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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背书：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加持，代迅、王宁等顶尖学者主创，学术含金量拉满。
创新视角：聚焦中西文论双向互动，构建多元理论模型，填补本土化系统研究空白。
跨界价值：涵盖多流派、跨学科视野，兼具史料价值与现实意义，适配学术研究与人文阅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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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域外文论与中国经验》是《二十世纪域外文论本土化研究丛书》其中一册。该丛书系统深入地研究了20世纪域外文论主要是西方文论本土化的历史进程，采取比较诗学的研究视角，在中外文论的跨文化视野中展开对20世纪发生在中国地域内的中西文论互动关系的研究。以20世纪西方文论中国化和中国文论西化的双向逆行发展为基本逻辑线索，以两种西方文论（在西方的西语西方文论和在中国的汉译西方文论）和两种西化（中国文论在本土的西化和中国文论在异域的西化）为主要框架结构，对20世纪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关系进行整合性研究。旨在理清历史事实，从中国文论现代化、西化和本土化的复杂关系中，提升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诗学结论。
20世纪域外文论曾三次大规模地输入中国。而每一次的性质、特点与方向不尽相同。《域外文论与中国经验》主要聚焦于五四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来文论输入，在注重外国文论传入中国并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更为关注中国经验对西方文论的本土化“改造”，具有鲜明的中国文论主体立场。全书除总序外，共有7章内容，主要论述了西方文论的“东渐”既被动地受外来文化大规模输入的影响，也是中国社会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主动诉求，在此过程中，翻译文论构成了域外文论本土化的主要路径，尤其是在20世纪早期，从日本翻译引入的文论占据了大量份额，是域外文论传入中国的特殊且重要的中介和桥梁。在此基础上，本书论述了域外文论如何在中国获得生存空间和合法性，即中国在接受域外文论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有效的策略和方法，使之融入到中国文论和文学思想中。尽管如此，域外文论的引入与中国文学观念的差异却始终无法完全弥合，因此本书也专章论述了外来经验与本土文学观念的错位。而在域外文论输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文论也在西方进行着本土化，本书指出20世纪中国文论自身也在积极加入世界文学，影响着世界文论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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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代迅，厦门大学二级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比较美学与比较文论研究。
向天渊，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西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外诗歌研究》主编，《诗学》联合主编。兼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持国家级、省部级、中央高校等各类科研项目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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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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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本土动力与外来示范／1
第一节 中国自身的内在需求／1
第二节 外来体制与本土内涵／10
第三节 异域观念的中国理解／20
第二章 文本传递与文本改写／37
第一节 世界文学与翻译文学／38
第二节 民族文学需求与翻译主体选择／44
第三节 汉译世界文学与汉译世界文论／56
第三章 域外文论的日本中介／69
第一节 留日作家与文论输入／70
第二节 话语引进与观念更新／81
第三节 外来观念与本土利用／90
第四节 借道日本与体系建构／100
第四章 接受中的填充与附加／112
第一节 西方小说观念的曲解／113
第二节 境界说的再发明／121
第三节 传统仁学与人道主义／137
第四节 浪漫主义的中国理解／148
第五章 让步折衷与话语重建／168
第一节 重新阐释“诗言志”／169
第二节 中庸之道融汇中西／178
第三节 “为人生”的文学观念／189
第四节 折衷融合的研究方法／215
第六章 外来观念与本土文学的错位／231
第一节 民族文学独特性的理论基石／232
第二节 民族文学性的理论内涵／236
第三节 跨时空旅行的理论误差／241
第四节 民族文学与国家文学／245
第五节 文学的族别性与中国性／250
第六节 国家意志与文化身份／254
第七章 异域中国文论西化的两种途径／261
第一节 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的融合／262
第二节 中国戏曲体系与西方戏剧理论的汇通／266
第三节 世界性的“文学理论”拓荒者／270
第四节 双向阐发与世界主义／274
参考文献／282
后 记／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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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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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现代历史是相互分隔的区域史走向彼此融合的世界史的进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进程。这一历史进程波及全球化的方方面面，对20世纪中国文论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中外文论关系的交汇、冲突与融合，是20世纪中国文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国内文论界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
