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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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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聚焦金融犯罪与金融创新、科技发展的动态互动，系统梳理我国金融犯罪的演变脉络与刑法应对逻辑。全书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关键分界，分为“前修正案时代”“后修正案时代”两大板块，并专门探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金融犯罪。书中收录“e租宝案”“欣泰电气案”等大量典型案例，覆盖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外汇、有价证券、证券犯罪、洗钱罪等内容，详解不同时期犯罪的手段特征、主体演变与危害后果。重点解读《刑法修正案（十一）》在证券犯罪规制、“自洗钱”入罪、非法集资入罪要件调整等方面的突破，深入分析司法认定难点。针对互联网、人工智能催生的P2P非法集资、虚拟货币洗钱等新型犯罪，本书结合案例剖析其技术化、跨域化特征。全书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可为金融监管、司法办案及学术研究提供参考，助力理解金融犯罪的时代演变，筑牢金融市场法治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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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乔远
深圳大学法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深圳大学法学院金融法研究中心轮值主任、深圳大学法律与科技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资本市场学院入库专家，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特聘研究员，深圳市律师协会证券基金期货法律专业委员会专家讲师，东京大学访问学者、非常勤副教授、副研究员。曾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与社会学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兼任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专长于金融犯罪、科技与法律、资本市场、涉外法律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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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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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我国金融犯罪刑法规制的体系嬗变 // 001
003 第一节 金融犯罪相关刑事立法的历史演进轨迹
004 一、制度初创期（1949～1979年）：行政管控主导的规制模式
005 二、体系建构期（1980～1996年）：市场经济催生的规范扩张
006 三、法典化成熟期（1997年至今）：金融创新犯罪的刑法回应
008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十一）》与当今金融犯罪的刑法应对
008 一、证券犯罪领域的新突破
014 二、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入罪要件调整
017 三、洗钱罪的理论突破与实践转向
020 四、针对传统特定风险的犯罪圈限缩
第二章 “前《刑法修正案（十一）》时代”的金融犯罪：重要案例及刑法应对 // 023
026 第一节 直接融资犯罪重点罪名及案例分析
026 一、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036 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044 三、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
050 第二节 间接融资犯罪重点罪名及案例分析
051 一、骗取贷款罪
057 二、贷款诈骗罪
063 第三节 外汇类犯罪
064 一、逃汇罪
071 二、骗购外汇罪
079 第四节 有价证券、金融票证类犯罪
080 一、伪造、变造有价证券、金融票证犯罪
085 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类犯罪
第三章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与金融犯罪：重要案例及刑法应对 // 091
093 第一节 证券犯罪
093 一、欺诈发行证券罪
107 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119 三、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
128 四、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138 五、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144 第二节 洗钱罪
145 一、传统洗钱罪
150 二、自洗钱
第四章 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的金融犯罪：重要案例及刑法应对 // 157
160 第一节 涉网新型金融诈骗犯罪概述
160 一、涉网新型金融诈骗的现状
161 二、涉网新型金融诈骗罪与传统诈骗罪的区别
164 第二节 涉网金融诈骗犯罪案例及分析
165 一、互联网时代我国P2P平台融资模式现状及问题
167 二、P2P平台模式下涉网集资金融诈骗典型案例及分析
172 三、与P2P模式下涉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之区分
178 四、P2P平台模式下涉网集资金融诈骗犯罪量刑情况
179 第三节 其他涉网金融诈骗犯罪典型案例及分析
180 一、直接利用互联网进行虚假融资实施集资诈骗
182 二、新资源配置模式下的互联网金融犯罪
190 三、利用互联网进行外汇交易或虚拟货币交易实施集资诈骗
195 四、互联网股权众筹模式下的融资诈骗
199 五、互联网返利传销模式下的金融集资诈骗
208 六、融合型涉网金融集资诈骗犯罪
209 七、互联网支付方式与涉网新型金融诈骗犯罪
213 第四节 人工智能介入金融犯罪的典型案例及分析
215 一、人工智能介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典型案例及分析
219 二、人工智能介入金融诈骗犯罪典型案例及分析
229 写在完稿之时
233 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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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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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融犯罪作为寄生性现象，其发展轨迹与金融及科技的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互动关系。以货币及货币相关犯罪为例，西汉初期的《二年律令》中便有维护货币发行的相关刑法性规定，“盗铸钱及佐者，弃市”，而当时铸币技术恰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唐代《唐律疏议》将货币犯罪细化为“私铸钱”与“恶钱行用”两类，确立“流三千里”与“徒二年”的差异化量刑标准，构建起以刑罚威慑为核心的古代金融监管体系。而唐代正是铸币技术快速进步的时代，其之前铸币都采取范铸法，唐以后则采取母钱翻砂法，铸币效率大大提升。随着铸币技术的发展，私铸币在民间大范围流传，导致严重的恶钱泛滥和物价上涨。
工业革命催生的现代金融体系使犯罪形态发生根本嬗变。1720年英国的南海泡沫事件标志着证券诈骗犯罪的现代化转型，相关欺诈规模高达当时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0%，其背后重要的原因便是政府债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金融犯罪主要集中在票据诈骗、非法集资犯罪等传统领域，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抬会”事件涉及资金12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0.7%。这与我国当时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相关票据发展水平落后有直接关系。而当下金融犯罪已深度进入金融创新进程，尤其是区块链技术的产生及广泛应用，使跨国洗钱资金转移速度较传统方式有了几何量级的提升，其中，2021年全球虚拟货币洗钱规模达86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30%。
