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武王墩：亲历2020—2024楚王墓发掘
》
售價：HK$
96.8
《
异化
》
售價：HK$
94.6
《
你的脆弱很正常
》
售價：HK$
60.0
《
鸟墙——康奈尔鸟类学实验室巨幅壁画诞生记
》
售價：HK$
195.8
《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东方编译所译丛）
》
售價：HK$
129.8
《
大国崛起战略论：地理与世界霸权+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战争论（全译足本无任何删节-同人阁）
》
售價：HK$
282.5
《
故宫藏影—西洋镜里的宫廷人物
》
售價：HK$
396.0
《
伊利亚特 ： 希腊语、汉语对照
》
售價：HK$
206.8
|
| 內容簡介： |
本书展示了，尼采是如何层层解构前代人所构筑的多重观念屏障，从而确立“形而上学的终结”，带来一种对身体与生命的崭新洞见；与此同时，生物学成果又如何进入尼采的视野，并经历一种哲学重塑。他将生命的两项基本活动——进化和纳入——视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打开了思考生命的广阔场域。
通过挖掘尼采不太为人所知的文本和遗稿片段，芭芭拉·斯蒂格勒极细腻、深入地阐释了尼采哲学与笛卡尔、康德、叔本华、黑格尔、实用主义、柏格森、康吉莱姆、福柯，以及进化论、细胞学说等代表性生物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在思想的复杂回响与争鸣中，探索了尼采思想中未被明确揭示的一面，开辟了重构哲学史的新路径。
从尼采所置身的流变体验骤然加速的“电报时代”，到生命治理问题愈发尖锐的生态与卫生危机的当下，都在等待一种启示性的回答。本书在精准地重新评估尼采的哲学史定位的同时，揭示了尼采对于当代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
|
| 關於作者： |
芭芭拉·斯蒂格勒（Barbara Stiegler， 1971—）
巴黎索邦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波尔多 - 蒙田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法兰西大学研究所（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IUF）荣誉成员，法国著名技术哲学大师伯纳德·斯蒂格勒之女。她先后出版多部尼采研究专著——《尼采与生物学》（2001）、《尼采与肉身批判：狄俄尼索斯、阿里阿德涅、基督》（2005），以及《尼采与生命：一部新的哲学史》（2019），对这位备具争议的哲学家持续作出原创性解读。此外她也著有《必须适应》（2019），探讨了新自由主义的进化论根源。
李婉楠，毕业于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第十七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入围译者。已出版译著《论数码物的存在》《面对盖娅——新气候制度八讲》。
|
| 目錄：
|
：目录
导言 电报时代的生命与生者
第一部分 现代形而上学的屏障
第一章 第一屏障：笛卡尔的自我
第二章 第二屏障：康德的先验主体
第三章 第三屏障：叔本华的身体
第四章 最后屏障：历史哲学中的进化论
第二部分 尼采与生物学
第五章 以生物学思考生命
第六章 从身体与生理学出发：为何？
第七章 作为生命的权力意志，即记忆
第八章 生命的伟大政治
第三部分 后尼采时代：论争与承接
第九章 进化与民主：尼采与美国实用主义
第十章 流变与现实：尼采与柏格森主义
第十一章 健康、医学与规范性：康吉莱姆——“无证尼采主义者”
第十二章 超越自然主义与建构主义：尼采、福柯与当代生物学
尼采与生命：一部新的哲学史
结论 尼采：后真理时代的哲学家？
——生态与卫生危机时代的生命知识、科学与真理
附 录
致谢
本书写作缘起说明
索引
|
| 內容試閱：
|
导言?电报时代的生命与生者
在尼采的晚期著作中，他曾表示自1876年夏起，自己便只专注于自然科学、医学与生物学的研究。尽管视力衰退使每次阅读都成为巨大考验，但他却从那时开始深入研究当时的物理学理论及医学、生物学的重要论著。如此激进的决定究竟因何而起？为了解释这一转折，尼采在同一文本中将自己描述为渴求现实：
我的知识完全缺乏现实性……——我已被一种炽热的渴求彻底占有；自那时起，实际上我便只专注于生理学、医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