本丛书以20世纪以来域外文论的本土化为核心，以西方文论中国化和中国文论西化的双向逆行发展为基本逻辑线索，以两种西方文论（在西方的西语西方文论和在中国的汉译西方文论）和两种西化（中国文论在本土的西化和中国文论在异域的西化）为主要框架结构， 对面临以西方文论为主体的域外文论冲击时中国现当代文论的主体性、选择性与创造性展开分析，探索在世界文论版图中我国文论的位置和发展走向。
就本丛书的“20世纪域外文论”概念而言，20世纪进入中国的域外文论是丰富多样的，大体可以划分为东方文论和西方文论，其中东方文论又包括印度文论、日本文论、朝鲜文论、阿拉伯文论等，但是作为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主流文论，大规模进入中国并产生广泛影响， 进而被中国文论加以本土化的，实际上主要是西方文论。其他外来文论以印度文论占据份额相对较多且影响较大，但这些著作的种类和数量其实非常有限，而且内容上也有交叉重复，相较于古代印度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并未对20世纪中国文论的建设产生影响，谈不上进一步的本土化。
本丛书研究的重点不仅仅是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更重要的是中国文论是如何根据自己的理论传统和现实需要，改写这些西方文论并将其纳入自身进而成为中国文论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突出在这个过程中的中国因素。西方文论之所以进入中国并产生广泛影响，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中国文论自身理论建设的需求。在处理西方文论和中国文论的关系时，本丛书主要不是采用“冲击—回应”模式，而是更多地采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模式。我们认为，这种模式更接近中国现当代文论发展的真实历史面貌。
我们还在成果的最后部分延伸了西方世界的东方美学研究和中国文论西化的内容。因为不仅存在20世纪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同时也存在中国文论传播到西方之后的本土化。由于20世纪以来世界文明的重心逐渐从环大西洋区域向环太平洋区域移动，并且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崛起，故而中国文论不仅属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把中国文论注入世界文论之中，能不断拓展中国文论的国际话语权。
西方学者受文化传统、语言和“西方中心主义”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一般难以进入这个领域进行研究。1965年《美学与艺术评论》（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秋季号再次推出“东方美学”（Oriental Aesthetics）专号，该期专号明确传达了这样一种意识：美学学科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局限于西方地域性艺术经验的美学，而是需要将东方美学纳入其中，建立超越西方地域局限、跨越东西方的美学理论。这对于在西方主流学界推动东方美学研究，维持并进一步提升美学学科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陆续出版了“东方与西方”（East-West Issue）专号，广泛涉及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诸多重要问题。其中论及中国文论和中国文艺的并不多，直接论及域外文论中国化的更是没有。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和厄尔·迈纳《比较诗学》均为西方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代表作。但是刘若愚的论述局限于中国古代文论范围，既不涉及20世纪中国文论，也不涉及20世纪中外文论关系。厄尔·迈纳对于中西文论关系的论述并不多，更未涉及20世纪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列文森编的《牛津美学手册》的“比较美学”词条中，部分涉及中国古典美学，但未论述20世纪中国美学，也未涉及20世纪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佛克马和易布思的《20世纪文学理论》注意到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变形，这是西方学界为数极少的涉及西方文论在中国本土化的论述。
格洛登等编的《霍普金斯文学理论与批评指南》设有“中国理论与批评”（Chinese Theory and Criticism）词条，该著这个部分主要是客观叙述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也包括对西方文论的引进，但是重心不在中西文论关系，更不是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本土化。2010年出版的美国权威文艺理论选集《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第二版，收录了李泽厚《美学四讲》中的“形式层与原始积淀”（The Stratification of Form and Primitive Sedimentation）这部分内容。这套文集选录了由古希腊的柏拉图起直至当代的许多文论家的文论，李泽厚是入选的第一位中国学人。这传达出西方主流学界的另一种价值取向，即不同于当今国内学界言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流俗，而是认为中国当代美学的独创性成果有着不同于或胜于中国古代传统的特殊重要意义。
“域外文论”或“外国文论”之类的概念，是随着20世纪以西方文论为主的外国文论大规模传入中国而产生的。由于中国本土文论悠久的历史传统和20世纪传入的西方文论的强势影响，国内的文艺学教研室主要由两部分教师组成，与之相对应的是两个研究领域，即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这样的研究格局直接制约和支配着我们的相关研究。国内学界无论是对中国文论的研究还是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均积累了比较丰厚的成果，达到了比较高的学术水平；而对于中西文论之间模糊而广袤的过渡地带，即中西文论关系，包括经过中国学者选择和过滤的汉译西方文论，国内学界历来较少关注，学科基础较为薄弱。
