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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首创中国新闻界的“冰点高度”。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特稿精选(2010~2011)。每个人内心都怀有对自由、正义、良知、悲悯……的向往,冰点从诞生之日起,便怀揣真挚的新闻理想,从小人物的生存、情感与心灵出发,努力呈现大时代的浮沉与变迁,并竭力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信仰与价值,给予人们以前行的勇气与力量。
2010~2011年,冰点特稿诞生了许多温暖动人的力作,如《永不抵达的列车》《生命的礼物》《谁来定义英雄》《码头春秋》……这些特稿一经刊发,就引领风气之先,使得万千读者口耳相传、众多网站竞相转载。比如,在7·23动车事故发生后的第4天,哀悼两位罹难学子的特稿《永不抵达的列车》发表,在短短几天时间内便被转发、转载无数,让数以百万计的网友泪湿互联网,成为动车事故报道中无法逾越的标杆,引发了巨大而持久的反响!
“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具体而微的悲伤。”无论社会怎样变幻、岁月如何更替,有一种东西是不变的、千百年来一直存活着,那就是我们从先人身上遗传下来的人性和人情。本书精选出20篇冰点特稿,力图向读者传递冰点一以贯之的价值与追求,带给读者思想深处的激荡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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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给沉默的大多数以温暖、勇气和力量!
在一片纷乱喧嚣中,冰点仿佛一位笃定的观察者,将目光一次次投向大变革中那些普通的小人物,注视他们被时代裹挟的命运,诉说他们微小的愿望与简单的快乐、深深的无奈与绵长的苦痛……
透过冰点所讲述的故事,你能看到自己的同胞——那些老人、那些孩子、那些青年、那些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沉默的大多数——在经历怎样的命运。从关注人的命运出发,冰点一直着力维护许多最基本的价值,比如悲悯、比如同情、比如宽恕、比如正义、比如自由。它让我们相信,这个社会上不是光有丛林法则;它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另一些没被压倒的、也不可能被吞噬的价值。
《永不抵达的列车》精选了20篇中青报2010~2011年最具影响力的冰点特稿,共分为“伤逝”“世相”“家国”三辑。这些文章饱含深情地讲述着普通人不普通的命运,对我们的时代与社会进行着真诚、理性、温和、持久的思考,在引人入胜的同时也发人深省,对读者而言无异于一场畅快淋漓的精神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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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杜涌涛,《中国青年报》副总编,第十届长江韬奋奖获奖者。
徐百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著有《民国那些人》和《民国风度》(《民国那些人》典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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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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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冰点:有温度的故事
第一辑 伤逝
失落的阶级
一个老派共产党人
精神病院里的知青科
最后的铁蹄马
谁来定义英雄
永不抵达的列车
第二辑 世相
码头春秋
柠檬水起义
对抗语文
政治课
最倒霉的家庭
生命的礼物
一个矿工的两重世界
第三辑 家国
为国家让路
别了,土地——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家乡
人民会用脚投票
批评官员的自由
永不消逝的爱情
共产主义大楼
改革深 社会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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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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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阶级》
张猛想做的,是以电影的方式重现那个年代,“讲一个亲情外壳下的、失落的阶级的故事”。在夏夜沈阳的酒桌上,一个48岁的企业家拍着张猛的肩膀说:“开始我没想到我能爱看这片子,可是结果,我看了两遍,太现实了。”
与这座城市里的很多中年人一样,他曾经也是一名工人。然后,“咔嚓一下,下岗了”。就连《钢的琴》里那个像鼓号队一般的草台班子都能勾起他的回忆。那时,厂子里曾经的文艺骨干全出去“干小乐队”了,马路上走几步就能碰见一支。
“你问我那时的人什么感觉,”企业家突然放下酒杯,“突然感到没有组织了,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人们在这个酒桌上想起了十几年前的故事。同在一个厂子的一家成年人全都下岗,年幼的女儿吵着想吃块肉,健壮的父亲想不出一点办法;他磨蹭到猪肉档的前面,狠狠地拽下来一块肉,撒腿就跑。最终他被警察逮捕,入狱改造。
这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故事,那只是当时2818万下岗工人中极其普通的一个父亲。并没有人愿意来记录这些事情。评论者发现,有人在写更为遥远的知青史,却很少有人愿意向10年前回头,看看曾经的下岗工人。
在郭于华和她的同事看来,下岗工人们有着“紊乱的生命历程”。最准确但揪心的定位是“刚生下来就挨饿,该上学就停课,该毕业就下乡,该工作就下岗”。
郭于华察觉到,当时社会上甚至存在着“把这茬人耗过去就算了”的心理。“这些人为整个社会承担了代价,有些遗憾现在已经无法弥补,那就更不应该被忽略和忘记。”她一字一句地说道。
1998年,中央提出“3年搞活国有企业”。如今,吴晓波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起,从这一年开始直到2003年,在这场没有严格规范的产权制度改革中,富豪不断涌现。
可工人们却来不及去感受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新鲜感”。
1993年的广东,“下岗”第一次出现在工人们的字典里,这些工厂曾经的主人公们再也不能与工厂“共存亡”了。在很多城市中,工人与工厂之间的联系像是被一把刀子切开了。按照张猛的说法,人们找不到究竟是在哪一个历史节点上,成批的工人被工厂弃之门外。但很快,2000余万名失业者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当时沈阳市中心的八一公园内,出现了一种最新的职业——“陪谈”。从事这个工作的大多是下岗女工,她们陪公园里的老人谈些“闲磕”,再陪着流点泪,并收取一点费用。有人以烧锅炉和捡破烂为生,一个月只花几十元钱。有人在街上卖芸豆,可一天下来,只挣到了可怜的一角钱。一个49岁的下岗职工扛着一把钳子到马路上等活儿,有时,几天下去,“一分钱都没有”。
《钢的琴》中的陈桂林想要买一架钢琴,这无疑是最最奢侈的行为了。实际上,他只能吹着《三套车》和《步步高》参加红白喜事,换取微薄的收入。
在曾经气派的工人村里,一楼住户的窗户都敞开着,里面陈列着用以出售的食品和小百货,甚至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冬天也是如此。而二楼的住户就硬是从楼上甩下一根电话线来,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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