这并非意味着尼采天真地认为物理学与生物学能够比其他感知或思维方式更充分地把握现实，而是他感到自己与当时最严谨的物理与生物学家都在为一个共同目标努力：试图超越思维的僵化范畴及其宏大的集体虚构，以便——哪怕只是通过近似的表象——更好地把握现实的一般意义，尤其是生存可能意味着什么。
尼采究竟为何决意全身心投入生命与健康科学？这正是本书试图解答的问题，亦精确诠释了《尼采与生命》这一题旨的关键意涵。此处的“生命”并非某个模糊的起点。因为对尼采而言，哲学不应满足于用“身体”或“生命”这类哲学家惯常赋予空泛意义的术语，来替代古代先哲定义的“本质”与现代人强调的“意识”。这一根本性变革，确实要求将生命（la vie）与生命体（le corps vivants）确立为思考的新起点。根据尼采所言，哲学唯有严肃而审慎地处理生命科学揭示的内容——包括物种进化、有机体的生命机能以及健康所需的必要条件——才能真正实现这一变革。
通过孜孜不倦地批判性研读生物学著作，尼采提炼出两大核心要义。与生物学家相同，尼采确信生命以两种基本活动为条件——这两种活动主导了一切生物自古至今的整个历史。其一，生命意味着进化：这一自18世纪末逐渐传播的理论，随着达尔文革命及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引发的轰动而确立。但尼采认为，单凭进化论不足以定义生命。生命还蕴含另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营养——尼采将其重新命名为“纳入”（incorporation， Einverleibung）。通过这一术语，他创造了一个概念，使其能够在当代生理学所说的“新陈代谢”，即生物与其环境之间所有有机交流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摄食行为（trophein），古代先哲早已将后者视为生物的特征。这种将营养视为纳入的广义阐释，使尼采能够将记忆置于核心地位。这是一种将他者摄入自身并保留其痕迹的能力（无论这种痕迹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心理或躯体、个体或集体），在尼采眼中正体现了生命的本质特征：
记忆的显现乃是有机生命的问题，记忆如何可能？
正是通过吸收其同时代的生物学成果——既包括进化论，又涵盖生理学——尼采才最终得出这一思想史上的全新结论：进化和纳入必须从此确立为哲学的核心问题。
绝对流变的显现
然而，正当哲学与生物学最终意识到这两项生命基本活动的重要性时，尼采却察觉到它们正面临威胁，连同生命本身的存在条件也岌岌可危。随着工业革命、贸易全球化以及彻底动摇19世纪社会结构的新型通信技术的出现，生命遭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环境。尼采是最早提出质疑的思想家之一：在此环境中，生命不仅是否尚可承受，更是否仍能存在？必须重申：无论是如今被笼统称为“全球化”的现象，还是使之实现的新通信技术，抑或工业革命引发的生态与卫生危机，都并非直到21世纪初才颠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进程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已初见端倪，而它们真正以惊人的加速度发展，则是发生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正是尼采生活的时代。须知尼采诞生于1844年，正是电报问世之年；而当他于19世纪70年代开启哲学生涯时，电报网络正以指数级速度扩张，令同时代人瞠目结舌。与电报技术同步发展的还有铁路和蒸汽航运，所有这些创新的结合更催生了大众传媒的爆发。在尼采看来，这些剧变如此深刻，足以瘫痪我们的思考能力：
机器时代的前提。印刷机、机器、铁路、电报——这些都是至今无人敢为未来千年推演其后果的前提。
正如他在1877年的笔记中所言：“我们确实听到了电报的敲击声，却不解其意。”
理解电报的敲击声，分析其对灵魂与意识的作用，以及对生命体的影响——这正是尼采致力于探究的方向。对他而言，这些剧变最显著的效果首先是他所说的“绝对流变”（flux absolu）的出现。“万物皆为流变”这一启示，乃是生命节奏加快与一切界限趋于消解的结果。当一切现实皆为生成流动，在同时代人眼前仿佛被液化，直到失去一切形式，不仅丧失永恒性，甚至连基本的稳定性也不复存在：
……昔日通过世代相传，塑造持久且彼此相似生命的手段［乃是］不可让渡的土地所有权与祖先崇拜（即将神灵与英雄视为祖先的信仰起源）。如今，土地所有权的分割属于相反的趋势：报纸（代替每日祈祷）、铁路、电报。将林林总总的兴趣集中于一个灵魂：为此，这个灵魂必须极其强大，并且能够蜕变。
