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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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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夷教研究的领军人物，林悟殊教授深耕中外文化交流史数十年，以扎实考据与国际视野著成此书。聚焦摩尼教、祆教、景教东传华化的核心命题，依托近年新发现的 “霞浦文书”，打破单一宗教定性的思维定式，细致辨析多元信仰元素的融合轨迹。书中既有对三夷教融入中原日常生活的系统梳理，也有对学界既有观点的审慎反思，为探寻丝路夷教的最终归宿提供了全新视角。无论是宗教史研究者、丝路文化爱好者，还是关注文明交融的读者，都能从中领略东西文明对话的深层逻辑，感受学术考据与思想洞见的双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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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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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丝路夷教，佛教传入最早、本土化也最早，在汉唐时期已经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本书所指的丝路东传夷教，主要是指摩尼教、祆教和景教，即三夷教。作者详细论述三夷教如何由外来宗教逐步与本土结合，通过华化，最终走进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近年来福建发现大量与三夷教内容密切相关的“霞浦文书”，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即主要针对“霞浦文书”的文献记载，对三夷教如何华化的问题进行系统追踪，对目前学界的一些说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即不能盲目认定这批文书所反映的宗教内容属于哪一宗教，而是要仔细辨别其中各种宗教因素是如何进入一套信仰与文献系统，从而寻找到丝路夷教经过华化后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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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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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悟 殊 ， 1 9 4 3 年 生 ， 中 山 大 学 历 史 学 系 教 授 ， 著 名 宗 教 史 专 家 。 长 期 从 事 中 外 文 化 交 流 史 研 究 ， 深 耕 摩 尼 教 、 琐 罗 亚 斯 德 教 、 景 教 等 古 代 外 来 宗 教 东 渐 史 ， 兼 及 中 国 民 间 信 仰 海 外 传 播 研 究 ， 学 术 成 果 蜚 声 海 内 外 。 著 有 《 摩 尼 教 及 其 东 渐 》 《 唐 代 景 教 再 研 究 》 《 波 斯 拜 火 教 与 古 代 中 国 》 等 代 表 性 专 著 ， 译 介 《 古 代 摩 尼 教 艺 术 》 等 重 要 学 术 著 作 ， 发 表 论 文 逾 百 篇 ， 以 扎 实 的 文 献 考 据 与 开 阔 的 国 际 视 野 ， 为 相 关 领 域 研 究 奠 定 重 要 基 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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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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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丝路夷教华化归宿 ?