1958年8月周扬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全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讲话，反对背诵马列主义教条和硬搬外国经验，强调要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反对修正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必须是创造性的，战斗性的，必须同我国的文艺传统和创作实践密切结合”。尽管周扬并未就此做更多的理论展开，也并未点名批评照搬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但其基本指向是明确的，在国内较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理论主张。
与本丛书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从198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现，为我们今天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陈涌在《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几个问题》是较早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该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已经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形势本身和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必然会突出它的一些重要方面，并且在这些方面积累自己的艺术经验，进而丰富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个思路为以后的进一步思考提供了某种启发。
199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逐渐意识到20世纪域外文论本土化丰富的学术实践，积累了大量需要反思和总结的东西，并展开了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文论界的研究主要处于文化普遍主义的范式之中，即强调文论知识的普遍有效性而忽略了民族和地域的特殊性。199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文论主体性意识觉醒，建立具有原创性的中国自主的文论体系，成为世界文论大国是我们的理论诉求。
这个变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国际学术语境来看，冷战格局结束后，民族主义倾向重新抬头，文化冲突日趋剧烈，全球化过程日渐展开，西方中心论已经破碎。从国内学术语境来看，1990年代以来“国学热”升温，要求摆脱对西方模式的追随和模仿状态，建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自主的文论知识体系并自立于世界之林，成为国内学界的一种重要思潮。从学术范式转型来看，西方学界的古典真理观植根于实体论观念，坚信知识的公正、客观和普遍性；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逐渐向意义论哲学转移，差别与多样性更多地唤起了人们的关注，话语的本质被看成是一种建构，学术范式变革所产生的革命性力量逐渐显现。所有这些都推动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界关于文论民族性自主意识的觉醒。
2004年，代迅指出，汉译西方文论作为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被遮蔽在笼统的“西方文论”概念中，长期被忽视而未能得到系统清理，提出“汉译西方文论”概念并认为加以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概念的建立以及相关研究，将会唤起对汉译西方文论自身价值和独立品格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思考。2014年，代迅进一步阐述了相关论点，认为西方美学挟强势文化背景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美学西化无法避免，并因面临西化挑战而激活本土传统的某些方向和侧面。中国美学西化，最主要的是中国美学在中国本土范围内的西化，这是中国美学西化的主流。
中国美学西化不限于中国本土。中国美学传到西方世界之后，也随之改变自己的存在样态，以利于西方学界的理解和接受，这是中国美学在异域的西化。西方美学进入中国之后产生了两种西方美学的分野：一种是存在于西方的西语西方美学，中国人没有也不可能对它进行任何加工和改造，它属于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种则是存在于中国的汉译西方美学，它被中国人过滤和改写，成为中国传统的延伸。西方美学“化中国”和中国美学“化西方”的双向逆行，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并具有不可逆转性。
“关于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近10多年来学术界诚然已经和正在从事若干有意义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全面、系统和集中的研究尚不多见。尤其是对新中国成立后、新时期以来当下西方文论在我国的传播，还缺乏冷静而深入地回头反思，空洞口号较多而具体的扎实研究较少。在此情形下，只有全面、系统和完整地梳理这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性进程，在缜密、细致的事实分析与实例研究基础上重新反思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才有可能推动中国当代文论建设走向新的坦途。”
本丛书的技术路线是，把回应当前国内学界普遍关心而且迫切需要解答的重大学术问题，并澄清相关的混乱认识作为我们的重要学术背景，但不直接介入相关理论论争，而是走历史研究的路子，清理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实。作者团队在使用思辨方法的同时，也注重实证研究方法，较多地借鉴并使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影响研究的方法。本丛书也注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使用，注重考察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中与哲学、文化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复杂关联。
