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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作者以二十余年的潜心研究，回答了“中国何以成为‘唯一尚存于世的世界性国家’”这一根本问题。
2.全新修订：①融入作者最新研究成果，重构原版章节体系。②学术编辑团队统一注释体例，校勘引文。③增设插图与附录，兼具学术深度与传播价值。④全新60幅插图，空脊精装、全彩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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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通过《卢舍那》《自远方》《大雨落幽燕》等11篇文章，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思考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明形态，立体地构建了作者对“中国”作为“世界性国家”的理解。
这些篇章共同论证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在于其成功融合了“行国”“居国”“海国”这三种文明形态；“天下”观念的本质是一个包容、协调、转化不同生产方式与文明形态的“有机体”和“命运共同体”；新中国是这一古老“天下”理想的现代继承者和实践者，是当今罕见的“世界性国家”；理解这一脉络，是实现文化自觉，进而建立制度自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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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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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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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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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朝花夕拾
导言 朴素的政治 朴素的文明
第一编 从“行国”到“居国”
卢舍那
自远方
大雨落幽燕
第二编 从“居国”到“海国”
内篇
大变局的起源
几度风雨海上花
香格里拉
香巴拉的中国
消逝的冰川
外篇
明夷待访
重新开眼看日本
曼哈顿的秘密
附录一 黄志坚·心怀天下与挥酒自如的统一体――读《天下》有感
附录二 卢周来·从文明史的深海中打捞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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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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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黄炎培，曾经向毛泽东提出“天下兴亡周期率 ”的问题。 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 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据黄炎培的回忆，毛泽东对黄所征询的“新路”的回答，似乎异常地简略：这便是“民主”。而上述著名的问答，当然是根据黄炎培个人的回忆，却并未见诸于毛泽东的文稿。今天，鉴于“民主”非常的普适永远、地正确，而又绝对的抽象，时贤纷纷然以“黄金周期率”相标榜，此固不能说是借黄老之酒杯，浇自己“ 胸中之块垒”，但也恰恰表明：正是根据黄炎培老人这著名的回忆，从此之后，所谓“民主”，便成为跳出“天下兴亡周期率”的万金油，成为“普天下最好的东西”，似乎只要一朝“民主”，从此后便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其实，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上述“天下兴亡周期率”的问题，做了极其著名的解释和回答，这就见诸于毛泽东那篇著名的讲话：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 ，这就是因为它对现状和自己有所不满，而所谓“不满”者，也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日常化，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 一国，方才会埋头苦干、奋斗不息；同理，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之所以会停滞不前、“政怠宦成”、乃至“人亡政息”，那就是由于它骄傲自满，如此，就必然会丧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伟大的武器，从而也就会失掉了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意志：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毛主席语录，我以为比一切民主教条都更为具体，比一切“普适价值”都更为切中文明的积弊，它直指人心的深处，简明扼要地回应了“天下兴亡周期率”这个问题。 “不满”是一国、一族、一人、一家前进的动力，而“自大”则是其堕落的开始，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他以为更加不幸的却是：由于中国开化最早，号称文明天下第一，自满、自负、自足便是我们文明的常态，而所谓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某些中国聪明人的眼睛里，经常反倒是无事生非、乃至犯上作乱了。
宫崎市定教授曾经说过：“人类所抱的‘不满之感’，显著地表现于三个方面：一是野蛮民族接触文明社会时所产生的、对己对人的不满之感；其次是贫困者接触富裕者时所抱的不满之感；第三是年少者目睹成年人的现状而感到的不满之感”。他的言下之意是说：夷狄、年轻人和穷人(无产阶级），乃是人间“不满”的三大源泉，因此，他们也便是历史进步的动力。 而这似乎又不甚适合于中国历史的情况：我们自古便是一长幼有序的社会，德行以“忠孝”为先，而儒家学说的厉害，便在它自源头上就剥夺了年轻人“不满”的资格。加之我们长期又是一发展较均衡之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的差距相对较小，以至于1800年欧洲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已是无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还占不到人口的10％。 何况阶级、阶层一经长期固定，贫困者也只能认命而已，所谓“不满 ” 亦无法泄露，比如今日之中国，所谓“仇富”，竟被视为天字第一号的原罪，其根底大抵就在于此。