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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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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共和国发展历程为轴线，通过作者孟昭瑞精彩绝伦的摄影作品和珍贵鲜活的回忆文字，立体再现了解放军入城、开国大典、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朝鲜战争、两弹一星发射、“文化大革命”期间八次接见红卫兵、“四人帮”受审、建国二十五周年庆典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点滴；同时，也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及一批知识分子的动人风采。
此书大十六开本，书中三百幅图片分黑白彩色两种，均严格依据原始照片高清印制，近百分之七十为首度公开，（尤其“文革”及
“四人帮”部分），具有极其震撼的视觉效果。其文字内容亦生动翔实，从作者独特的视角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总之，此书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资料价值、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是不可多得的绝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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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孟昭瑞，我国老一代著名摄影家。1930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参军后在华北军区画报社任摄影记者，1949年随军进驻北平后，一直在解放军画报社任摄影记者、研究员、高级记者，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终身特殊津贴。2006年12月被中国摄影家协会评选为突出贡献摄影家。
孟昭瑞参加过平津战役、北平入城式、政协筹备会、新政协会议、开国大典、抗美援朝、两弹一星、文革八次接见红卫兵、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建国三十五周年庆典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采访，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留下了许多珍贵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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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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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军进北平
2 记录新政协
3 置身开国大典
4 在朝鲜战场上
5 蒸腾的蘑菇云 闪亮的星
6 见证非常岁月
7 亲历世纪大审判
8 前进中的祖国
9 名流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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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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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不会想到，1966年春节的相聚对很多当事人来说竟然是与心中敬爱的人永别！
历史不知觉走到了1966年的春节，表面上看似平静的背后，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在我的心中，这一年春节那天是值得永远怀念的。
那是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工农兵的先进代表、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军烈属的先进代表欢聚一堂，等待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不一会儿，大家欣喜地看到，刘少奇主席、宋庆龄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彭真副委员长渐次走来，他们纷纷深情地向大家致意。代表们兴奋地鼓掌。刘少奇豪迈的挥手、宋庆龄儒雅的微笑、周恩来亲切的问候都给在场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谁都不会想到，这次相聚的盛会对很多当事者来说竟然是与心中敬爱的人永别！
就在这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场运动中，彭真、邓小平被打倒，宋庆龄、周恩来也先后陷入极大的困境。刘少奇主席更是遭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
“文化大革命”过去四十多年了，我拍摄的照片上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无论是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国际友人、众多的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还是林彪、江青之流，他们大都已经离开了人间。当年的所谓“轰轰烈烈”的旷世震撼，早已成了昨日云烟。
1981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全党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文革”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段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不应忘却，更不应回避。那是一段值得记取与深刻反思的岁月。
应该说，早在1965年底，“文革”的序幕就拉开了。自1959年退居“二线”之后，毛主席渐渐感到中央第一线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他逐渐得出“