本书认为，目前现代金融犯罪已经越来越体现出三个明显特征：第一，金融创新与犯罪手段呈现同步发展的演进关系。例如，点对点网络借贷（Peer to Peer，P2P）平台系2013年金融创新的重要成果，相关网贷行业爆炸式增长。然而，到2019年系统性清退问题平台累计达6470家，相关犯罪涉案金额超3.2万亿元。又如，随着第三方支付技术的高速发展，相应地也暴露出监管真空。浙江某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金额达4800余亿元。再如，金融衍生品市场中互换（Option）工具应用广泛，2015年某上市公司利用收益互换工具虚增利润1.06万亿元，其犯罪行为涉及证券、期货、资管等多个市场。第二，犯罪主体专业化。现代金融犯罪的背后，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技术+金融+法律”的复合型专业化犯罪集团。例如，2020年的“赵某某等人操纵证券市场案”中，犯罪集团配置量化交易工程师、注册会计师、刑事辩护律师等专业人才，通过算法交易操纵多只股票，非法获利2.5亿余元。第三，危害后果的跨域传导性。金融犯罪本身及其负面影响逐渐突破传统地理边界，实现跨区域，乃至跨境传导。例如，2008~2018年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外金融案件达4450件。又如，海南自贸港离岸金融犯罪呈现新特点，2024年离岸转手买卖规模近200亿美元，涉及原油、铜精矿等大宗商品，可能存在资金池滥用犯罪的风险，涉及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5个离岸司法管辖区。
反观包括刑法应对在内的金融监管，其演进历程与金融犯罪形态变迁也当然地体现出明显的互动关系。改革开放40余年来，这种动态博弈推动着金融法治建设的发展。计划经济时期（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政策，金融活动完全由国家垄断经营，此时的金融犯罪主要表现为贪污挪用等传统经济犯罪，相关的金融监管体系通过主要依靠行政指令、同时运用刑事武器的双重手段维护高度集中的金融秩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金融市场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证券、保险、信托等新兴业态快速崛起，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持续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呈现爆发式增长。这种市场变革直接催生了新型金融犯罪形态，证券内幕交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信用卡诈骗等新的犯罪类型开始出现。为了应对这些新出现的犯罪类型，我国在1995年相继出台了《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在1997年《刑法》中同时也规定了大量相关罪名。这意味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开始从“行政管控”向“法律规制”转型，监管重心逐步向市场主体权益保护倾斜。
进入21世纪后，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加速推进下，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开启了其现代化改革进程。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形成“一行三会”的监管架构。2017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2023年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此过程中，金融犯罪呈现跨境化、网络化、链条化特征，虚拟货币洗钱、P2P非法集资、量化交易操纵等新型金融犯罪持续挑战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监管开始引入相关科技（RegTech）并开始建设大数据监测系统，在这些技术的推动之下，形成了穿透式监管、行为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2017年我国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开始着力构建“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结合的立体化体系。2024年《反洗钱法》的修订和《金融稳定法》立法进程的加速（预计将于2025年制定），体现了我国金融监管及刑法应对从被动防御开始转向主动治理。这种演变轨迹清晰地表明，金融犯罪的形态变化在实质上一直倒逼着监管制度和方法的创新；而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又推动着金融犯罪的刑法应对向着更高层级发展。
具体而言，我国金融犯罪的刑法应对也在经历结构性调整。在立法层面，我国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以强化对洗钱、操纵证券市场等犯罪行为的打击，将私募基金、资产证券化等新兴领域纳入监管视野。通过立法及司法解释等法律文件，一方面，降低某些犯罪的入罪门槛、提升法定刑；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缩小部分犯罪圈并增加从宽情节，以更精准地打击金融犯罪，维护金融秩序。不断出台的指导性案例也为法律的适用提供了具体指引。同时，司法实践中推行“三位一体”的审判机制，着力维护金融安全、创新保护与投资者权益三重价值，展现了司法机关在面对复杂金融犯罪时的严谨态度和专业能力。
本书深入研究金融犯罪的演变历程及刑法之应对变化，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适用为分界点，对“前《刑法修正案（十一）》时代”和《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正后的、被判处相关罪名的典型高发案件进行了分析。同时，考虑到金融诈骗犯罪在我国的发展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并无显著关联，但却是我国金融犯罪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因此将其单列一章，并对相关典型案件进行梳理分析。在“前《刑法修正案（十一）》时代”，直接融资犯罪相关的犯罪，在当时主要为以内幕交易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为主。而间接融资犯罪，除集资诈骗罪外，则以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为主。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外汇类犯罪在我国频发，相关案例及刑法应对能明显体现出我国刑法的与时俱进。此外，早在1979年《刑法》出台时便被刑法纳入规制的有价证券和金融票证类犯罪，也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成为典型高发案件，相关的案件也因此被选取在本书之中。《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后，一系列罪名得到修改，与金融犯罪相关的修改重点集中在两部分：证券犯罪与洗钱罪。在证券犯罪中，本书详细分析了5个罪名：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以及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这几个罪名所涉及的行为既是资本市场证券交易的关键节点，也是《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正的核心。另外，对于洗钱罪而言，《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该罪作出了与国际标准一致的修改，尤其是增加了自洗钱的情形。本书第四章着重讨论了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的金融犯罪问题。事实上，在互联网金融和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大背景下，目前出现的主要刑事案例集中在金融诈骗领域，而金融诈骗领域中，又以非法集资为甚。细究《刑法》，实归二罪，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通过对一系列案例的分析，不难看出，科技发展在犯罪行为中不断变化，而相关刑法应对也随之发生改变。
综观诸案，可知科技日进，奸宄之术亦随之而变，刑律之设，焉能固守成法？希望本书能为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贡献一份力量，也期待能引发更多关于金融犯罪治理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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