如此一来，上述“三大动力”中，便也就只剩下周边存在的夷狄，或者可以多少提醒和唤起文明社会被麻痹了的“不满之感”了。自周代起，中原文明核心区的人民，便按照方向，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来称呼周围的部落(当然，这种称呼不是固定不变的，亦有西狄和北胡这样的说法）。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夷狄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表示 “不满”一一即进行“自我批评”，这自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落后，现实迫使他们正视自己的落后，而希望文明化。而更为重要的却是：在接触和观察中原文明、与之往来角逐之际，夷狄们亦善于分析、观察、透视中原文明的弱点， 特别是发现其迷信教条华、而不实、倚强凌弱、好说不练(即今人所谓“谁打我我便骂谁”的嘴硬)等深刻缺陷一一而这恰恰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文明核心区成员们，自己所最难以觉察得到的事实。当着夷狄进入华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华夏的批评，于是就变成了华夏文明的自我批评、成为华夏自我更新的动力，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华夏文明倘若能够包纳夷狄的视野，从而对自己展开不留情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便会兴旺发达，推陈出新；而如果仅将夷狄们看作野蛮人、大傻瓜和跳梁小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就不免要陷入“求荣取辱”、“政怠宦成”，乃至“人亡政息”的循环。 这可谓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当我们说日本右翼不肯正视、反省其历史之阴暗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也对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其中哪些是“阴暗面”不甚了了。于是，日本的“不反省历史”与我们的“不了解日本历史”相遇，构成了难以克服的死结，而这种死结，只有通过对于日本社会“内在矛盾之研究”才能逐步打开。明治维新在“现代化”和“富强”的意义上。长期被美化了，它从日本的现代史中被孤立出来，受到不加分析的讴歌。这绝不是说日本右派乃至日本在关化自己的历史，而是说在所谓“现代化意识形态”主导下，整个19世纪以来的残暴历史几乎没有被反思过。在这个意义上，美化和拒绝反思日本近代历史的。当然一直就包括某些自诩为“精英”的中国人。中国的皇权专制毕竞是有形的专制，而日本的天皇专制却是无形的、精神和法统的专制，中国的皇帝称“天子”，皇帝的上 面毕竟还有“天”，因此天子是可以被取代的，但是，日本的天皇竟然自称“天”，而天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历代的幕府将军虽然将天皇虚位，但却没有取代天皇，原因就是如此。中国的革命 可以打“替天行道”的旗号，但是，由于日本的天皇就是“天”，所以与中国相比，“革命”和改革，在日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合法性——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日本当然有比中国更强烈的专制传统。
近代以来，日本出于种种目的，将中国置于显微镜下反复研究解剖，日积月累，逐渐深入透彻——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首推郭沫若，而郭沫若对于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主要竟是在日本作出的，对日本 “京都史学派”的巨大学术成就，郭沫若是很肯定的。与郭沫若并肩的历史学家是陈寅恪，所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子羞欲死”，陈先生对国人之于自己历史的研究反不及日本人这一点，认识更是很痛切的。古人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近代以来，中国经常吃日本的亏，恰恰就是由于对日本准备、估计不足，研究了解不够所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宫崎市定曾这样说：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总之，即是所谓“愚蠢莫过于轻敌”这种态度 。其后明朝灭亡、中国被另一个民族满洲征服时，当然不能说中国没有过抵抗，但大体上，抵抗是无力的，其中有种种原因，而在根本上是充满了这样的想法：对手不过是极为愚昧落后的夷狄罢了。最近，当日本向中国大陆扩张之际，最初中国所采取的态度，当然也是把日本当成了大傻瓜。历史证明：那些将日本当成了“小日本”、“大傻瓜”的人，所有的不过是自以为是的小聪明罢了，如此下去，中国也只好继续吃亏。因此，重新认识日本，重新开眼看日本，或者说大一点——建立我们自己的日本观，乃是当务之急。
而这些所谓“日本内部研究”的课题包括：从日本历史上看，它内部的基本矛盾何在？这种矛盾如何铸造了日本的传统？今天的日本社会内部又面临着何种基本矛盾？这些矛盾的走向、可能性后果怎样？——我认为只有这种深入的研究，才真正有利于我们正确判断形势。而所谓从日本制度的内在矛盾出发，建立“中国的日本观”，这里的基本方法，说句某些人也许不爱听的——还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得最为明了。他这样说：“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事物的外部而是事物的内部，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看待日本问题，我觉得就能比较好地认识到：一，从历史上看，正是因为日本内部的社会结构、基本社会矛盾与中国完全不同 ，才使得接受了不少中国文化的日本，必然走上了与中国南辕北辙的道路； 二，日本自近代以来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首先乃是为了缓解和转嫁其内部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即对外侵略，首先是由其国内矛盾所决定、促发的； 三，所谓外因不过是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基础，今天的日本如何处理和应对其内部深刻的经济社会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关系的走向，而中日之间的诸问题如何解决，关键还是要看日本朋友们治理内部危机的能力如何——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一旦日本内部问题失控，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则不得不未雨绸缪。一、从奈良到京都：幕府之前的古代日本从8世纪起延续近百年的奈良时代，以及持续了400年的平安朝时代，这500余年，被称为日本的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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