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之后继位的伊丽莎白（Elizabeth,1558-1603年在位）倾向新教。她非常务实，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但她也没有避免统治者通常具有的对权力的贪婪，她甚至操纵议会通过法令，称她为英格兰教会“最高管理者”，使主教制成为英国国教，也就是后来的安立甘教会。教会与社会是否合乎圣经，显然不是她最大的关注。但是，此时在英格兰教会中，加尔文的影响已经逐渐超过了路德的影响。当然，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英国的清教徒神学也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有它自己的特色。主张继续改革教会的宗教异议人士就是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被称为“清教徒”的。这一时期清教徒的代表人物是卡特赖特（Thomas
Cartwright,
1535-1603），他是剑桥大学的神学教授，被称为“英格兰长老制之父”，主张废除大主教、副主教等职，牧师由会众选举，一切教牧人员本质上地位平等。另外就是柏金斯（William
Perkins,
1558-1602），他也是剑桥大学的神学教授，他的作品在当时英格兰的销量和影响甚至超过加尔文。从此在英格兰教会内部，主教制和长老制展开了拉锯战。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剑桥大学的学者基本上都支持长老制。在雅各一世统治时期，剑桥大学甚至被称为“清教徒的巢穴”。可见，清教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来自群众性的盲动，而是始终就有坚强的神学和学术后盾。
伊丽莎白去世之后，苏格兰女王玛丽之子雅各一世继位（James I,
1603-1625在位）
。此君在苏格兰所接受的是长老制教育，但他显然更喜欢由国王控制的主教制来取代以共和和自治为特色的长老制。那时，苏格兰在约翰?诺克斯（John
Knox,
1513-1625）的带领下，已经开始彻底改革教会，废除了罗马天主教在政治和宗教上的专制，建立共和式长老制教会。诺克斯去世之后，安德鲁?梅尔维尔（Andrew
Melvile,
1545-1623）进一步完善了苏格兰的长老制。雅各一世强制在苏格兰推行主教制，苏格兰长老会虽然一再经历挫折，但始终没有屈服。在雅各一世统治期间，一部分清教徒流亡荷兰，其中有著名的清教徒神学家艾姆斯（William
Ames,1576-1633）。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1620年乘“五月花号”横渡大西洋，开创了普利茅斯殖民地。从此以后，清教主义的种子开始在北美扎根，加尔文神学成为北美基督教神学的主流和骨干。
雅各一世之子查理一世（Charles I,
1625-1649年在位）继位后变本加厉，甚至解散国会，并于1637年下令在苏格兰强制实行英格兰主教制礼仪。1638年，苏格兰人奋起反抗，长老宗召开大会，推翻了雅各和查理父子在苏格兰强行建立的主教制。查理派兵镇压。为筹措军费，查理于1640年召开国会，人民代表看到自己中间那些最优秀的人遭遇迫害，早已心怀不满，就趁机纷纷对政治和宗教问题发表异议，主张改革。查理一看大势不妙，就解散了这个“短期国会”。随后苏格兰军队长驱直入，大获全胜。查理不得不求和休战，签约赔款，承认主教制不合乎圣经。历史上最可悲的就是，只有战争和死亡才能使那些肆行专制的人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和有限。查理一世此时不再不可一世，不得不重开国会，这就是1640年11月开始的“长期国会”。在国会中清教徒长老宗人士占据主流，主张议会主权，立即整顿国务，肃清君侧。国王不甘心失去专制性的权力，就组织力量反扑，1642年8月英国内战爆发。
国会领袖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是一位清教徒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建立了著名的清教徒军队――“新模范军”，这支大军是圣徒与英雄的结合，敬畏主权的上帝，憎恨专权的罪人，无条件地相信上帝的预定，无条件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不酗酒，不赌博，尊重私产，尊重妇女，是英格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杰出军队。他们高唱圣经诗篇中的战歌，打败王军，并于1649年公审查理一世，将他判处死刑斩决。克伦威尔一手拿宝剑，一手拿圣经，建立了一个清教徒共和国，他自己担任护国公。克伦威尔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甚至允许犹太人合法地进入英格兰，在会堂中自由敬拜。在克伦威尔统治期间，英国开始成为世界性的强国。
