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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l 一部关于气候危机与人类自救的震撼启示录，作者彼得?斯托特作为IPCC核心科学家、气候归因学奠基人，以亲历者视角，权威揭秘25年坚持“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抗争历程的，提供科学“战壕”内部的一手资料。内容完整真实，涵盖IPCC报告编写、气候门事件、国际谈判等关键节点。
l 采用调查式叙事以及“科学研究+政治斗争”双线视角，悬念迭起，像侦探破案般展现科学家从数据中探寻气候真相的过程。揭露气候学家遭受利益集团资助的否认者攻击的经历，书中“气候门”、政治交易等情节ji具张力。
l 推动公众形成气候共识，揭露了既得利益集团操纵信息的手段，帮助读者培养批判性思维；总结反气候谣言的具体策略与沟通经验，为公众科普、环保行动、政策制定提供可落地的方法论。
l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孔锋担纲翻译，英国知名科普作家、《寻找薛定谔的猫》作者约翰?格里宾，伦敦大学学院地球系统科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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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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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的温度》是气候科学家彼得?斯托特的重磅纪实作品，作为IPCC核心成员、气候归因学奠基人，他以25年亲历者视角，揭秘气候科学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从IPCC报告编写的严谨论证，到“气候门”事件中科学家遭受的恶意攻击，再到极/端热浪等灾害与人类活动的归因关联，用数据与叙事双线还原“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科学真相。书中不仅揭露化石燃料集团操纵舆论、政治力量掣肘气候行动的手段，更记录了科学家们在压力下坚守科学底线的历程，同时总结了反气候谣言的沟通策略。本书既是一部气候危机的警示录，也是公众培养批判性思维、参与气候自救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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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彼得·斯托特
[if !supportLists]l [endif]气候科学家。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气候变化检测归因学教授，英国气象局哈德利科学与服务中心归因科学研究员。
[if !supportLists]l [endif]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研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2007年IPCC发布的第四次气候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IPCC于2007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if !supportLists]l [endif]在气候变化检测与归因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在《自然》《科学》等杂志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论文shou次将单个极/端天气事件——2003年致7万余人死亡的欧洲毁灭性热浪，与气候变化关联。
[if !supportLists]l [endif]长期关注气候科学传播，认为向公众传播气候科学发现至关重要。
[译者简介]
孔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本科、自然灾害学博士（师从史培军教授），曾任职于中国气象局发展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应急管理、风险治理与综合减灾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兼任全国研究生教育评估监测专家库专家、中国科协决策咨询专家等多项社会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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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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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气候变化，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孔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言 “温度”与“谎言”揭开气候变化否定论的真相
01 气候变化特征识别
——科学归因从这里开始
02 对抗气候变化否定论
——科学与政治的碰撞
03 强化科学依据
——探寻气候变化成因的新方法
04 受权力掣肘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跨国质问
05 置身于险境
——气候灾难的代价
06 得出关键结论
——全球气候变暖的责任在于人类
07 舆论裁决场
——对科学共识的挑战
08 被盗取的电子邮件
——气候门事件与科学反击
09 高温、洪水与绝望
——气候灾害进一步升级
10 虚假平衡
——媒体与否定论的陷阱
11 民众之力
——公民气候运动的崛起
12 变局将至
——气候变革的必然
后记 拯救地球，我们必须击败那些为利益而编造的谎言
致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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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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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孔 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气候变化已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议题，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经济以及地球的未来。然而，在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的道路上，却存在着一股持气候变化否定论的阻碍势力。本书就像一把利刃，精准地剖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种种复杂因素，为我们呈现了一段鲜为人知却又至关重要的历史。