资产阶级司令部”就在高层，“中国的赫鲁晓夫”就在身边的错误判断。毛泽东通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开始着手发动对北京市委的夺权运动。在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十八天后，北京各报刊才陆续转载此文。1966年2月3日，北京市长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会议，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试图将已经开展的批判运动加以适当的约束，限于学术范围之内。毛泽东听取汇报后未表示反对，这个提纲遂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与此同时，时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带领另一拨人马，绕过北京市委，于2月2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二月纪要》）。此《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后，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它反映了毛泽东与《二月提纲》不同的的立场和观点。《二月纪要》认定文艺界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不久，北京市委改组，彭真被撤职审查。
1966年5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得以通过，
此时，毛主席已经做好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前期准备工作。《五·一六通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锋芒直指中共高层，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实质意义上的全面发动。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开幕。毛主席以会议决议的方式，使文化大革命更加合法化和扩大化了。这次全会后，党内矛盾公开化，原来的中央第一线已经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就是所谓“
天下大乱”，“形式大好”的局面。红卫兵运动狂潮和“大串联”席卷全国。
年近七十的周恩来总理不顾个人安危，站在栏杆上亲自维持秩序。他拼命舞动着手臂，要求红卫兵遵守纪律，连嗓子都喊哑了。
从1966年8月中旬开始到11月底的三个多月里，毛泽东主席共检阅了八次红卫兵，人数共计达一千二百多万。“八次接见”后来成了“文革”高潮期最具代表和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这八次接见，次次我都亲身经历并参与采访拍摄，我用我的镜头，给那段非常岁月留下了别样的痕迹。
经过“中央文革”的精心策划，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彪陪伴在毛泽东身侧检阅红卫兵，这也是他当上“第二号人物”后首度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显得神气十足，真是踌躇满志。然而，一时的光鲜并不能永远遮蔽内心的阴暗，人民最终将这位“副统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其实，林彪的权利欲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开始萌动。早在他
1959年当上国防部长，担任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常务副主席之时，他就利用“走捷径”、“个人崇拜”等方式逐渐登上权力高峰。1959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军委扩大会主要是批判彭德怀的所谓右倾错误（会上撤销了彭党内外一切职务）。林彪在全体大会上讲话，以“左”的面貌出现，把彭德怀批得体无完肤。同时，他还在会上过分地颂扬了毛主席和刘主席，称赞刘少奇具有领导党和国家的才能。从那时起，林彪就一步一步地把对毛泽东的正常赞扬转变为一场席卷全国的个人崇拜。林彪曾多次号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泽东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的顶峰。”不久，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即所谓的
“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1962年
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着重清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为进一步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促进国民经济好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毛泽东本人号召大家发扬民主，要求同志们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开出气会”
。可是林彪却在那次大会的讲话中继续制造“个人崇拜”，粉饰已有的错误。他与众不同地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原因时表示：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总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林彪的这个讲话与整个大会的气氛很不协调，在林彪心中，任何情况下都首先要为攀登权力的顶峰而不懈努力。毛泽东后来回顾那一段经济困难的历史时，没有忘记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颇具个性、与众不同的发言。每当毛泽东本人权利和威望有所降低时，林彪都毫不动摇地对毛泽东本人给予支持，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一封信中，充分肯定了林彪的工作，讲到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时，又一次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毛泽东的这一赞扬为林彪推行“个人崇拜”提供了助力。1964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活动中再次赞扬林彪：“四个第一好。我们在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毛主席这样肯定和赞扬林彪的成绩，使林彪认为攀登权力顶峰的时机已到。他一方面继续加劲倡导推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谨慎地窥测着机会，寻找上升的台阶。其结果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受到了毛泽东的重用，在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上了党的“第二号人物”。
8月18日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大批红卫兵代表被邀请登上城楼与领袖近距离接触。由于亲眼见到毛泽东的激动和内心的狂热崇拜，城楼上一度出现较为混乱的局面。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和健康，年近七十的周恩来总理不顾个人安危，站在栏杆上亲自维持秩序。他拼命舞动着手臂，要求红卫兵保持安静，遵守纪律，连嗓子都喊哑了。