作者团队注重对第一手资料的占有和开掘，近期外文资料往往没有中文译本，团队成员只能自己动手翻译。即使在已有中文译本的情况下，作者团队也尽可能直接对外文资料进行解读。本丛书注重中国问题意识与中国本土语境，把20世纪中国文论重要和紧迫的重大理论问题纳入自己的学术视野，侧重于研究西方文论进入中国理论旅行后发生的变形，以及中国本土文论对西方文论进行的大幅度改写。本丛书除了研究在中国深受欢迎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西方文论流派，也研究在中国不受欢迎、遭到冷遇或拒绝的西方文论流派。这些不受欢迎的西方文论流派由于在中国影响很小或未能产生影响，长期为国内学术界所忽视，但是事实上往往更能展示中国文论在选择和融汇外来文论时的主体性作用。
对20世纪中国文论影响最大的是苏联文论。20世纪中国对苏联经典文论的引进和介绍，远远超过了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介。在苏联文论中，列宁的文论原著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在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年代里，列宁的文艺论著曾经在现当代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丛书因此对苏联文论给予较多关注，包括“苏修”文论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作为内部资料出版的“黄皮书”对中国文论的影响等，这些都是国内学界历来关注甚少的问题，但确实是外来文论本土化的典型案例。
近年来对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关系的反思成为国内学术热点。这种反思主要聚焦于国内主流的汉族文学研究领域，国内学界对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两者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从西方直接移植的民族文学独特性、差异性理论以及文化身份论。这一方面有助于改变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地位，但另一方面也把西方国家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简单类比或直接等同于我国族群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忽视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而产生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共同性，造成了理论阐释的错位。本丛书讨论了外来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本土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缺乏内在必然联系的情况，探索建构能够有效阐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话语体系。
20世纪域外文论的本土化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话语方式的变革。我们过去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对观念范畴等内容性的因素关注较多，而对于话语方式这样一个思维形式的因素则较为忽略。文论话语方式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论问题，其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为哲学话语方式所支配。本丛书因此更多地关注作为理论思维形式而非理论思维内容的话语方式，讨论了中西文论话语方式之间的异同与流动。
中西方之间不仅存在着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同样存在着中国文论在西方的本土化。这个双向本土化的逆行过程，不仅是吸收和改造西方文论以建设中国文论自身的过程，也是中国文论介入并改造正在发展中的世界文论的过程，这两个方面均体现了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主体性更多地体现在前一方面，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论后一方面的主体性正在逐渐提升，其重要性正在逐渐显现。
大致说来，20世纪域外文论曾三次大规模地输入中国。而每一次的性质、特点与方向不尽相同。20世纪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来文论输入是在五四时期，这一次是以当时最先进的欧洲文论为主。五四时期这次外来文论输入的主要特点是从近代欧洲文论逐渐转向俄苏文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外来文论输入。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文论被我们奉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典范，大规模地引入和学习。与此同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资源及学术动态，则基本未能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新时期以来，外来文论输入的重心是20世纪西方文论，即西欧和北美文论。与此同时，我们历来更为熟悉的西方古典文论包括19世纪西方文论，仍然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并在我国文论建设中发挥着影响。
