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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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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妮直指当代社会的集体精神危机：竞争文化如何催生病态人格与虚假自我。她批判性地指出，神经症非个人缺陷，而是文化压迫的产物。本书提供破局之道——通过建立真实联结，重获内在自由。在焦虑蔓延的时代，这本里程碑式著作助你超越虚妄，活出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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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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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霍妮聚焦当代社会的集体心理危机，剖析了神经症人格的典型特征：如过度追求权力、病态依赖或自我退缩，这些均源于资本主义文化对个体的压迫性塑造。她批判传统精神分析忽视社会因素，指出文化价值观（如竞争至上、情感压抑）催生了“虚假自我”，导致人丧失真实需求与健康关系。霍妮主张，唯有通过自我觉察、建立真实联结，才能实现人格整合与成长。本书是20世纪心理学里程碑，将神经症研究从个体延伸至社会层面，为现代心理健康运动奠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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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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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伦·霍妮（1885-1952），德裔美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革命性人物。她挑战弗洛伊德性本能理论，提出神经症源于社会文化压力而非先天本能，创立社会文化精神分析学派。其代表作《直面内心的冲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深刻影响现代心理学，被誉为“现代心理治疗的奠基者”，为理解人性冲突提供全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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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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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001
第二章 探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的原因 016
第三章 焦虑 026
第四章 焦虑和敌意 045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063
第六章 对爱的病态需求 086
第七章 再论对爱的病态需求 100
第八章 获得爱的方式和对冷落的敏感 119
第九章 对权力、名望与财富的追求 131
第十章 病态竞争 156
第十一章 逃避竞争 176
第十二章 病态的犯罪感 200
第十三章 受虐狂问题：病态受苦的意义 230
第十四章 文化与神经症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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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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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更加精准地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①患者，刻画他们的内心冲突、焦虑和痛苦，他们在个人生活以及与其他人交往时遇到的各种障碍。在这本书里，我不会讨论任何一种特殊类型的神经症，而是集中探讨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患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的共同性格结构。
我关注的重点是实际存在的冲突，还有神经症患者为了化解各种冲突而做出的尝试，以及神经症患者各种实际的焦虑和他们为了反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我强调实际处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神经症本质上是童年时期的经验导致的这一观念。然而，与很多精神分析专家不同，我并不赞同片面地关注童年时期，也不赞同将患者之后的各种反应视为早期经验的再现。另外，我还要指出一点，那就是童年时期的经验和患者之后的实际冲突之间的关系，远比许多精神分析专家所认为的要复杂。这些精神分析专家只觉察了简单的因果关系，但实际上，虽然童年时期的经验是神经症的决定性条件，但它们并非导致后来各种心理障碍的唯一原因。
如果我们多关注现实中的精神障碍，就会发现：不仅偶然的个人经验可能导致神经症，我们生活中特殊的文化环境同样会导致神经症。其实，文化环境不仅会增添个人经验的色彩与分量，还会决定经验的特殊形式。比如，一个人的母亲是专断霸道或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这其实是个人的命运，然而研究发现这种类型的母亲的专断霸道或自我牺牲精神，离不开特定的文化环境。而且，正因为有相应的条件，这些经验才会对此人之后的生活产生影响。
只有彻底意识到文化环境会对神经症产生巨大影响，被弗洛伊德视为神经症根源的因素，如生物因素和生理因素等才会回归其次要的地位。唯有掌握大量精确的事实案例，才能考虑这些次要因素的影响。