克伦威尔死后，其子理查德己任护国公，但他懦弱无能，国内开始出现无政府状态。保皇党与长老派联合起来，于1660年迎接查理二世复辟，著名的清教徒约翰?欧文也参与了此事。清教徒对查理二世寄予厚望，结果查理二世是个隐蔽的天主教徒，他暗中勾结天主教，倚靠安立甘派，对清教徒大肆压制。其中一项措施就是1662年通过《统一法》（an
Act of Conformity
），要求所有教牧人员都当“毫无虚假地赞同并支持”《公祷书》中所规定的一切。不久，就有2000名牧师觉得自己的良心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他们就被逐出教区，成为“不从国教者”，常常被称为“反国教者”。1664年通过《秘密集会法》（Conventicle
Act），禁止不使用《公祷书》的所有宗教集会。违背这一法案的人受到非常严酷的惩罚。约翰?班扬也是在这段时期坐了十二年的监牢。
查理二世1685年去世，继位的是他儿子雅各二世（James II,
1685-1688在位）。雅各二世想要公开确立天主教为国教，遭到各派的反对。在清教徒支持下，荷兰执政者威廉和玛丽夫妻于1688年11月5日率军在英格兰登陆。威廉是荷兰著名的加尔文主义政治领袖沉默者威廉的后裔，是欧洲抗罗宗抵抗路易十四的带头人。1689年威廉夫妻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君主。1688年“光荣革命”是清教徒在政治上的胜利，确保了国家的宪政自由和基督教的地位。虽然主教制安立甘教会仍然在英格兰保持国教的地位，但1689年的《宽容法案》也使他们的自由得到了相应的保障。从此之后，长达二百余年的清教徒运动在英国告一段落。
威斯敏斯德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腥风血雨中召开的。今日许多教会往往把教会历史上的信条视为儿戏，认为那不过是人手写成的东西，时过境迁，已经没有多大的价值。岂不晓得教会的信条字字句句都凝聚了圣徒的鲜血，是他们用生命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所做出的不朽的见证！会议的全名是“威斯敏斯德宗教会议”（Westminster
Assembly of Divines）。“威斯敏斯德”这一名称取自伦敦的“威斯敏斯德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威斯敏斯德会议就是在威斯敏斯德大教堂内召开的。会议的背景非常复杂，既涉及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冲突，也涉及到国王与国会的冲突，英格兰与苏格兰两个国家之间的恩怨，主教制与长老制之间的冲突，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国立教会与独立教会的关系，国家与教会的关系，等等。长期以来，英格兰国王和安立甘派的主教们狼狈为奸，互相利用，维护自己手中的政治和宗教特权。正如臭名昭著的雅各一世所宣称的那样：“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查理一世所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声称：“没有主教，就没有真正的教会。”因此，“长期国会”的代表达成共识，要废除国王和主教在国家和教会中的专权，建立立宪君主制和代议制政府。
会议如期召开，一开始的时候集中于修改英格兰教会《三十九条信纲》。此时，支持国会的军队与支持国王的军队在战场上失利，英格兰国会派出代表，前往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寻求苏格兰人的帮助。其实，苏格兰人当时已经享有政治和宗教上的自由，与英格兰国会结盟，只有重新卷入战争的风险，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利益。就我们中国人的思路来说，此时的苏格兰人完全可以袖手旁观，置身事外，让这些一直欺负他们的英格兰人鹬蚌相争，然后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但苏格兰人出于对上帝的信心，决定出兵相助，双方签署了著名的《神圣盟约》（the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此盟约首先阐明立约的目的：“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应当在各自所在的地位和呼召上，真诚、踏实、不断地努力在教义、敬拜、劝惩和治理上保守苏格兰宗教改革后的宗教形式，反对我们共同的仇敌；根据上帝的圣言，并参照最好的宗教改革教会，在教义、敬拜、劝惩和治理上改革英格兰和爱尔兰两个王国的宗教；并努力在三个王国内，上帝的众教会在信仰上达至最密切的联结与合一，包括在信仰告白、教会治理形式、敬拜规范与教理问答上。如此。我们，以及我们之后的后裔们，作为弟兄，可以在信心和爱心上共同生活，使主也与喜悦居住在我们中间。”