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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6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加大财政投入、普及义务教育，“两基”目标也已顺利完成，县域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基础教育服务在数量上基本满足了人民需要，但基础教育的提质增效一直是各级政府致力实现的目标。本书围绕基础教育服务的提质增效，对解决基础教育服务数量供给充分的同时实现基础教育服务质量的提升提供了理论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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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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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7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13
（一）理论层面 13
（二）现实层面 14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15
（一）研究思路 15
（二）分析框架 17
（三）研究数据 18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章节概述 18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20
（一）创新之处 20
（二）存在的不足 22
第二章 理论回顾
第一节 概念界定 24
第二节 基础教育不平等的理论基础 29
（一）人力资本理论 29
（二）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 30
（三）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 32
（四）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 33
第三节 教育质量的测度方式研究 35
（一）教育质量的测度思路 35
（二）教育质量的测度指标 38
（三）Servqual 模型在教育质量测度中的应用 42
第四节 早期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 48
（一）教育对人力资本的生产效应 48
（二）早期学校教育对家庭教育投资的效应研究 52
第五节 教育质量获取不均等的因素研究 56
（一）家庭经济资本 56
（二）家庭文化资本 57
（三）父母职业阶层 58
（四）家庭结构组成 59
本章小结 60
第三章 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的特征事实
第一节 我国基础教育重大改革及政策梳理 64
（一）“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目标下的基础教育发展（1978—2000 年） 64
（二）“ 规模效益”目标下的基础教育改革（2001—2011 年） 66
（三）“ 公平且有质量”目标下的基础教育改革（2012 年至今） 74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历程梳理 81
第二节 我国基础教育质量：基于Servqual 模型的讨论 84
第三节 我国基础教育质量分布的特征比较 89
本章小结 94
第四章 基础教育质量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第一节 基础教育质量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理论分析 97
第二节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101
（一）模型设定 101
（二）数据说明 102
第三节 基础教育质量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实证结果 106
（一）基准回归分析 106
（二）基础教育质量的相对重要性 117
（三）各质量维度的相对重要性 121
第四节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拓展性分析 124
（一）结构方程模型设定 124
（二）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分析 126
本章小结 135
第五章 基础教育提质增效的效应评估：来自撤点并校的证据
第一节 撤点并校改革的背景介绍 140
（一）撤点并校改革的制度背景 140
（二）改革目标分析 141
（三）改革前后农村基础教育的调整与变化 143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45
第三节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151
（一）实证设计 151
（二）数据说明 154
第四节 撤点并校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实证结果 157
（一）基准回归分析 157
（二）稳健性检验 162
（三）平行趋势检验和动态效应分析 169
第五节 撤点并校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拓展性分析 171
本章小结 174
第六章 基础教育质量获取不均等的影响因素
第一节 获取优质基础教育的家庭决策模型 178
第二节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的群体分布特征 182
第三节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187
（一）模型设定 187
（二）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比较 188
（三）变量说明 189
第四节 基础教育质量获取不均等的影响因素分析 190
（一）基础教育质量获取不均等的影响因素 190
（二）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194
（三）进一步分析 197
本章小结 200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204
第二节 政策建议 207
第三节 研究展望 210
后记 212
参考文献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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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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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经济社会已由高速增长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将“教育强国”排在最前列，凸显了教育在助力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全局性定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人才是第一资源”，人力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支撑。教育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重要途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需要有质量的教育予以保障，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公共教育服务的提质增效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获取显得更为重要。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来，我国各级政府致力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但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2021 年7 月实施的“双减”政策将公共教育改革推上了风口浪尖。