当时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的郑维山中将是具体组织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总指挥。他上上下下，跑来跑去，穿梭在天安门、金水桥和广场周围。有时一次接见他要跑下城楼数趟，只要场上人群拥挤或停滞不前时，周总理就叫郑维山赶紧做疏通工作。这次接见，经过天安门的红卫兵直到晚上还没有走完。周总理对郑维山说：“能把解放军的汽车调来吗？叫红卫兵坐在汽车上，过几天继续接见。保证让红卫兵都能看到毛主席，还能按时间接见完。我们要保证毛主席的休息时间。”周恩来为了保证毛泽东的休息，亲自来到天安门广场前去做红卫兵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始终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其间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事务工作，可以说他简直是个“大管理员
”。有时候，他累了，在大殿里休息，吃个包子，喝杯茶水就算是一顿饭。
那天，置身于红卫兵海洋的毛泽东挥舞着帽子，以洪亮的声音向这些年轻人呼号：“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句话后来被写进标语，登上报纸、邮票，作为那个时期最为知名的《毛主席语录》广为传颂。记得北师大附中高三年级学生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一个“红卫兵”袖章。毛泽东欣然接受，以自己的行动表现了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
第一次接见没过多久，8月31日,毛泽东又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了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五十万红卫兵.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乘车乘船吃饭等一切费用全部由政府开设的红卫兵接待站支付，故而前往北京的年轻人络绎不绝。
此次接见除在城楼上外，毛泽东与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乘坐敞篷车检阅了红卫兵队伍。检阅中，毛泽东、林彪、贺龙、叶群、汪东兴乘坐第一辆车，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乘坐第二辆车，邓小平、康生、刘少奇、陈毅乘坐第三辆车，李富春、朱德、陈云和董必武乘坐第四辆车，叶剑英、肖华、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乘坐第四辆车。在这些人中，刘少奇主席的面容最为苦涩；邓小平穿着军装，状态尚可，他频频地向红卫兵和师生们招手致意。
在八次接见中，我印象里这次接见虽然热闹，但相对简单，时间也不太长，很快就过去了。
我手里的这张照片，成了是拿着两把菜刀闹革命，令敌人闻风丧胆，立下赫赫战功的贺龙元帅最后告别天安门的瞬间。
1966年9月15日是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天安门上有数百名红卫兵代表，乱哄哄的，出席接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很多。
那天，我在城楼西侧电梯口等待毛主席的来临，站在这个位置上便于随时拍摄毛主席的活动镜头。上午九时，毛主席穿着绿军装出现了。霎时，城楼上热血沸腾，欢呼声、口号声响彻整个广场上空。记者们都在抢镜头，谁也不让谁；大家一边照一边退，一不小心很容易撞上周围的中央首长。这时，毛主席的前侧方走过来一个小女孩儿，她旁边还有人向毛主席作着介绍。
只见毛主席一边和她握手，一边同她亲切地谈话。身处十分嘈杂的环境中，站在稍远一点儿的我们根本听不清主席讲些什么，只见毛主席还单独同她合了影。许多人都带着羡慕的眼神望着眼前的女孩子。等下来后我才知道，这个小女孩就是闻名全国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她当时才十三岁，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光脚套着一双陈旧的布鞋，显得很是简朴。
检阅开始，就听见林彪在喇叭里对广场大声嚷嚷着：“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他嘶哑的声音在场上飘荡，带着阵阵寒意。以往重大会议的讲稿都是事先拟好，但这次非常不同。当毛主席来到城楼大殿，我看到林彪马上把讲稿拿出来请他审阅。无疑，这次林彪的讲话毛主席十分重视，他反复看了好几遍，并让林彪对其多处修改。林彪坐在毛主席旁边指着讲稿向他解释，毛主席听得十分认真，不时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林彪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当即对讲稿进行修改，周总理也在一旁帮着着他字斟句酌。林彪改罢稿子，又指着改好的地方，请毛主席再次过目。这一系列动作，都被我用照片定格了下来。
毛泽东从上午九时到下午六时大多数时间持续在检阅红卫兵和接见来宾。城楼上，他巍然伫立，凭栏远眺，显得意定神闲。林彪紧随毛泽东行止，挥动着红宝书，飘飘然几乎快没了自我。看着林彪得意忘形的样子，近旁的宋庆龄副主席缄默无语，刘少奇主席更是面容憔悴，苦不堪言。
游行结束的时候，毛主席又回到大殿里休息。江青乘这个机会表示——
“文革小组”的同志想跟主席合张照。于是，在场的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加上周恩来站成一排，请毛泽东站在中间，留下了一张带有历史意义的合影。
在“十年浩劫”的日子里，人们都很敏锐，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的情况特别受社会关注，如若谁的名字没有在报上出现，人们心中就会由此推测他“是否被打倒了”。我在采访的时候并没有注意谁在场谁没有到场。那天晚上，我拍下了贺龙元帅陪同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红卫兵的镜头。事后听说，当天街上宣传车的喇叭里就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还贴出了“贺龙是大土匪”的大字报。应该说，林、江反革命集团当时还在策划打倒贺龙阴谋的过程之中。林彪在那年的8月中旬就指使空军的吴法宪、海军的李作鹏向毛主席诬告了贺龙；但毛泽东没有听信谗言，还专门接见了贺龙，叫他放宽心。毛泽东叮咛贺龙：“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斗狠，能联系群众。”然而，即使如此，贺龙还是没能逃过被打倒被迫害的命运。林、江等人指使走卒将贺龙软禁，贺龙病倒后，甚至连基本的饭水都不提供，病人所需药品也被收走。一代元帅最终于
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 我手里的这张照片，成了拿着两把菜刀闹革命，令敌人闻风丧胆，立下赫赫战功的贺龙元帅最后告别天安门的瞬间。
陶铸发现刘少奇手里没有拿《毛主席语录》，马上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了一本迅速递给他。他们之间没有更多的话语，但多少关怀尽在不言之中。
那个时期，处于困境的早已不止贺龙一人。城楼上出现的一些细节，让我深切地感到特定历史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情谊，这种感受愈到后来愈加深切。
