教义行动的鼓舞，宋母开始催促蒋介石入教。蒋介石日记写道：
1930年2月17日 岳母劝我入教甚坚，余以尚未研究彻底，不便冒昧信从。岳母似必欲余入也。
1930年2月21日江长川牧师特由沪来京，岳母与妻室皆劝余受洗礼，余以未明教义对。江劝余以先入教而后必明教义，对余约以三个月研究教义，假我以时间也。余意以救世之旨信耶稣则可，而必以旧约中之礼教令人迷信则不可也。
通过数月的思索、阅读，蒋介石对基督教的了解逐渐加深，并已有加入基督教的意愿：“今日看完新约全书，尚未深加研究。特再看一遍，惟耶教乃救人救世、损己利人为本，当信奉之。”
此时，宋母病重，更为蒋介石最终决定受洗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10月23日，是蒋介石的受洗日。这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晨到上海，谒见岳母病态颇重，其精神远不如上年，心甚忧闷。老人爱婿等于爱子，先慈既弃养，但愿岳母长寿，故受洗礼之心益切，以偿老人之愿，使其心安病痊也。下午请江长川牧师在岳母家，余受洗礼。岳母顿佳，心为之慰。”
可以看得出来，蒋介石受洗，有自愿的成分，也有顺从老人的意思，此时，他对基督教的态度其实还不无保留。受洗次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人欲至今横流已极……欲防微闭邪亦无其道，惟有使人人精神上受一种高尚之信仰，克自诫勉，或足挽救世道人心于万一。而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教义乃为余精神惟一之信仰，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也。”
11月初，在阅读耶稣传记《完人的模范》时，他的感想仍然是有褒有贬：“《完人的模范》一书，译笔甚佳，余对耶稣一生之事业，尤为钦感。至其生前与死后之神话，则可勿论也。”
按照宋美龄的说法，虽然她自幼成长在宗教环境中，但繁琐的仪式并不能完全固化她的信仰，逃避甚至是她常常会想到的方式。应该说，就一般人生成长历程而言，宋美龄的回忆有相当的可信性。因此，当蒋介石表现出其对基督教的兴趣后，蒋、宋的基督教信仰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宋美龄谈到：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重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可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
宋美龄的说法不无参考意义，人们通常都会提到1936年西安事变时的经历对蒋介石的影响，认为这是蒋介石明确把基督教作为自己信仰的开端。从蒋介石、宋美龄有关西安事变的记载看，事变中的经历确实令蒋介石增进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宋美龄描述其赴西安见到蒋介石的情景：
吾夫言曰：“余虽屡嘱君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吾夫屡言，苟利国家，愿以身殉。余告以自彼被困之后，全国民众，忧疑惶急，向所未见；即平日反对其政策者，亦抱同感，祈祷其出险者，遍布全球；稚龄学童，号哭如丧考妣；兵士闻其不讳之误传，竟有自杀者……余复告以感觉劫持彼者已萌悔祸之意，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吾夫述十二日晨经过情形时，感情冲动，不能自持，余即温慰之。出圣诗就其榻畔诵读者有顷，始见其渐入睡乡。
这样的经历对习惯于暗示和神灵庇佑的中国信徒增进信仰自是大有帮助。
不过，结合宋美龄的回忆和蒋介石日记看，蒋介石密切与基督教关系似乎并不完全自西安事变始。受洗后的蒋介石，很快就融入到基督教中。下面的记载很可以提供佐证：
1933年8月7日 基督教之精神，乃为人类之生存与向上而取积极的宗旨也，简言之，以增进世界人类之幸福而已。
1933年10月13日人之必需上帝之种种磨炼，乃临难可无屈挠耳。余等且当视苦难为至宝，如上帝之意忍受之而不懈也。近日对于信念上帝之心益切，乃觉万事皆由上帝在冥冥中为之主宰，吾人惟依其旨意而行，不懈怠，不强速成败生死，听之于天而已，上帝，即天也。
1934年6月13日中国复兴之道，除复兴孔子仁义之哲学外，非提倡基督救世，认定宇宙一元，必有主宰维系于冥冥之中，使国民精神皆有所依归慰藉，得与恶劣污秽之世界奋斗，以自救而救世、救国，其他实无他道也。