20世纪域外文论的引进，纷繁复杂，形形色色，大致说来是依据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和实际需要，沿着政治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两个方向展开的。由于近百年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与剧烈的社会动荡，我们对文艺政治功利性的要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文艺必须有助于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现实社会政治问题，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近百年西方文论输入中国的主流和基本理论走向。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我们引入的西方文论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论；从国别看，应是俄苏文论对我们影响最大；从理论内容看，以社会政治功利性为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流地位的确立，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成果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诞生。这的确是近百年中国的现实需要与中国固有的文论传统使然。
20世纪西语西方文论的多元话语，本质上是不同的学术范式。生态批评研究的是文学与环境的关系，女权主义批评聚焦于性别视野，后殖民批评关注的是文化殖民，不同的学术范式之间往往不可比较并且处于激烈竞争之中。1970年代末中国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中国学界所处的环境尽管更为宽容和更富弹性，但是也并非向所有的西语西方文论同等开放，仅仅是有所调整和修正，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主导的总体框架和基本面貌，并未发生实质性变革。在20世纪涌入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西方文论中，居于汉译西方文论版图中心的，主要还是和马克思主义文论有着学术亲缘关系或是相通相近的西方文论，这类文论更容易受到欢迎并为我们所接受。这主要是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阿多诺、哈贝马斯、萨特、伊格尔顿、詹明信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包括福柯、法农、赛义德等左翼或受左翼影响的文论，以及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论如斯托洛维奇、鲍列夫、卡冈等人的文论。
相反，那些和马克思主义文论或中国文论传统的学术范式相距较远、具有较强的文化异质性的西方文论，仍然位于汉译西方文论的边缘地带，甚至被拒斥在外。由于我们长期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加之时过境迁，同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论谱系的第二国际领导人的文艺思想难以引起我们的兴趣。中世纪文论的神学性质，使之带有强烈的文化异质性色彩，只能居于汉译西方文论的边缘地带。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怪异恋（queer）文论由于迥异于我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和主流价值取向，始终受到我们的冷待和拒斥。分析美学、结构主义文论等由于具有较强的自然科学色彩，和中国文论传统范式相距较远，也难以引起国内学界的共鸣。
王国维是近百年中国引入西方审美主义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展示了国内学界吸收西方文论并加以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朱光潜是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的一个重要代表。在近百年中国文艺思想史上，他是极为少见的系统介绍西方美学及文艺思想的学者。钱锺书是20世纪中国纯学术的一位重要代表。他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超越了当时流行的庸俗社会学观点而成为20世纪中国的学术巨匠。李泽厚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审美主义话语的重要代表。他的美学对1980年代的中国文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扭转文论向社会功利主义过度倾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审美主义话语在近百年中国是一种非主流理论，在以突出文艺功利为特色的主流理论话语权力的不断膨胀和挤压下居于边缘一隅。
在20世纪域外文论的引进以及本土化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西方文论是一个复杂概念，涉及欧陆与英美等不同的地区，历史跨度很大，语种不同，文化有异，而我们在译介中往往追随热点问题，对西方文论缺乏深入细致的理解，没有充分考虑到西方文论内部的差别，译文质量参差不齐，原版著作引进不足。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20世纪域外文论（主要是西方文论）本土化向着更为深广的方向发展。
20世纪输入中国的域外文论，主要是西方文论。这使得我们的域外文论的输入及其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均受到某种局限，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文论被我们忽略了。我们需要向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文论拓展。我们有必要积极拓展亚洲、非洲等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文论，因为它们同属于弱势文论，它们和西方文论的关系与中西文论关系有相通相近之处。我们可以从它们和西方文论的关系中总结其成败得失以资借鉴，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它们的民族文论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需要特别注重东方文化内部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论研究。这对亚洲国家来说尤为必要，因为亚洲国家众多、宗教多样、文化各异、语言不同、差别显著。就地理范围而言，亚洲可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就文化圈而言，至少有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东亚文化，其复杂程度远胜于欧洲。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西方文论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对其他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文论关注不够、知之不多。尽管我国就非西方后发展国家文论的研究而言，也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状态，对于印度文论、日本文论的关注相对多一些，但是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仍然非常薄弱。这种极不均衡的研究格局亟待改变。