第二款明确表示废除教皇制、主教制和各种与教义和敬虔不符的迷信、异端、分裂和亵渎之举。盟约共有六款，最后以反思自省收尾：“因为这些王国犯了许多罪，招惹上帝的震怒，正如在我们目前的困境、危险及其后果中所显明的那样，我们在上帝和全世界面前承认并宣告，我们诚心诚意地为我们自身的罪，为这些王国的罪而谦卑自己，特别是我们并没有珍惜宝贵无比的福音的恩惠，这本是我们应当珍惜的。我们也没有为福音的纯正和影响而努力工作，行事为人与主不配，这些都是我们中间出现其他诸多罪恶和过犯的原因。我们诚心诚意，代表我们自身，以及其他在我们权力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不管是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中，在我们对上帝和他人所当尽的一切本分中，努力调整我们的生活，人人争先，作真心改革的模范。惟愿如此能使上帝息去祂的震怒，使这些教会和王国能够在真理与和平中坚定不移。这一圣约是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订立的，唯独祂鉴察人心，我们愿意依约而行，因为当末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必在上帝面前交帐，那时个人一切隐秘的意念都要显明出来。我们谦卑地祈求上帝用祂的圣灵坚固我们，祝福我们的愿望，使我们能够顺利前行，使祂的子民化险为夷，使其他那些仍然在敌基督的暴政下呻吟的基督教会得到鼓励，加入同样或类似的联盟和圣约，使上帝得荣耀，使耶稣基督的国度得以拓展，使基督徒王国和共同体得享平安。”
英格兰国会想得到的是政治上的盟友，苏格兰人民想输出的是宗教上的理想。最后他们共同接受的是政治上的结盟和宗教上的联合。
苏格兰差派代表苏格兰教会与国家的专员前往英格兰
，英格兰国会和威斯敏斯德会议都在1643年9月25日正式签署了这一盟约，英格兰国会也特别指定了一个委员会代表英格兰国家，同时还有一个代表牧师的委员会，如此三方组成一个“大委员会（the
Grand
Committee），以后威斯敏斯德会议的进行就是在这个大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的。会议的整个进程开始集中在为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起草一个共同的信仰告白、治理规范、敬拜规范和教理问答上。在会议过程中，主要是长老派与独立派之间的争论，特别是在教会治理的形式上更是有长期的激烈的辩论
。独立派甚至声称，教会的全体会员都必须显出“真正蒙恩的标记，使全会众都相信他们已经重生。”
这种极端的立场用意是好的，想避免教会的混杂，但是并不合乎圣经，在实践中也无法操作。他们的这种立场在后来的北美殖民地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另外，他们竭力反对长老制治理模式，但是当会议请求他们具体列明他们在教会论上的主张时，他们拖延七个月之久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说明，使很多人感到非常气愤。
可以想象，在这样激烈的争论中继续合作，彼此之间都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智慧。
会议首先制定了教会治理规范、公共敬拜规范，采纳了以如斯版本（Rous
version）为基础的《诗篇颂扬》，然后制定了《威斯敏斯德信条》和《威斯敏斯德大教理问答》、《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这些文件的起草几乎是在同时由不同的小组分工进行的，但讨论和通过则有一定的先后顺序。1647年11月9日，《大教理问答》已经完成，最后一个苏格兰专员鲁瑟福在众人的感谢声中起身回国。《小教理问答》于1647年11月25日完成，提交议会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文件记载，苏格兰专员并没有参与这份文件的起草，但信条和大教理问答已经完全把教义界定下来，《小教理问答》不过是用更加简明的形式重申前二者的内容而已，但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还是这份《小教理问答》。尤其是在苏格兰，这份《小教理问答》一直是历代虔诚的长老宗信徒的信经，学者经常引用苏格兰一位牧者的话，说明这份小《教理问答》对于苏格兰人的宗教思想和灵命训练的影响：“现在我已经站了在永恒的边缘上，我年纪越是增加，童年时所学习的《小教理问答》的第一个问答越是在我的心中萦绕，它的意义也越来越完全，越来越深刻：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上帝，以祂为乐，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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