1934年6月15日 如先慈在世，与之说明此理，彼当亦信奉基督也。
蒋介石一生，母亲在他心目中具有异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当他为其母设定信仰时，证明基督教于他已非同一般。所以1936年2月，他在日记中会说出：“中国宗教应以耶教代佛教，方可与欧美各民族争平等，而民族精神之发扬与应有德性之恢复亦能得事半功倍之效。”
蒋介石接受基督教，除了人们经常谈到的宋家的影响外，和国民党内尤其是孙中山的宗教信仰状况大有关联。孙中山青年时代，受洗成为基督徒。1896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难，事后，孙中山在给区凤墀的信中谈到被囚时的心情：“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惟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
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数次在演讲中称赞基督教：“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
“此次革命功成，兄弟亦滋愧悚。但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功，乃教会之功。”
基督教在孙中山心目中地位可见一斑。
作为政治人物，孙中山的思想、言论经常处于变化当中。和宗教相比，科学观念在孙中山这里有着更重要的地位，这些和政治态度的变化相结合，就有可能导致其与基督教日渐疏离。1924年他在讲演中谈到自己：
于耶穌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淡薄。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頗感耶穌教之不合伦理，固不安於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予之所信，大倾於进化论……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研究屡次不错，始认定为知识。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
对孙中山的宗教态度，宋庆龄在1966年写给爱泼斯坦的信中曾谈到：
孙中山明确地告诉我，他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他们不是‘伪善者’就是‘受了误导’）。他说这些话是听到我讲，在美国上学时，一到星期天学生们就被赶到教堂去做礼拜，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女舍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他听后开心地大笑着说：“所以我们两个都该进地狱啦！”
宋庆龄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文革的前夜，很难说当时的政治气候对宋会不会有影响，所以她刻意强调了孙中山与基督教的距离。应该说，虽然孙和基督教的关系曾有被夸大的因素，但确也不是空穴来风，正因此，当蒋介石寻求和基督教结合时，孙中山与基督教千丝万缕的关系，成为其良好的精神资源。在徘徊于基督教门前时，蒋介石就不忘以孙中山为自己作出暗示：“上午会客批阅后，往孔宅，与亮畴、庸之听耶教之义。总理亦教徒之一，且伦敦被难时，专心虔祷得免祸害也。”
蒋介石强调孙中山与基督教的关系为自己信奉基督教作出铺垫，充分显示其政治人的特点。蒋介石应该很清楚，他选择信仰基督教势必在中国社会及内部阵营受到政治上的质疑，因此，如何应对这样的声音成为蒋介石考虑的重点。1931年4月，与宋霭龄等长谈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与大姊等谈共产党与基督教之比拟，共产主义实为一宗教，亦可谓之马克斯教，以其含有世界性、无国界者也。耶苏教亦不讲国界，完全以世界为主，盖凡称为宗教者必带有世界性，而且皆排挤他教与其他主义，而以惟我独尊者也。其目的则皆在救人，然而其性质则大有区别。马克斯则以物质为主，是形而下学之哲学，并以恨人为其思想出发点。其所谓救人者，单以工人一阶级为主。至于后进之今日，则一般共党往越趋越下，而以卑劣仇杀为其本分，是其单欲以工人阶级利己主义，以物质诱人深入罪恶也。基督教以博爱救世为主义，今日共产党之惟一大敌，且其以精神感化世人自新。故今日反对共产党者，当以联合基督教共同进行，且基督教乃世界性而不讲国界，故决不为任何一国帝国主义者所利用。共产党指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之工具，吾人不测，亦从而和之，是盲从者也。吾人一思基督教与共产教在中国之损益与祸福及其时期之久暂，则敢断言基督教于中国国民有益而无损，不若共产党为祸之大也，愿国人审慎之。