生活节奏的加速使19世纪的人们意识到自己已陷入一种绝对流变之中——一切看似稳定的实体都显现为脆弱而暂时的虚构。这一发现无情地摧毁了古代社会赖以建立的稳固信念体系与参照。但同时也重现了古希腊早期哲学家之一赫拉克利特的教诲：他早已宣称万物皆卷入“生成之河”，无一能保持自身同一性。与赫拉克利特相对立，此后柏拉图确立的希腊形而上学以变化的时间与永恒的时间之二分为基础，构建起一种结构化的时间观——然而如今，“绝对流变”的启示再次将其取代，但这一次，它威胁着生命所必需的一切停滞（stase）。所谓“停滞”，不仅指其生物学与医学含义，即“有机液体流动的停止或显著减缓……”，而且还包括一切形式的稳定性：通过生命体发明的缓慢节奏，它们要么遮蔽、要么减缓生成的流变。然而，尽管电报时代并未创造或引发绝对流变，但它确实从趋势与物理上摧毁了生命为减缓并抵御流变而发明的所有停滞与界限。
因为，正如这段文本所示，被颠覆的不仅是时间，还有空间。流变不仅趋向于消解一切停滞，更摧毁一切形式的障碍、边界或自我界限，使灵魂与生命体暴露在席卷全球的进程中。一个原本有组织、由相对稳定且封闭的界限划分而成的世界，正被一个开放的、趋向于无边界的空间所取代。在这个空间中，一切个体——无论有机的、心理的还是集体的——由于暴露在“林林总总的兴趣”之下，无法再自我封闭，也难以维持自身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存在。
这种停滞与封闭的普遍消解，正威胁着生命心理与生理层面的完整性，并催生出新型病理。尼采以地震仪般的精度，描绘出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在此，一切构成永恒性、持久性与同一性的传统模式，以及一切保障个体和集体实体稳定性的机制，正逐步被摧毁。这些机制在人类社会中原本由宗教、形而上学、道德、法律与政治共同维持，而在生命世界中，则通过稳定与封闭的有机过程促成生命。如今，这一切都正在被事件的加速度所摧毁，并向所有人显现出绝对流变的现实：“我预见到某种可怕之物。混沌近在咫尺。万物皆为流变。”对他而言，这确实是“可怕之物”，因为与常见误解相反，尼采哲学既非对混沌的浪漫赞颂，亦非对“生成”之流的热情颂歌。在对生命条件的研究中，他早已发现：生命既需要将自身暴露于遭遇之物的流变中——因为正是流变滋养生命、推动其进化与变革，同时也必须抵抗、推迟或延缓这一流变，通过建立一整套停滞与封闭装置来减缓、过滤、消化它——简言之，纳入它，这也意味着对流变进行调控与改造，使其可被承受。
希腊人的悲剧性问题
正是通过这种双重条件，通过流变与停滞之间不可逾越的张力，尼采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希腊人早已体验过的悲剧性两极：狄俄尼索斯（破坏一切界限的无限之神）与阿波罗（界限、秩序与稳定之神）之间的对立。对他而言，正是这种生成之流变的要求与生命及社会的需求之间既必要又无法调和的张力，不仅构成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悲剧的核心，也是公元前6世纪希腊悲剧思想的源头——这一思想被后一世纪的希腊人称为“哲学”，而我们今天称之为“前苏格拉底哲学”。诚然，这远在电报与绝对流变的启示之前。但随着希腊世界的开启，浩瀚无垠的海洋与广袤辽阔的大陆开始进入视野，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将遥远、未知与异质纳入自身的问题——这早在公元前8世纪荷马《奥德赛》中便已存在：
没有什么比将一种本土文化归于希腊人更荒谬的了：相反，希腊人深受其他民族鲜活文化的熏陶。
尤利西斯已经体现了整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被最遥远的磨难改变之后，仍能回归自我。而这正是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希腊悲剧时代”的问题所在：在狄俄尼索斯这位颠覆一切界限与同一性形式的遥远之神的压力下，如何保持阿波罗稳定界限内的自我？
因此，在一个所有界限与停滞都开始被深刻撼动的世界里，某些人获得关于绝对流变的启示便不足为奇。这正是赫拉克利特著名的“河流”意象的含义：
赫拉克利特以比阿那克西曼德更洪亮的声音宣告：“我所见唯有生成。切勿受蒙蔽！倘若你们认为在生成与消亡之海上窥见某处坚实的陆地，那不过是你们目光短浅的错觉，而非事物本质。你们使用事物之名，仿佛它们具有恒久性。然而即使是你们初次踏入的河流，也早已改变。”
在尼采看来，这一启示提出了希腊人的悲剧问题，哲学也随之应运而生——早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之前一个世纪，它便由那些我们称之为“前苏格拉底学派”而尼采称之为“前柏拉图学派”之间紧张而不安的对话开始。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以及与苏格拉底同世纪的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乃至某种程度上的柏拉图本人，都在不断重新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陷入多元之流变中，那么稳定与统一何在？而如果现实是这种稳定的统一体，又为何存在流变与多元？