唐篇
一 唐代摩尼教“风”入神名考
二 唐季摩尼僧“呼禄法师”其名其事补说
三 唐代泛海来华之景僧及其本土化之努力
四 唐代景教“净风”考
五 岑仲勉先生唐代三夷教观试诠释 ?
宋篇
一 唐后潜修式明教再思考
二 唐后结社式明教再认识——以北宋“温州明教”为个案
三 “宋摩尼依托道教”考论——纪念陈垣先生诞生 130 周年
四 两宋《五来子》曲与西域摩尼教渊源探—— 纪念选堂先生名作《穆护歌考》发表四十周年
明清篇
一 清代霞浦“灵源法师”考论
二 霞浦林瞪崇拜之我见
三 清代霞浦“灵源教”之“夷数和佛”崇拜
四 霞浦抄本元代天主教赞诗辨释——附《霞浦抄本景教〈吉思咒〉考略》
五 霞浦抄本祆教信息探源——跋《霞浦抄本所见“苏鲁支”史事考释》
六 苏鲁支汉文信息补说
七 霞浦抄本诗偈《下生赞》再解读——兼说《摩尼光佛》非唐宋摩尼经
八 从“末摩尼”到“摩尼光佛” ——兼质疑“明教文佛”之“定谳”
夷偈篇
一 霞浦抄本夷偈《弗里真言》辨释
二 霞浦抄本夷偈《四寂赞》释补
三 霞浦抄本明教“四天王”考辨
四 霞浦抄本夷偈《明使赞》《送佛赞》考释——兼说霞浦抄本与敦煌吐鲁番研究之关系
五 霞浦抄本“赞土地”夷偈二首辨释
六 霞浦抄本夷偈《天女咒》《天地咒》考察
七 霞浦抄本无题夷偈一首考释
八 霞浦抄本赝造夷偈一首考辨——呈《华学》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庆贺专号
附 录
一 张小贵《霞浦抄本所见“苏鲁支”史事考释》
二 霞浦抄本研究之心路历程
图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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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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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抄本研究之心路历程
近几年摩尼教又成为一大热门话题，事缘霞浦摩尼教（明教）田野调查的新发现。余之介入其研究乃有一番心路历程。
2009年2月初，余忽接到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陈进国先生的电子邮件，其惠传霞浦田野调查所得疑似摩尼教石刻照片十七帧，垂询愚见。余不敢表态，缘自从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及所改编的电影、电视连续剧风靡内地以来，媒体时有“惊现明教”什么遗址遗物之类的标 题出现。由于该等“惊现”未经严谨的论证，往往亦就“无疾而终”。陈进国先生未附有相关文献资料，仅凭其所传一些磨损残缺的石刻照片，要判断其宗教属性实属不易。时王媛媛女史亦细察该等照片，提示其中一趺坐佛像有点像晋江草庵的摩尼光佛石雕。不过，余忆1989年初会同福州 专治福建秘密会社的连立昌先生、泉州海交史文博专家李玉昆先生到莆田涵江区，拜谒发现当地明教十六字偈碑刻的陈长城老先生，并一同在当地访古，曾在一小里巷中看到一尊偶像，当地人曰“四洲文佛”，其造型与 该石刻更为相似。
2009 年6月24日，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的黄夏年先生来电，称宗教所一行同人应邀月底到霞浦鉴定新发现的摩尼教遗物，问余或王媛媛博士能否参与。余因健康情况自难从命，而王君适安排月底出博士后站，有关事宜已安排就绪，无从改动，亦成行不了。窃意如果确有新发现，日后去看未迟。