由于篇幅和精力所限，蒋介石在日记中针对一个问题如此长篇大论地发议论并不多见，这段话应该是其深思熟虑的结果。稍后，蒋介石以此为纲，撰著《主义与宗教之关系》一文，向其部属系统阐释其宗教观念。蒋介石比较了佛、道、基督教、共产主义的特质，认为：“主义与宗教之发生，其动机莫不出于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意识之中。释教之慈悲主义即出于爱与哀者，道教之乐天主义即出于乐与喜者，耶教之博爱主义乃出于爱，而马克思教之共产主义乃全出于恶与怒者。”
由此出发，他强调：
今日世界各派宗教，其比较的近于科学，而具有革命精神，且其人生观念，摩顶放踵，奋斗牺牲，实行其救世主义而最有益于人类者，不能不推耶教为首。至吾人之信仰耶稣教，尤以耶稣教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人格，又有打破黑暗反对阶级之精神也……当此物质思想与精神冲突，邪说纷纭，礼教破坏无余之时，而欲挽救世道人心，使人类之互助与和平，使民族之发展与自由，使国民之立己与立人，牺牲其自私自利之恶习，而愿为世界与人类求生存，以进于大同之世，则对于物质方面当力求其科学之昌明，以破除虚伪之迷信，而对于精神方面，当保持其宗教之精神与人格之所在，勿使一切伦理与道德亦随其虚伪之仪式而破坏无余。故维持世道人心者，对于今日灭绝人类之共产教不得不联合一致而扑灭之。
科学、革命、伦理道德，这就是蒋介石赋予基督教的关键词。虽然这并不一定为基督教本身所拥有，但却是蒋介石需要的特质，蒋试图以此说服他的部下，显示其对基督教的信奉并不违背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并且适足以此与正在对国民党构成重大威胁的共产主义抗衡。然而，蒋介石的这一努力似乎并不怎么成功，其最亲近的部下之一陈诚在家书中留下了对蒋介石文章的观感。4月27日，陈诚在家书中写道：“蒋先生要发表关于宗教的那篇文章，实在使我对于革命前途起了无限的失望和悲观。”
陈还提到，将给蒋介石去信讨论这一问题。两日后，他又在家书中进一步解释其观点：
前日所谈关于耶教问题，每感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实为中国历史所未见。但怎样使这一变动适合民众的需要，使中国社会达到较高度的模型，是全中国人民意志的总汇。目前虽然许多现象是模糊而不清晰，然而一切变动，一个新的社会政治中所蜕化，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视共产主义为共产教，用耶教克服共产教，实在没有必要。同时共产主义决不是共产教，用耶教绝对不能打倒共产主义。耶教在中国根本不能存在，青年信仰不坚确，不能以耶教做中心，可以使之坚确。
基督教在革命党人心目中向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使者，而且也和革命党人打破迷信的信念相左，虽然蒋介石在文章中对此作了解释，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但并不能左右革命党浸润已久的习惯思维，而以宗教代替共产主义作为中国人信仰的想法，更为陈诚所不取。在当时的时代，革命思想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动摇的。
为消解人们对宗教和迷信的疑问，蒋介石强调：“所谓迷信与宗教的信仰不同，前者是信赖鬼神邪术，拿来支配现实的事物；其结果必妨害社会之进化。后者是基于哲理的信仰以为个人精神之超象的寄托，以涵养人类高贵的德性。所以宗教的信仰是应当有并且应当听其自由的；而迷信却是绝对不可有而应当彻底破除的。无论一个地方或整个国家与民族如果不能破除迷信，一定要蒙受莫大的祸害！”
确实，在蒋介石接受基督教之初，他更看重的是宗教里的人性，而非神性，每天的宗教仪式于他而言也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只不过把原来中国式的打坐换成基督教的祷告而已。正是从这一层面言，蒋介石内心对超越意义的灵性的追求，是他接受基督教的重要心理基础。如他自己所说：“基督徒的生活是最满足而丰富的，在物质方面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一切幸福（并不像其他的宗教一般要灭绝一切欲望的）；同时更可以在灵性方面得到永生的快乐。”