当我翻开本书英文原版的那一刻，便被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所吸引。它不仅是一部反驳气候变化否定论的学术著作，更是一本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科普读物，能够帮助广大读者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增强对气候变化否定论的辨别能力，从而更积极地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来。读完以后，我迫切想要将其翻译成中文。
作为一名在大学从事气候变化、防灾减灾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我每天都在与气候变化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议题打交道。多年来，我见证了气候变化给全球生态、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也目睹了科学界为揭示气候变化真相付出的不懈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否定论如同一个顽固的毒瘤，不仅阻碍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更影响了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正确认知，进而干扰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在教学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我常常会遇到学生、朋友、同事等对气候变化问题抱有困惑和疑问的态度。有些人甚至受到一些不实信息的误导，对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和紧迫性产生了怀疑。这让我深感忧虑，但也让我更加坚定了传播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纠正错误观念的决心。然而，要想彻底消除气候变化否定论的影响，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我需要更多的资源和工具，帮助学生和公众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全貌，以及气候变化否定论背后的真相。
回顾翻译本书这段心路历程，我感慨万千。我深知，翻译本书只是我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一件小事，但我相信，只要每个人从自己做起，为推动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气候变化否定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
《谎言的温度》这本书围绕抗击气候变化否定论展开，以生动的笔触和翔实的资料，全景式地为读者揭示出在气候变化这一严肃科学问题背后，存在着激烈的思想交锋和利益博弈。作者彼得·斯托特深入挖掘了气候变化否定论的起源、发展及其背后的推动力量，让我们看到，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出于经济利益、政治立场等原因，不惜歪曲科学事实，误导公众舆论，试图阻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书中不仅详细描述了科学家们为揭示气候变化的真相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还展现了他们在面对气候变化否定论者攻击时的坚定信念和不屈精神。
从对气候数据的严谨分析，到科研成果的不断突破，科学家们始终坚守着科学的底线，用事实和证据说话。同时，作者也关注到了媒体在这场争论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部分媒体为了追求眼球效应或受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响，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片面甚至错误的报道，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困惑和误解。
此外，书中还描绘了国际政治舞台上围绕气候变化议题展开的各种博弈。不同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和行动实施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议。一些国家在气候变化否定论的影响下，对减排等应对措施持消极态度，这无疑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通过对这些方面的深入探讨，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抗击气候变化否定论的全景图，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
当今世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如大暴雨、干旱、飓风、极端高温等，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威胁着沿海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影响了整个地球的生态服务功能。此外，气候变化还对农业、水资源、能源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全球各国都意识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国际社会通过了一系列协议和行动致力于减排，如《巴黎协定》，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相对安全的范围内。然而，气候变化否定论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这些努力的推进。它误导了公众的认知，削弱了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和行动力，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上犹豫不决，甚至采取了阻碍进步的措施。因此，了解气候变化否定论的本质和危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气候变化问题以及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不可或缺的力量
作为一名中国气候变化与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人员，我更加了解和关注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都积极承担着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且行之有效的行动，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政策制定方面，中国构建了全面且完善的政策体系。从“十一五”规划首次将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到“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制订了详细的行动方案，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文件，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重要文件，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行动指南。