这一思考方向让我对神经症许多基本的问题有了新的解释。虽然这些解释针对的是不同的问题（比如受虐狂问题、病态需要的内涵、病态的犯罪感的意义等），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认同焦虑对产生病态的性格倾向有着决定性作用。
我的很多解释与弗洛伊德的说法截然不同，有的读者也许会问：这是否真的能称之为精神分析？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你认为精神分析最本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那一整套理论，那我在这里谈到的一切都并不是精神分析。但是，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是某些基本思路，目的是分析无意识过程的影响以及这一过程的表现方式，并且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将这些潜伏的过程提升到意识层面，那么我的理论就属于精神分析。我认为，如果受缚于弗洛伊德的所有理论解释，就会出现一种危险的局面，那就是我们会在所有神经症中发现那些弗洛伊德的理论希望我们发现的东西，这种危险局面是迂腐的、落后的。我认为，进一步巩固弗洛伊德奠定的基础，共同推动精神分析的发展，让精神分析成为一种治疗实践与理论方法的结合，这才是对弗洛伊德作出的伟大成就的一种尊重。
同时，这一说法也回答了读者可能存在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理论是否是一种阿德勒①式的理论。我的理论的确与阿德勒强调过的有些观点类似，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我的理论却是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为基础的。其实，阿德勒的理论就是最好的佐证，它说明：就算是对心理过程具有创造力的洞察，如果只是从单一、片面的方向探索，而不是从弗洛伊德基本的发现出发，也会显得枯燥无味。
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并非要界定我同意或不同意哪些精神分析学家的见解，从整体而言，我只是将争论与辩驳局限于那些我与弗洛伊德在观点上有着重大分歧的问题上。我在这里讨论的，就是我长期对神经症进行精神分析后的心得。如果我一一列举出理论所依据的所有材料，那么这本书就必须包括各种详细的病例，但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概括性地介绍神经症问题，这样一来，就会显得冗余，而且意义也不大。更何况，哪怕没有这些材料，读者也一样能够检验我的结论的正确性。如果他善于观察，只要比较一番我提出的假设和他的实际经验，就能评判我说的一切。
本书语言通俗易懂，为了更有条理、更清晰，我尽可能不过多地探讨细枝末节；同时，我也会尽可能少用专业术语，因为这些术语很容易打断清晰的阅读思路。也许，这会让很多读者，尤其是不懂心理学的人，误以为神经症人格是一个简单易懂的问题。然而，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甚至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要了解，所有的心理问题都是微妙而复杂的，否则最好不要读此书，否则我们会发现自己越读越糊涂，还会因为找不到现成的公式而深感失望。
这本书既适用于感兴趣的外行，又适用于那些整天和神经症病人接触并熟悉书中所提及的各种问题的专业人士。这些人不仅包括神经症专家，也包括教师和社会工作者，还有那些已经意识到心理因素是文化研究重要一环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另外，我希望，对于神经症患者本人，这本书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如果神经症患者不认为心理学是对自己的冒犯，从而排斥它，那么比起那些健康的人，他们能更深刻地体会心理的复杂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仅仅依靠阅读是无法治愈他们的疾病的，也无法让他们摆脱困境。他们阅读的时候，在书中可能更容易看到他人的身影，而非
自己。
借此机会，我想对本书的编辑伊丽莎白·托德女士表示感谢。至于那些我心怀感激的学者，我在书的正文部分已经分别提及。对于弗洛伊德，我非常感谢他，他的研究给我们的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工具；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病人，正因为我们的合作，我才能如此深刻地了解他们。
如今，“神经症”一词早已被随意运用，但是对于它的实际含义，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我们用它来炫耀自己的博学多才，表示不赞成某种行为。过去，我们可能习惯说某人懒散、敏感、贪婪或多疑，而现在可能会直接称他为“神经症”。虽然我们并不了解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是使用这个词时确实是意有所指的，会不自觉地使用一些标准来决定使用这个词的对象。
首先，神经症患者对待事物时的反应和普通人不一样。比如，一个姑娘在公司安于现状，不求上进，不愿意接受更高额的薪酬，也不愿意与上司保持一致的步调，很快就会有人将她归为神经症。再比如，一位艺术家每星期的收入只有30块钱，虽然他只要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就能挣到更多钱，但他却满足于微薄的收入，尽情享受生活；他花许多时间与女人交往，或者沉溺于某些无聊的嗜好之中，我们也会称这种人是神经症。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只熟悉某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鼓励着他们征服世界，超过其他人，获取超出基本的生存需求所需要的金钱。
上述例子说明，我们认定一个人是否是神经症患者，主要是看他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时代公认的行为模式是否相符。如果这个缺乏竞争欲的姑娘生活在普韦布洛印第安文化中，她就是完全正常人的；同样，这位艺术家如果生活在意大利南部一个小村子里，又或者是墨西哥，他也会被视为完全正常的人。因为处于这些环境下的人们都认为，除了满足必不可少的生存需求之外，不应该耗费更大的精力去谋取更多的金钱。如果追溯得更远，我们还会发现，古希腊人认为，为了得到超出自己需要的物质而拼命努力地工作，是一种不值得提倡的生存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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