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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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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宏观思考、微观解析和专题研究三个层面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家对于史传传统、传奇传统、博物传统、方志传统的再次利用与传播，重建中国文学传统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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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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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和《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后，本书继续围绕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展开新的学术探索，是一部具有前沿性和专题性的学术著作。如何重构中国文学传统是新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本书打破了常规的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主张现代与传统交融、中国与西方会通，在宏观的思想文化视域中，聚焦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何在与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的碰撞中，立足本土，创造性地转化中国古代文学（文体）资源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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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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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遇春，文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教育部2016年度青年长江学者。著有《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西部作家精神档案》《新世纪文学微观察》等十余部学术著作和文学评论集。主编多卷本《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近代旧体诗文集萃编》等大型著作或学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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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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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於可训
第一编 在现实与方法之间
是继续“历史化”，还是重建“文学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之争
从“合法性”论争到“合理性”论证——现当代中国旧体诗词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新时代文学的理论特质与创作管窥
人民性表达与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
第二编? 经典的延传与重构
知识分子传奇的叙事转捩——重读张贤亮中篇小说《绿化树》
异托邦叙事中的现代空间焦虑——论贾平凹长篇小说《暂坐》
新历史演义小说文体的生成——论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
重构中国知识分子传奇的叙事传统——从《凤凰琴》到《天行者》
“小说考古”与“考古小说”——刘醒龙长篇小说《听漏》阅读札记
如何赓续中华千年文脉——漫评刘醒龙地理笔记三部曲
第三编? 红色诗歌及其经典化
人民性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
文学史书写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
选本编纂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
“人民史诗”与百年中国红色诗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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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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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长篇小说的经典化无疑是重中之重。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与其他文体相比，长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长篇小说因此被认为是衡量中国当代文学总体成就的标杆性文体。大体而言，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集中涌现了一批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的长篇小说，尽管其经典性在学术界依旧存在争议，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典范依然长存于当代文学史册；再一次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至于新世纪之交，随着80年代作家普遍进入艺术成熟期，他们在逼近世纪末和新世纪来临以后集中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发力，由此掀起了又一次当代长篇小说新高潮。与第一次高潮的经典化难度相比，第二次高潮的经典化难度无疑更大，这主要还不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时间距离所致，而是因为人们对于文学经典化的评判标准始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分歧。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这两次高潮的到来，都与国内兴起的民族化文学思潮有关，甚至可以说，两次高潮都是不同时期民族化文学思潮的产物。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农兵文学”迅即成为当代文学主潮，而“工农兵文学”走的正是“民族化”和“大众化”路径。当代文学的“民族化”要反拨的是现代文学的“西洋化”，而提倡当代文学的“大众化”则在强调“民族化”的前提下进一步反对“精英化”或“贵族化”。这意味着新中国文学的民族化思潮偏向于继承中国本土的大众化或通俗化传统，即俗文学传统，而相应地排斥了中国古代的雅文学传统。这在“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明清通俗长篇小说的传统资源被他们大量征用，由此“革命英雄传奇”作为新的长篇小说文体形态得以确立或定型。可见当代长篇小说第一批经典文本的形成，与当时的民族化文学思潮有着深刻的文体关联。换句话说，当我们评价当代红色长篇小说能否构成“红色经典”时，其实存在一个根本性的评判标准，即民族化的程度，或曰，在何种程度上写出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长篇小说。继续引申下去则是，只有实现了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红色长篇小说，才能置身于“红色经典”之林，才能彰显我们的民族文学特色。
是继续“历史化”，还是重建“文学性”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之争
蓦然回首，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似乎又到了范式转型的时候。是继续坚守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范式，还是选择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范式，这在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困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方向性难题。毋庸讳言，近来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特别是“史料化”趋势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之声，指责“历史化”（“史料化”）导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日渐丧失了与时代和现实的对话能力、日渐失去了文学研究的“文学性”本位，此类声音在各种学术场合可谓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大家开始无比怀念曾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蔚然成风的“文学性”本位研究范式，认为只有找回失去的“文学性”才能拯救当前日益枯燥的“历史化”，让文学研究再次回到文学自身中来。这一切仿佛似曾相识“燕”归来，而“文学性”就是那只归来的燕子。只不过上一次倡导“文学性”的历史参照系是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的政治化研究范式，从而迎来了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范式的高扬，而这一次重建“文学性”研究范式则是为了反拨新世纪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高度“历史化”趋势，其意在于开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与新格局。然而正如西人所言，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文学性”这只归来的燕子这次还能凭借一己之力拯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于既有的学术泥淖之中吗？也许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思路，走出将“历史化”与“文学性”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继而在综合或融合中寻觅新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可能性。
一
当前重建“文学性”研究范式的提出，无疑与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范式的盛行有关。所以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范式，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化”研究范式的历史合法性及其学术流弊。回眸20世纪末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有两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引发了争议性反响：一部是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部是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学界激发的重大反响至今余音不绝。如果说陈著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性”研究范式的产物，重在对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文学性”重读与再评价，展示了“文学性”研究范式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个性化魅力，那么，洪著则在很大程度上开创了新世纪二十多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化”研究范式，旨在回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尤其是回到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的历史现场，通过外部文学环境和文学制度所构筑的文学场域来探寻或解析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文学的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客观冷静得如同学术外科医生的洪子诚，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中以韦勒克（René Welek）所谓的“外部研究”手术刀，将中国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历史构型与话语形态解剖得可谓“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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