能源转型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举措之一。中国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目前，中国的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均位居世界第一。以太阳能为例，在西部地区，众多大型太阳能发电基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片片太阳能电池板源源不断地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在海上风电领域，中国也加大了投入和建设力度，一座座海上风电场矗立在浩瀚的大海上，为沿海地区提供了大量清洁的电力。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推动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降低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从源头上进行减排。
在生态保护与修复方面，中国同样不遗余力。通过实施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草原保护、湿地修复等生态工程，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持续增长，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不断增强。例如，“三北”防护林工程被誉为“绿色长城”，经过中国政府多年的持续建设，有效阻挡了风沙的侵袭，改善了生态环境，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此外，中国还积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加强对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重要生态区域的保护和管理，维护生物多样性，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坚实的生态基础。
在产业升级方面，中国积极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鼓励企业采用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和设备，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同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产业等，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中国通过政策扶持、技术创新等手段，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和消费国，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有效减少了交通运输领域的碳排放。
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始终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国不仅认真履行《巴黎协定》的各项承诺，还主动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分享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经验和技术。例如，中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共同开展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可再生能源开发等项目，为推动全球绿色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中国还通过举办国际气候大会、开展技术培训等方式，加强与国际社会在气候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这些重要行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世界引领性。我也希望国内公众能够关注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积极行动，并积极参与其中。
现有证据表明，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产生了可辨别的影响
这条气候变化研究脉络始于法国数学家约瑟夫·傅里叶（Joseph Fourier）。19世纪20年代，他提出地球大气之所以比假设条件下更温暖，得益于如今我们所知的温室效应。傅里叶本人并未使用“温室效应”这个术语，“温室”一词最早是瑞典气象学家尼尔斯·埃克霍尔姆（Nils Ekholm）在1901年提出的。通常，温室效应的证实归功于爱尔兰科学家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1859年，他通过实验让光线穿过多种气体，发现二氧化碳能吸收光谱中红外波段的能量。但一份最近才完成数字化的《美国科学与艺术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副本证明，早在1856年，一位名叫尤妮斯·富特（Eunice Foote）的女性科学家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发现。
富特是一位科学研究者、发明家，同时也是一位女权运动倡导者，当时居住在纽约州。她做的实验是将装有包括二氧化碳在内不同气体的管子暴露在阳光下。1856年，她的研究成果并非由她本人展示，而是由一位名叫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的男性科学家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展示（当时女性在这类会议上发言实属罕见），随后发表在《美国科学与艺术杂志》上。“我发现太阳光在碳酸气（碳酸气也就是今天的二氧化碳）中产生的效应最为显著，”她写道，“这种气体组成的大气层会让地表温度升高；如果像一些人推测的那样，在地球历史上的某个时期，空气中这种气体的比例比现在高，那么必然会导致温度升高……”
富特不像丁达尔那样，能使用更精密的设备将穿过仪器的辐射限定在光谱的红外波段，但她是第一个将二氧化碳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的人。后来，当丁达尔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得出同样的结论时，似乎并不知晓富特的工作。无论如何，到19世纪60年代，已有研究表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是红外线辐射（热量）的强大吸收体。来自太阳的入射能量使地表升温，随后地表以较长的红外辐射向上释放能量。这种红外线辐射会激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甲烷和水蒸气分子，进而使大气变暖。如果大气中没有这些温室气体，地表吸收的太阳能就会直接辐射回太空，全球平均气温将比现在低约33℃。就像装备精良的登山者裹着一层层羊毛绒一样，温室气体让地球更多的“体热”得以留存，从而使生命蓬勃发展。