随着蒋介石在基督教中浸润时间的延长，宗教中的神性渐渐在他心目中显现力量，尤其西安事变更加深了他的这一印象。因此，在遇到困难时，祷告成为其获得力量的重要源泉，这一点，在三年内战处境艰难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1946年7月14日
今晨三时点起床，祈祷可否剿共问题，得默示“可剿”，乃即下令致函伯陵，决於18月20日之间开始进剿也。
1947年12月25日
天父许我明年圣诞节可消灭山海关以内各省之共匪，并令我不可放弃永吉与长春各要据点，可知天父之意旨，皆今实际与必然之理，凡遵照意者，必皆成功也。
1948年1月6日
子丑祷告时请求天父指示，对美可否决绝表示，连叩三次者，皆示为不可。照常理决策，以为对顽固不灵之政敌，有词可藉，有机可乘，非予以当头一棒，使之有所觉悟不可，而神则再三示为不可。过后半日乃发现余自主观太强，思虑错误处之发现，始信知几惟神，非人所能想及，自后诸事益不敢自是，皆应以神之指示为决定矣。
作为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当蒋介石浸润日深后，他经常会力图从宗教中获得暗示，刻意制造神的意旨，以天意作为支撑自身的精神力量：
1946年1月27日今晨末醒以前得梦扑灭无数之苍蝇，几乎随手可矣，其势甚易，而且蝇畏慑，作不敢逃避之状，此乃今年剿灭赤匪之预兆，伏愿一切荣耀皆得归于我慈悲天父也。
1946年8月31日 梦见岳母宋太夫人扶掖我登梯上楼，此乃剿共成功，国家统一事业上进之兆也。
1946年12月25日
今为圣诞节。四时初醒，回想十年前尚被囚西安情景。五时前起床洗盥毕，祷告读经，查考基督降生时刻甚久……下午三时半举行国大闭幕典礼，此时正十年前余在西安脱险起飞之时，亦云巧矣。若非有上帝在冥冥之中主宰其事，盍能巧合至此。
其实，蒋介石所言的梦境和巧合，和基督教信仰并不完全契合，有其中国民间信仰的成分糅合在内。有意思的是，1948年2月10日农历新年那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昨日默祷五次，每次皆在十分时以上。读旧约四章，耶利米记第四十二至四十五各章，自觉对天父仰赖益切，信心弥笃，本年必蒙更大之恩典与救法，消灭全国共匪统一中国事业，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并无疑问，故未曾占卜也。及至午夜一时与妻共同祷告后乃寝。”蒋介石自称因信赖天父，未曾占卜，其实从此时满布其日记中的失败阴影及当时的战场实况看，更可能的是由于信心衰减，蒋介石已经不敢面对占卜的结果。
从日记中看，蒋介石在新年之际，通常都会占卜，以预测一年的吉凶，而基督教对占卜行为是禁止的。其实，不仅是占卜，蒋介石成为基督教徒后，其对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许多成分并未放弃，诸如堪舆等等，蒋纬国回忆：
父亲不仅会看风水、面相，还会奇门遁甲。有一次，我们两人一起到慈湖，在那之前我们都不曾去过。那天我们开车到慈湖附近，车子靠边停下，我与父亲下车走路，走到慈湖入口，父亲说：“那里面应该有个湖，我们进去看看。”我们走进去一看，里面原来是一个土法开采的小煤矿，已经开采完了，变成一个废坑，外面脏得不得了，都是煤渣，我们走了一圈，父亲就用手指了一指说：“就是这个地方。”我不解地问父亲，父亲就说：“这个地方好，我们下次再来，今天没时间了。”他要我第二天查地图，确定位置，当天夜里我就查了地图，地图上果然有湖的标示，而且后面还有一个湖。
第二次去慈湖时，父亲带了一个罗盘……父亲一方面教我使用中国罗盘，另一方面拿着罗盘对方位，对到一个地方时，父亲说：“就在这。”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慈湖四合院的所在地。
虽然这些并不足以阻止蒋介石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多少使其信仰带上了一些光怪陆离的色彩。而且，蒋介石的整体思想就未尝不有这样的特征，再放大看，转型期的整个中国思想，何尝也不有着多头并进的复杂轨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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