余确信霞浦有重要发现是到了同年7月初，晋江博物馆的粘良图先生 参与了霞浦 6 月底的鉴定会，将会上分发的文件复印惠赐，是为《霞浦县摩尼教（明教）史迹调查报告》，落款：霞浦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 2009 年 5 月 25 日。个中所插入的民间抄本影照、摩尼教术语赫然可见。稍后，海外友人亦传来了陈进国、吴春明二位先生联名提交 2009 年 6 月 9—11 日台湾佛光大学“民间儒教与救世团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题为《论摩尼教的脱夷化和地方化——以福建霞浦县的明教史迹及现存科 仪文本为例》。两相对照，有关的一些影照相同。在业师蔡鸿生先生主导 下，吾等一班研习古代外来宗教的弟子，就这两份最新资料多次进行讨论，初步形成三点看法：其一，调查报告和论文提及的林氏宗谱关于北宋林瞪为明教徒的记载，连立昌老先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便已发现，属依托道教的明教徒，而今复有当地孙氏宗谱佐证，益无疑问。其二，所发现的民间抄本确实包含有摩尼教、明教的词章，十分宝贵；但是否为摩尼教遗经，尚有待更多内容的披露。其三，于其他所谓摩尼教遗址遗物的报道和论证， 我们则不太以为然，有必要目睹实物，现场考察。
王媛媛君办理出站和上岗手续后，有意单身亲赴霞浦考察。不过，粘良图先生提示遗址偏僻，有安全之虞，遂另作筹划。7 月中旬，拟由专治 宗教的何方耀教授领衔，带同王媛媛、张小贵、殷小平、张淑琼四位年轻 同人前往霞浦考察，并拟好考察提纲，通过粘良图先生与霞浦博物馆吴春 明馆长联系，请求吴馆长提供方便，陪同引路，申明食宿车马等一切费用 我们自理，不必当地破费招待。蒙吴馆长热情呼应，遂拟于 8 月 6 日动身 飞福州，然后由当地校友陪同，驱车往霞浦。彼等出发前，余又致函文物出版社总编辑葛承雍先生，希望他能帮助沟通福建省文物局，予以关照，并表示会将考察结果意见向文物局汇报。葛先生得知我们要到霞浦考察，十分支持，一再电话联系福建文物局郑局长，然未果；吴馆长复表示难以陪同，此行遂作罢。事隔两个月，在网上获悉“明教遗物惊现霞浦，列入 2009 年福建十大重大发现”（2009 年 10 月 17 日海都网—海峡都市报）。我们恍然大悟，一切尽在不言中。 吾等无从亲临考察，为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心，余即着手与王媛媛女 史合撰了《泉州草庵遗址明教属性辨识之学理与方法》 ，从学理与方法的角度，阐发前辈学者考实泉州晋江草庵元代明教遗址的经过，庶几作为一个样板，供今日鉴定霞浦明教遗址参考。
2009年9月中旬，陈进国先生将其拟在北大出版社刊发的论文清样《明教的再发现——福建霞浦县摩尼教史迹辨析》传赐，氏文披露了霞浦的 新发现及作者对该等发现物的判断。尔后，该文与林鋆先生联名，改以《明教的新发现——福建霞浦县摩尼教史迹辨析》为题，正式刊载于《不止于艺——中央美院“艺文课堂”名家讲演录》。是文鸿篇巨制，篇幅达几十页，配有实物图照数十帧。就有关霞浦田野调查新发现的研究，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窃以为先驱性文章应推陈、林联名的这篇文章。因为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可确认是次田野调查是由林鋆先生所主导，学术方面具体担纲 者则是该文执笔者陈进国先生。陈氏为民间宗教学家马西沙先生高足，从事宗教人类学研究，又是福建人，受过田野调查的专业训练，于是次的发现厥功至伟。氏文披露的田野调查所获资料是余已读文章中最为全面、翔实、规范者。文中于调查发现物的定性，于霞浦明教的一些基本论断，余虽不尽认同，但顾几年来学术界和官方媒体于霞浦新发现的定性和主流观点，盖源于 此文。当然，此前亦有海外学者以霞浦新发现为主题，在国际摩尼教会议宣读论文并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个中亦包括若干发现物的照片；但毕竟其执 笔者本人并未参与田野调查，只是得到部分调查的资料耳。窃意陈氏手头拥 有丰富的霞浦宝贵文献，但迄今所见正式发表的研究成果，却仅止于上揭与林鋆先生联名发表的雄文；或许正在厚积磨剑，企盼不久即有新著问世，嘉惠学林。
2010年8月中旬，主导是次田野调查的林鋆先生通过葛承雍先生，得悉余的联系方式，令其助手张凤女史将时已整理好的田野调查所得抄本和文物照片传余“审阅”。 林鋆先生复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致余邮件，有云：