19世纪90年代，瑞典化学家斯万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更详细地研究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变化产生的后果。他大致估算了二氧化碳浓度翻倍的影响，同时考虑到海洋变暖会蒸发更多水汽（另一种温室气体），从而导致大气中水汽含量增加，他得出的结论是，地表温度将升高约5℃，这一结果与现代的估算值相差不大。得益于傅里叶、富特、丁达尔和阿伦尼乌斯等人，温室效应导致气候变暖这一如今已被广泛接受的事实就此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而，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的是，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等温室气体是否足以对气候产生重大影响。1938年，英国工程师兼业余气象学家盖伊·斯图尔特·卡伦德（Guy Stewart Callendar）提出，全球气温正在因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而升高。不过，包括卡伦德本人在内，大多数科学家都怀疑这一影响是否显著。问题依然存在：对自然变化的气候而言，由于人类活动而增强的温室效应究竟只是微不足道的干扰（毕竟历史上曾出现过维京人在格陵兰岛种植大麦，伦敦人在泰晤士河上举办冰雪节的情况），还是会将地球推向截然不同且极其危险的气候状态？
为回答这个问题而迈出第一步的，是查尔斯·大卫·基林（Charles David Keeling）。1958年，他在夏威夷莫纳罗亚火山山顶建立了一个观测站，用于监测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那以后，他和儿子拉尔夫·基林（Ralph Keeling）开展的一系列意义非凡的监测，清晰地表明大气中二氧化碳这种强效温室气体的浓度在稳步上升。在他们刚开始测量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不到320ppma。从那以后，二氧化碳的浓度持续攀升，起初每年大约增加1ppm，最近每年增加超过2ppm，如今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远超400ppm。
在基林父子明确地证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不断上升的9年后，就职于位于普林斯顿的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GFDL）的日裔美籍科学家真锅淑郎与研究员理查德·韦瑟尔德（Richard Wetherald）共同发表了早期气候模型的研究成果。真锅淑郎和韦瑟尔德的论文是任何有志于成为气候科学家的人必读的文献，因为它宣告了一项关键发现，即来自太阳的入射辐射和温室效应并非影响气温的唯一因素。
真锅淑郎和韦瑟尔德发现，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地表温度变化与高空温度变化紧密相连的过程。当水汽从地表蒸发时，会使地表降温；而当水汽在云层中凝结成水滴时，又会使大气升温。他们的气候模型首次将这一过程考虑在内。因此，这是首个真实模拟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导致气温垂直变化模式的气候模型。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基林父子的测量数据显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在持续且不可阻挡地攀升。这一时期，地表温度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停滞期后开始上升。在此之前，温室气体浓度与全球气候变暖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理论层面，是基于物理认知和早期气候模型对未来可能发生情况的一种推测。这之后，人们开始质疑这种联系是否真实存在。在夏威夷测量到的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否与如今全球各地气象站观测到的全球气候变暖现象有关呢？
1988年6月，在一个酷热难耐的日子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在一次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激动地宣称，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已然发生”。汉森负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全球气温监测工作，他的这一大胆声明引发了美国政界和工业界的强烈反应。
当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W. 布什承诺，要通过“白宫效应”来应对温室效应，从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石油行业也意识到了汉森的声明带来的潜在威胁，当然他们担心的并非温室效应对气候可能造成的破坏，而是担心业务活动受到监管后对其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后，他们开始资助游说团体，对采取此类行动的科学依据提出疑问。乔治·C. 马歇尔研究所就是这样一个团体，该团体在1989年发布了第一份抨击气候科学的报告，并随后在白宫进行了简报。他们的活动使得即将上任的布什政府没有认真对待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汉森的声明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在当时，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全球气温确实发生了异常变化。由于缺乏证据，且几乎没有哪个政府愿意尝试减少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人们开始寻找能证明人类对气候产生干扰的确凿证据。
发起这项科学探索的，是马克斯·普朗克气象研究所魅力非凡的所长克斯·哈塞尔曼（Klaus Hasselmann）。20世纪70年代末，在执掌这所久负盛名的研究所初期，哈塞尔曼的主要兴趣在于了解地球海洋的基本运行机制。他着迷于海浪的特性以及深海水体的活动规律。
为助力研究，这位知识渊博的学术巨擘借鉴了物理和数学理论前沿成果，涵盖量子力学、等离子体物理学和统计学等领域。他开发出一种新技术，用于在混乱数据中检测地球物理信号，从而能从自然变化中找出系统性的气候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即太平洋海温巨变导致南北美洲西海岸出现冷暖洋流；还有大西洋多年代际振荡现象，即从墨西哥湾向北极地区输送温暖咸水的洋流长达数十年的周期性变化。哈塞尔曼所在的研究所在理解这些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但最终，人类活动是否导致气候变化这一问题极大地吸引了他，令他难以抗拒。
1987年，哈塞尔曼决定将自己的信号检测技术应用于气候变化问题。他聘请了一位年轻的博士后研究员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位研究员是美国人，在德国长大，当时刚从东英吉利大学完成博士学业。他就是本·桑特。而对他的这一任命标志着后来被称为气候变化的检测与归因这一研究领域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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