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过程不宜简单地等同于西化的过程，而是吸收了包括西方文论在内的域外文论并将其本土化的过程，是在中国文论现代化过程中积累中国经验、创立中国模式的过程。20世纪中国文论新传统包含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所没有的中国文论现代性经验，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20世纪域外文论（主要是西方文论）的本土化是20世纪中国文论现代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新的研究方向，把中西文论之间广阔的模糊和过渡地带，即中西文论关系研究，提升为与中国文论研究、西方文论研究并列的分支学科，将有可能引发我国文论研究总体格局的某种变动，成为我国文论体系创新的一个重要生长点。从更广阔的学术语境来看，20世纪域外文论本土化的中国经验，对推动21世纪中国文论正确应对域外文论的挑战，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世界文论的发展贡献中国文论独特的现代性经验，对其他后发展国家的弱势文论应对外来强势文论的挑战，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现代民族文论体系，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都具有普遍的范式意义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代 迅
2025年6月3日
《域外文论与中国经验》精彩文摘
林纾的翻译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用文言文来翻译域外文学作品以适应中国文学传统及其语境。文言作为古代中国正式的书面语言，是中国民族文学的传统创作语言。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以文言文进行文学创作才是正统，白话文则被排斥在中国主流文学之外。作为桐城派古文家的林纾长于用优美典雅的文言文进行翻译，使其译作呈现出一种与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学相契合的文风或气派，译作成为一部被民族文学重新书写过的世界文学作品。如果不结合这些翻译小说的内容，仅从语言和用语习惯来看，甚至难以分辨这到底是本土文学作品还是域外文学作品。这极大地提高了中国读者对翻译文学的接受度，也极大地提高了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格局中的地位。
胡缨（Hu Ying ，音译——引者注）指出，古文不仅是写作风格，更是一种文学理念。对于古文运动的支持者而言，“文”是载体，用来承载“道”，因此，文本内涵比僵硬的文本书写范式更加重要。林纾将这一理念带到了翻译中。在林纾的观念中，文学不仅仅是文字，更是“强有力的‘文’——一种承载道德哲学重量的媒介，一种可以被追溯到文明源头因而
饱含力量的媒介”。包括林纾在内的当时的不少译者，追求通过翻译向读者传递译者所重视的一些理念，而非准确复述原始文本内容。“林纾在翻译文本时，为了突出作品的思想和增强可读性，在翻译作品里经常使用增补和删减的手段，为了体现出自己所关注的重点，或将自然环境和心理环境描写删去。”
其实在当时中国翻译界，这种做法并非林纾所独有，而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林纾所处时代的中国，“那时，一般翻译一部作品，连作者名字都不注出，任意改换人名地名的触处皆是，随便删改原文的也十分大胆”。这种带有明显民族文学烙印的翻译方式，和扎戈斯金对于阿拉斯加文学的翻译一样，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原始文本内涵。这导致不同文化间原有的差异被忽视了，原始文本中的思想内涵被改变了，翻译后的文本不再是纯粹的外来文学作品，而是呈现出一种民族文学和外来文学相互杂糅的，带有强烈本土文化色彩的混合状态。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林纾所翻译的一系列带有“孝”字题目的西方小说。比如将比利时恩海贡斯翁士著的《贫穷的贵族》译为《孝友镜》，将狄更斯著的《老古玩店》译为《孝女耐儿传》，将哈葛德著的《蒙特祖玛的女儿》译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通过强调原始文本中本来鲜有人关注，甚至和主题并无直接联系的“孝”的相关内容，林纾成功地将外国文本和中国传统道德体系联系了起来，并使得这些域外文学作品与中国一些传统文学作品在道德哲学上保持了一致性，即以文学来宣扬忠孝礼义等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所认为的优秀品质，为中国读者建构了一个带有明显中国色调的世界文学景观。
通过这些方式和手段，林纾的确使这些域外文学作品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能更好地发挥林纾希望这些作品起到的社会政治作用，但是作品原有内涵却在不同程度上悄然改变。当中国读者通过林纾的翻译接触域外文学作品时，他们实际上接触的并不是域外文学作品本身，而是在翻译过程中已经被中国民族文学所改造加工过的域外文学作品。由这些翻译过的域外文学作品所组成的世界文学，实际上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国文学本土化了。这些有选择地翻译并做过本土化处理的，甚至以中国人的观念进行批评阐释的文学作品，实际上已经产生了既不完全属于西方也不完全属于中国，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新的文学系统，即汉译西方文学，这就是中国读者所认知的世界文学。
在中国读者与世界文学建立联系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等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通过林纾这样的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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