政府试图通过行政手段降低市场对“影子教育”的需求空间，以减少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干扰、保障基础教育阶段学龄儿童的教育公平。但课后补习、校外培训之风兴起的背后实则是学生和家长对基础教育提质增效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充分均衡的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必由之路，而基本公共服务的提质增效则是其中的关键之举。公共教育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经过各级政府多年的努力，中国公共教育在投入和产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叠加大学扩招等重大改革，使得公共教育在数量层面的公平可及得到了实质性改善，人民受教育水平随之显著提升，现代教育体系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但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人们对公共教育服务的需求不再囿于供给数量的多少，而是对公共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所有教育层级中，基础教育作为生命历程早期阶段的教育组成，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发展尤为重要，也是各国政府持续重点投入的领域。结合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实践的演进历程，自1986 年以来，中国政府持续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以支持义务教育的全面铺开，不断调整政府间事权责任的划分以实现基础教育的有效供给；继2000 年如期实现“两基”目标后，2007 年县域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也卓有成效；西部地区“两基”攻坚任务的全面完成，标志着全国所有地区学龄儿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权利得到了切实保障。基础教育的供给在数量层面基本满足了人民需要，但如何实现基础教育的提质增效以促进个体能力全面发展、提升人力资本积累质量是目前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已有大量研究证据表明，生命早期阶段有效的学校教育不仅能充分激发个体的认知能力和逻辑思维，还能帮助矫正个体性格缺陷、弥补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那么，如何在解决了基础教育数量供给充分之后实现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急需理论研究的支持。
本书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需要而提出的。围绕基础教育的提质增效，本书将其分解为三个层面的研究问题并尝试分别作出回答：一是如何科学有效地对中国现阶段基础教育质量进行测算？这个问题是刻画中国基础教育现状的基础，是研究基础教育提质增效的前提。通过构建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对现阶段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水平及其分布特征作出评价，能够为各级政府进一步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以促进早期教育获得公平提供决策依据。二是基础教育质量在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发展中作用几何？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直接说明了基础教育提质增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教育质量进行维度分解，不同维度势必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同方面产生差异化影响，为学校层面优化基础教育供给以帮助孩子实现全面发展提供研究依据。从一般意义和改革实践两个层面，构建计量模型评估基础教育质量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有助于为新发展阶段以积累高质量人力资本为目标的基础教育改革提供经验证据。三是分析比较哪些因素会影响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获得并导致学龄儿童基础教育质量获取不均等？立足于现阶段中国基础教育质量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分布特征，识别出影响微观个体基础教育质量获得不均等的决定性因素，从而站在促进人力资本高质量发展的角度，针对基础教育提质增效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为此，本书在梳理已有经典理论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遵循各级政府发布的基础教育质量相关政策文件的指导思想，在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框架内，构建出一个基础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并对现阶段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水平进行量化研究；继对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现状进行刻画后，以新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支撑，从一般意义上细化考察基础教育质量对个体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发展的直接影响，以及基础教育质量在调节家庭背景导致个体能力发展差异中的均衡作用；与此同时，以各级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实施的代表性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评估基础教育提质增效改革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并对以提升基础教育质量为目标的改革成效与不足进行总结归纳。最后，探究影响学龄儿童获取有质量基础教育的各项因素，并对各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比较分析，识别出影响微观层面基础教育质量获取不均等的关键所在。具体研究如下：
（1）在第一章绪论部分，对本书的科学问题进行了明确阐述，并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凝练出本书研究的意义与目标；结合章节内容的安排以及研究方法的选择，呈现了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并对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各章节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梳理；最后与现有研究进行横向比较，归纳出本书可能存在的创新与不足。
（2）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对本书相关的经典理论进行介绍，引用权威、前沿文献资料对本书所关注的三大研究问题进展进行归纳总结。教育质量作为本书一大关键词，对其进行学理研究的前提是对其进行清楚的概念界定，在充分考虑国内外权威组织机构及研究人员的表述后，本章在公共服务质量范畴内，同时考虑教育生产性功能和教育需求方的诉求，对教育质量作出明确界定。考虑到国外对于教育不平等和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起步更早且成果颇丰，第二章围绕研究主题，对人力资本理论、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以及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评价。并针对教育质量的测度方式、早期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以及教育质量获取不均等的因素这三个研究模块，进行研究动态的梳理和归纳，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扎实的理论和文献支撑。