听说您是福建泉州林氏后裔，我万分欣慰！从家谱记载看，上万村一世主胵公（林延吉）是唐代孝子林攒公次子，先从莆田—泉州— 福州国光村迁徙至霞浦北洋乡盖竹上万村，我们应该是林氏一脉宗亲， 您有权解读、研究林氏先祖遗留传承下来的文献资料。故我毫无保留 地将目前搜集整理好的全部文献提供给您。请您百忙中抽时间研究这 些资料，还给先祖一个公正的名分和应有的社会地位。希望先祖的这 些资料能为国家和世界摩尼教研究领域做出贡献！同时为我国摩尼教 研究领域提供广阔的研究视野，在世界宗教文化研究领域争得话语权。
林鋆宗长期望与余携手共同彰显先祖业绩之情，溢于言表。考华夏民族向以先祖名垂青史为荣，先祖若有大功于国族、乡梓者，则后代佥津津乐道焉。这一“先祖情结”，成为海外华侨同姓宗亲团结互助的基石。是以，海外华人宗亲会无不以数典不忘祖为圭臬，以弘扬先祖懿德为宗旨， 以先祖嘉言遗训鞭策自己和后代。不意历经数十年的社会变革，霞浦宗亲们仍古风犹存，余不禁肃然起敬！
余在得到霞浦资料照片后，除衷致谢忱外，复请求张凤女史整理一份 介绍林鋆先生事迹及其田野调查缘由经过的资料。张女史遂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发来近二万字的资料，于宗长林鋆先生本人及是次调查的始末有详尽 的介绍。宗长除通过张凤女史与余互通电子邮件外，亦多次来电长谈。由 是，余与宗长虽素未谋面，但作为一介学人，已深为其热衷学术公益事业 的精神所感动。宗长祖籍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为当地民众广为崇拜之大 神林瞪的第 29 代裔孙。其父亲是位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福建乡土文 化熏陶的革命前辈。在他教导下的林鋆宗长热爱乡梓，事业有成，便一意报效乡梓，不吝资财，贡献良多，在家乡口碑颇佳；宗长复有数典不忘祖、 敬奉先人、敦睦亲谊的传统美德。先祖北宋林瞪公坟墓尚存，宗亲拟修祖坟，推宗长主其事。宗长为此读族谱，而获悉先祖林瞪公本是一位明教徒；复据乡亲口传，当地尚健在的陈、谢二位民间法师所藏所用的科仪抄本乃承传自林瞪；而从彼等所存修使用的科仪本中，果见有摩尼教、明教 词章。于是由陈进国先生配合，展开了田野调查，在有关部门协助下，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硕果。
林鋆先生目余为“林氏一脉宗亲”而有权解读研究霞浦发现的文献资料，令余受宠若惊。不过，余倒希望该批新文献资料能早日全面影印公刊，成为学术界之公共资源。至于谁有权解读研究，更不应局限于林氏宗亲。 何况，有功于是次田野调查的人员多有非林氏宗亲者。当然，就学术规矩而言，首先由谁发布该次调查的信息，发布有关发现的照片，以及首先利 用该等资料发表论文，这是另一个问题。据闻由于在这个环节上曾出现瑕疵，引起圈子中的小风波，实有点令人遗憾，吾等遂引之为戒。鉴于吾等既未参与田野调查，亦未目睹所发现的实物，于利用这批新资料发表文章 自多所顾忌。故在收到资料照片多时，只是做一些务虚工作，并由中外关系史专业硕士研究生黄佳欣君检索搜集有关霞浦的地方文献资料 ，为日后正式研究做准备工作。
2010年11月有关学术单位拟以“陈垣与岭南”为题，在中山大学举行学术研讨会，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陈垣先生是中国三夷教研究之导夫先路者，先生筚路蓝缕于前，吾辈亦步亦趋于后。“宋摩尼依托道教”乃先生于中国摩尼教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余遂“借题发挥”，撰文 《“宋摩尼依托道教”考论》，权作先生百卅冥寿纪念。拙文第四节以“霞浦林瞪崇拜——‘宋摩尼依托道教’又一证”立题，征引霞浦林氏宗谱有 关林瞪奉明教的记载，说明林瞪是个依托道教的宋摩尼。为避嫌，文中尽 量不用林鋆宗长所提供的新资料。个中所引宗谱记载，并非拜是次田野调 查所赐，是20世纪80年代连立昌先生所惠示，十多年前余亦曾公开征引过。至于拙文所征有关林瞪的方志资料，则是黄佳欣同学搜索下载的，似比上揭陈文更显完备；该等资料与霞浦新发现亦无直接联系。不过，拙文实际是受陈垣先生“宋摩尼依托道教”的启发，从北宋摩尼教的生态环境，解读霞浦林瞪的身份地位，婉转回应上揭陈文有关林瞪的论述。是文在 10 月定稿后，即传呈宗长审读。
把林瞪定位为“依托道教的宋摩尼”，看来难令宗长满意。其于 10 月 20 日以张凤女史名义发来一个邮件，示知三个问题期余解答。余即于次日复邮，大意如下：