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依次登上城楼检阅，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而我发现，领导人中只有刘少奇主席的手上空空的，他并没有携带《毛主席语录》。这番情形，在城楼上显得非常显眼与突兀。这一细节同时也被在场的陶铸同志敏锐地注意到了！接着就是我亲眼看到的感人一幕——陶铸发现刘主席手里没有拿《毛主席语录》，马上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了一本迅速递给他。他们之间没有更多的言语，但多少关怀尽在不言之中。我当时也不禁为刘主席松了一口气。我没有想到，仅仅半年之后，党内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就被划在刘、邓的行列遭到残酷批判并于1969年11月30日含冤去世，终年只有六十一岁。
陶铸是党和国家的一位卓越领导人，1926年到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同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陶铸同志党内的“第四号人物”的地位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形成的，全会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协助周总理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在岗位上，他尽最大努力抵制了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积极保护了许多老干部和革命群众，贯彻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由于反对林彪、江青之流彻底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的错误举措，陶铸逐渐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窃国的巨大障碍。因此，他惨遭小人暗算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它曾收入学生的课本，至今为许多人耳熟能详。我想，这种风格也就是陶铸同志个人人格的写照吧。
我惊异地发现，欢天喜地的氛围里，周恩来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了愁绪。 他在鼓掌，可那忧郁的表情却挥之不去……
1966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十七周年的纪念日，天安门广场照例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当然，与以往国庆游行不同的是，这天同时也是毛泽东主席第四次检阅红卫兵的日子。那一天，有多达一百五十万的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周围。从城楼俯视，我看到人群的波涛汇集成了无尽的海洋。
如今，历史已经证明了“文革”的失败和错误；但客观地讲，当时我身处其中，所面对的场面是宏大的，可谓气势磅礴。虽然有着多年的拍摄经历，如此壮阔的场景我却并不多见。和所有人一样，我深深融入其中，心潮激荡。
至今我都不会怀疑每一个人在那个时刻迸发出的对党、对毛泽东主席、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
10月1日，“东方红，太阳升”。我早早来到广场，发现清晨的广场上就已经聚集了密密麻麻的人群。虽然人数众多，但秩序井然。红卫兵十分守纪律地坐在城楼下，每人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等待着毛主席的检阅。那真是旗的世界，人的海洋。广场中央竖立着“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巨幅标语，东西两头则摆放着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前，面对着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的依旧是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
庆典开始前，领导人都在城楼休息室内。我看到林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煞有介事地向聂荣臻元帅、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和董必武副主席讲读。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关注的中心。他当时真是念的认真，旁边的人也真是听得入神。
大殿外阳光明媚，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望见周恩来总理，飞快地走过去亲切地拉住他的手，一定要与他合个影。总理欣然同意。此时，我正在旁，给他们拍摄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的肩上。他们在镜头前虽然面带微笑，但显得很是正式。两人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周恩来手拿“红宝书”，李讷臂戴纠察队袖章。所有的细节都表现出他们对毛泽东的忠诚与信赖。拍完他们的合影后，从大殿里出来的林豆豆也走到周恩来身旁要求与总理合影，于是，第二张具有同样含义的照片被拍摄了下来。不知怎么，我感到三个人的笑容有些不同。李讷的笑是灿烂的，林豆豆的笑是含蓄的，而周恩来的笑却显得有些拘谨。
两个女孩子同总理合罢影，又与老革命陈少敏同志合影，三人相互间很是亲切。此后，我再难见陈少敏的身影。1968年10月31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少敏同志为了捍卫正义，与林彪、江青、康生之流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在决定是否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大是大非面前，她坚持真理，不畏强暴，孤身一人，投了唯一的反对票。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铮铮铁骨！陈少敏知道投了这张反对票对她意味着什么，但她没有改变自己的选择。不久，“四人帮”指使“全总”造反派诬陷陈少敏与李先念是刘少奇的黑干将，诬蔑陈少敏和郑位三1946年组织的中原突围同志是“叛徒集团”。为此，她多次遭到造反派围攻，被强行从医院拉到批斗大会会场，遭到了百般侮辱，致使右肩关节脱臼。1969年10月，林彪借“
战略疏散”为名，把多病缠身，半身不遂的陈少敏强行送到罗山县“全总” 五七干校监管。她有病不能治，身体十分虚弱，一度处于病危之中。直到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陈少敏才得以回到北京治病疗养。
庆典开始前，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踱至汉白玉栏杆的旁边，他身后的人并不多。忽然，我惊异地发现，欢天喜地的氛围里，周恩来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了愁绪。他在鼓掌，可那忧郁的表情却挥之不去，那忧郁是如此深广，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立即举起相机，将这一瞬间定格在镜头里。
P23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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