（3）第三章重点在于刻画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的特征事实，并对其分布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基于第二章对教育质量的概念界定，公共服务需求方及使用者的感受与评价在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中的实际作用愈发重要。引入广泛用于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Servqual 模型，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CEPS）2013—2014 年基线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含有形性、可靠性、回应性、保证性和移情性五个维度在内的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将其用于现阶段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的测算。研究结果表明，“后普九时代”中国基础教育确实存在质量不均等的问题，从宏观分布来看，中国基础教育在地区和学校层面均存在着显著的质量差距；在五个质量维度中，亟待解决的质量短板在于保证性不足，相较之下，移情性方面则表现较好。
（4）第四章结合新人力资本的理论主张，有效的早期教育干预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因此基础教育的提质增效极为重要。为了验证这一推断，本章分别从一般意义和改革实践两个层面探究了基础教育质量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具体来说，第四章基于传统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框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基础教育质量及各质量维度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因素及个体特征差异后，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显著积极作用于学龄儿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与个体特征和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相比，基础教育质量的差异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解释学龄儿童在认知能力以及非认知能力的责任感、宜人性、神经质性等方面表现的差距；各个质量维度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具体影响也有所不同；基础教育的提质增效除了能够产生直接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外，还能有效调节家庭背景差异引致的个体能力发展不均等。
（5）本书第五章则从中国政府为实现基础教育优质均衡而实施的改革举措出发，从改革实践层面考察了基础教育提质增效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本章聚焦于农村中小学的“撤点并校”改革，作为中国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实行的代表性改革，自2001 年起在中国农村地区实行的“撤点并校”以优化农村基础教育供给、提升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为目标，对农村人力资本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五章利用“撤点并校”改革力度的地区差异和农村人口出生队列归属的群组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改革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显著提升了受改革影响农村人口的认知能力以及非认知能力的开放性表现，但并不利于其外向性的发展；进一步结合农村个体成年后的表现来看，受改革影响的农村人口能够获得更高的学历成就以及与其学历更为匹配的工作岗位，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具备更强的自主学习意识、坚持阅读的良好习惯，但在人际交往中却稍显力不从心。这一研究发现为基础教育改革实践的效应评价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经验证据。
（6）第六章则关注影响优质基础教育获得的各类因素，致力于从不同维度识别并比较各类因素在导致学龄儿童基础教育质量不均等中的贡献程度，为甄别政策干预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的重难点提供实证依据。本书利用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基础教育质量在家庭层面的分布呈现出与社会阶层一致的分层现象，优质基础教育往往更多被拥有家庭资源优势的学龄儿童获得。家庭生育决策、父母文化程度等成为了影响学龄儿童是否能够获取优质基础教育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家中子女数量会影响家庭资源的分配，学龄儿童在家中是否有同辈竞争者能够最大程度解释其获得基础教育质量的差异；相比于父亲持有高等教育文凭，母亲学历达到高中对孩子获得优质基础教育的影响更为重要。
在本书看来，基础教育的提质增效并不意味着要求每一所学校都达到“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的办学标准，而是要为能力差异化的学龄儿童提供其所需要的以及适配的基础教育服务。通过建立以基础教育需求者为中心，同时考虑基础教育客观供给的综合性质量评价体系，本书认为现阶段中国基础教育提质增效的关键在于提高基础教育的保证性，以及加强对学生个体非认知能力的关注与培养。基础教育的提质增效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消除现实中基础教育资源的分布差异，实现优质基础教育获得的绝对公平，这是不现实的，而是通过对政府的政策干预，调整和优化现有基础教育体系，以实现个体能力的全面发展，进而促进高质量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才是基础教育提质增效的最终目的。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本书为中国基础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参照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方法，秉承《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等文件的指导思想，构建一个以学生和家长为核心的全国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用于定期基础教育质量的追踪评价，助力基础教育实现供给充分向优质均衡的转变。第二，各级政府继续加大基础教育的财政经费投入，争取早日全面消除以各种形式存在的“重点学校”，通过转移支付或财政补贴等方式帮助提高落后或欠发达地区学校的办学条件，以及普通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推进教育质量在地区层面和校级层面的均衡。第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通力配合，加强基础教育阶段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建设，加大对教师教学工作的专业培训和定期考核，保证课堂内的知识按时按量传授到位。第四，各地中小学应加大对学龄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关注和培养，追踪每一个孩子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发展情况并加以诊断，为其综合发展提供针对性的正规指导，通过学校教育实现个体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助力微观层面人力资本积累。第五，国家应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家庭经济条件差距，结合国家生育政策，为多子家庭提供一定的基础教育补助，保障个体基础教育质量的获得公平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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