第一个问题，即：“霞浦目前发现的摩尼教（明教）遗存的文物和史料，是否属于林瞪公传承的摩尼教（明教）遗物？”
答曰：“家族保存的法器，必须鉴定年代，如果确属北宋，那当然是瞪公传下来的；但唐代摩尼教未必有如是法器，该等法器更大可能 性是借用道教。如果鉴定结果，并非北宋之物，则说明是后人承继先人时借用道教或当地其他宗教之物。文献资料的一些赞诗，有的很可能传承或仿作自宋代的摩尼经。其他科仪文书等，殆为清代抄本，有些可能传自瞪公，但改朝换代，历经七八百年，究竟被改造了多少， 得有一番艰苦的考证；倒是那些并非传自瞪公的，比较容易甄别。”
第二个问题是：“《兴福祖庆诞科》等资料内所记载的神佛体系、 教义可否确定与远古摩尼教神佛体系、教义相吻合？［自北宋时期摩 尼教（明教）为免于受排斥、与它教结托以自存，具有佛道二教之外 表。然霞浦目前发现的摩尼教（明教）遗存的文物和史料是否仍然为 摩尼教、其二宗三际教义未变？也就是这些资料主题内容是否摩尼教 （明教）内容？］”
答曰：“资料保存一些宋代明教遗迹。”
第三个问题为：“宋代龙首寺（元代改名乐山堂）遗址，现有提 供给您的《兴福祖庆诞科》、《孙氏宗谱》记载、《乐山堂神记》合订本等资料，是否能断定是摩尼教（明教）寺院，或摩尼教（明教）活 动场所（庙宇）？如尚不能充分断定，您认为还需要什么样的史料方能佐证？”
答曰：“从渊源上，乐山堂可能或很可能与摩尼教有关。其是 2006 年才被台风所毁，当时正殿供奉的主神是什么形象，找不到实物，恐怕也可以找到照片；没有照片，凭村民记忆，总也可以画个轮廓出来。”
余上揭的回答自属审慎，与宗长的期望值显有距离。从与宗长的多次通话中，我完全理解宗长的意图。他本意是希望我这个研习摩尼教的宗亲， 能明确肯定先祖林瞪不只是个明教徒，而且是位明教主，是明教史的重要人物；霞浦所发现的抄本就是他传承下来的明教经典，乐山堂就是明教的寺院。但余囿于学识，凭手头所得到的资料，要作出这样的论断甚为踌躇，心有余而力不足。
尔后，在《世界宗教研究》这个权威性学术刊物上，接踵读到元文 琪先生的《福建霞浦摩尼教科仪典籍重大发现论证》 ，樊丽沙、杨富学《霞浦摩尼教文献及其重要性》两篇大作。从二文所披露的霞浦抄本中，显然比我得到的更多。这意味着宗长已另请高明就该批资料进行论证研 究了。拜读上揭两篇论证文章以及杨先生相继的系列力作，尤其是《〈乐 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 、《林瞪及其在中国摩尼教史上的地位》二文，个中所论证观点，盖已完全实现了宗长的意愿。余由是而松了一口气，顿有如释重负之感。
其实，就霞浦新发现的研究，余本来就不堪胜任。缘遗址遗物，须得现场反复考察，辨其特征，更要尽量发掘文献资料以参照，实物和文献互证，始可定论；前辈学者于晋江草庵摩尼教遗址的定性便是吾辈的榜样。至于霞浦抄本，乃私家秘藏，其承传关系更不易理清查实，既要访问当地耆老，更要觅得相关族谱或其他地方文献，以一一印证。余籍非霞浦，不识当地方言，而要进行这类田野调查并非蜻蜓点水就行，几乎得“插队落 户”。余已多次中风，记忆力大为衰退，以迟暮羸弱病躯，焉能堪此重任？ 忆当年研究泉州摩尼教，余能一再到泉州等地穿街走巷，进行田野调查，虽不会讲当地方言，但至少能听得懂；更有当地泉州诸多朋友，尤其海交 史博物馆的同人们热情帮助，提供种种方便；李玉昆先生更是亲如兄弟，一再全程陪同引路。而今已日薄西山，即便发愿到霞浦走马观花，亦唯能 望“马”兴叹耳。
复次，当接到宗长惠赐的霞浦资料照片时，余已正式告别教坛，撤离校区，归隐山麓养老了。由是，该等新资料于余来说，已成“鸡肋”，弃之可惜，欲投入研究则有心无力。由于看到杨先生及其团队连连在网络和学 术刊物发表霞浦研究的大作，遂信该批新资料已在逐步成为公共资源，有 兴趣研究者尽可使用。是以，有意鼓励本专业的年轻同人发挥自身优势，就该批资料另辟新蹊，展开系统深入研究。然考虑到当今高校的评估体制，恐误彼等前程而罢念。缘新资料毕竟是发现于福建霞浦而非广东地区，难就其研究申报立项，而主持研究项目于高校在职教师的晋升至关重要。正在犹豫不决之时，蔡师赐余周有光先生《百岁新稿》以鼓气，劝余进入 “教授后工作站”，维持学术性命；而医者则提示余，云记忆力之衰退乃不 可逆转，若连思维能力亦丧失，则活着犹如行尸走肉。左思右想，为免成家人累赘，最后还是把该批新资料目为治疗老年痴呆症之新药，试行研究。 于是，每日对着电脑，凝视抄本照片，逐字逐句琢磨之，以加速脑动脉血 液之流通。至若有所悟，即录入电脑备忘，积少成多，始慢慢加以梳理，试成单篇论文。疗效如何，则以成文质量为准，质量则以逻辑为重。每篇成文后，则先邮发年轻同人审读把关，请彼等务必留意拙文能否自圆其说， 以资鉴定疗效。
窃以为，霞浦抄本毕竟是民间法师私藏之物，与作为敦煌出洞之珍的写卷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世上流传的“敦煌写卷”，尚且要追溯其承传关系，检验其真伪，遑论该等私家传承的抄本。倘单凭收藏者自称或坊间传说，或单凭个中某些宗教词章就肯定该等抄本为某朝代某人传下的某教经典，未必很稳妥。尽管余自始就有这样的看法，但毕竟自己无从进行田野调查，亦无缘摩挲抄本原件，自感缺乏话语权，是以，不敢轻易表态。就学界定性该等抄本的主流观点，余唯能“纸上谈兵”，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提出某些质疑，期能有助于促进思考，使相关的立论更严谨点。
余试水霞浦抄本研究的文章题为《霞浦科仪本〈下部赞〉诗文辨 异》。〔1〕之所以从《下部赞》切入，自缘余较为熟悉《下部赞》这个敦煌写 卷，于抄本所撷入的该赞诗文特别敏感。据所见霞浦抄本照片，有三个抄本录入敦煌写本摩尼教《下部赞》的诗文，其中备受瞩目的《摩尼光佛》 科册（陈姓法师所藏，以下简称“摩本”）所录最多，凡十二处；另《兴福祖庆诞科》（陈姓法师所藏，以下简称“兴本”），《点灯七层科册》（谢姓法师所藏）亦有之。
陈文及元先生大作之把霞浦抄本定性为摩尼教经典，其中的一个重要 理据就是抄本有《下部赞》的诗文，与《下部赞》一脉相承。余将该等诗文仔细分组，比较各抄本之间异同，细察其与敦煌本之微妙差异，分析产 生差异的原因；遂发现该等抄本所录，除了有明显传抄之误外，更有不谙 教义的笔误，不谙教理之误改者，而历代传承该等科仪本的民间法师在使用时，不识抄本之误，而一直以讹传讹。由是，怀疑制作者和使用该等科 仪本的职业群体未必是明门中人。余复发现三个抄本中，只有摩本全卷式 地选录《下部赞》的诗文，接触过《下部赞》残卷；而其他两个抄本的《下部赞》诗文，沿袭摩本之错讹，不过是直接或间接转录自摩本，其形成 年代自晚于摩本。
同年发表的《明教五佛崇拜补说》，与上文类似，主要是考察陈文所已披露、见于摩本的《五雷子》唱词，论证抄本为规避官府迫害，篡改宋代明教五佛崇拜的内涵，用印度教的那罗延佛取代摩尼教的最高神大明尊，由是推测抄本炮制者不可能是宋代明教徒。余复发现摩本有明人 作品的痕迹，益疑其定型年代自不可能早于明代。
类似这样质疑霞浦抄本定性的文章，还有《霞浦科仪本〈奏教主〉形成年代考》 ，是文选取抄本中《奏教主》这一文检作为个案，考其为清初霞浦民间法师假明门之名，依道教荐亡科仪之格式，参合前代遗存的某些明教信息而制成。至于2014年发表的《京藏摩尼经音译词语考察》一文 ，则以敦煌摩尼教《残经》的音译术语作为参照物，质疑霞浦抄本的 宗教定性。缘霞浦抄本中多有貌似音译的文字者，而该等“音译文字”又 被肯定为源于“摩尼教标志性的帕拉维语” ，由是相关抄本之定性为摩尼教经更显板上钉钉。而考《残经》这一产于武周时代的早期汉译摩尼经，全卷七千余字，不唯未见任何成行成段的音译经文，唯有一些新输入的音 译词语，而且不外十五个耳，盖为不易意译苟不得不音译者。反观上揭 的《摩尼光佛》抄本，可录得八千三百余字，成行成段“音译”文字竟 有九百三十多字，约占可录文字的 12%。因此，若如论者所云，《摩尼光佛》科册乃北宋明教所流行之经典，岂非意味着北宋明教比唐代摩尼教更 具胡味？ 以上诸拙文盖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就该等抄本定性为摩尼教经典及 其产生年代提出疑问，所征引的霞浦新资料很有限，而且多为已公开披露、 圈子人所熟知者，实际还未进入霞浦抄本研究的主题，不过是为正式研究 霞浦新文献预热耳。此外还有一篇与霞浦新资料并无直接联系的“预热” 文章，即与《京藏摩尼经音译词语考察》同年发表的《摩尼教〈下部赞〉 三首音译诗偈辨说》。窃以为要解开霞浦抄本形成之谜，回避不了抄本中 成块的“音译”文字；而解读该等音译文字，则离不开借鉴《下部赞》的三首音译诗偈，故不得不先试啃这块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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