对尼采而言，此后整个历史将是悲剧消亡、哲学自身放弃悲剧性问题的历史。尼采不断地揭示柏拉图及其后的一切形而上学如何系统地试图将停滞［希腊人称之为艾咏（a??n）——“永恒时间”随后是本质，再到现代形而上学中的“实体”“同一性”乃至“客体”——的恒常性］强加于赫拉克利特的“生成之河”，即绝对流变的现实。整个形而上学传统要么竭力否认流变，要么贬低其价值，指责它不过揭示表象。
然而，电报技术开启的全新时代彻底扭转了局面，无论哲学是否愿意，它都重新提出了它曾经避而不谈的悲剧问题。因为如今，人们到处都在以“流变”对抗“停滞”，而绝对且完全开放的“流变”之启示，正作为唯一的现实被确立，一举废除了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将一切古老的稳定真理转化为虚构。但如果如今，在（几乎）所有人看来，“一切皆为流变”，如果一切停滞状态、封闭结构与稳定界限都只不过是临时的建构，那么，人类生命就真正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境地——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所有生命蕴含的双重条件：既要向生成之流变保持敞开，同时——因其不可承受——又必须懂得自我保护。总而言之，正是这一剧变——电报的不断敲击对一切承袭自过往的停滞与界限的逐步瓦解——解释了狄俄尼索斯在尼采文本中的回归，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双重条件的悲剧性哲学的重生。其问题简单明了：生命能否在电报时代幸存？倘若可以，它们能否不止于幸存，而是学会过一种与旧有生命形式同样丰盈而充实的新生活？
消化、加速、适应
在电报时代，如何才能继续消化？倘若人类不再能够纳入所遭遇的一切，又如何继续进化——即自我蜕变并改变周遭世界？这是1887年的一段重要残篇提出的问题，但却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它清晰地展示了尼采如何以生命科学的术语，重新提出他认为的希腊悲剧性问题：
以营养与消化为象征的“现代性”。
难以言表的过度敏感（——披着道德家的外衣，作为同情心的膨胀——），形形色色的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食物、文学、报纸、形式、口味，乃至风景都是世界性的。
这种涌入的节奏快如急板；印象转瞬即逝；人们本能地抗拒将某些事物内化、深入接纳并“消化”。
——其结果是消化能力的衰退。
营养与消化之所以成为现代性的象征，并作为核心问题凸显，正是因为在电报时代，人类生命面临着大量需要吸收的异质元素，“形形色色的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正如另一段残篇所言：
……我们再也无法感受到自我统一性，我们始终处于多元性中。我们已经分裂，并持续分裂。……我们已经将“社会”内化并微型化于自身内部……我们就是万物，只要我们构想或梦想着它。橄榄与风暴已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股票交易所与报纸亦然。
如果说希腊人已经在通过想象（橄榄、风暴，甚至尼采本可以补充——尤利西斯曾穿越的那片“葡萄酒色”的浩瀚“荒芜之海”）纳入万物，那么我们如今则被迫以股票交易所与报纸的狂热节奏消化世界——它们正日益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在“形形色色的印象”数量激增的同时，生活节奏也在加速：“这种涌入的节奏快如急板”。原本相对封闭且多少稳定的多重环境——曾维系生命体的统一性，并构建有组织、有等级的宇宙观——如今正被一个巨大的开放环境所取代。在此环境之中，生命节奏不断加速，追逐着绝对流变。关于电报的另一段残篇描述的正是这一深层趋势：
……史前时代由漫长而毫无变动的传统时期所界定。而在历史时代，每一件事都是对传统的一次解放，是一种意见分歧；是精神自由造就了历史。意见更迭愈速，世界运行愈急，编年史演变为日报，最终电报见证：在几个小时内，人们的观点已然天翻地覆。
正如前引1887年长篇残篇所解释，生活节奏的加速毁坏了消化的根本条件。在快如急板的新生活方式下，“人们本能地抗拒将某些事物内化、深入接纳并‘消化’”。19世纪人类所遭遇，并自诩“开放”以待的事，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停留于表面——尼采称之为“表皮之下”（sous l’épiderme）——使得他们最表层的皮肤变得极度易变、易感且反应过度。这里描述的是现代人的超敏感性，他们心神不定、容易激动，对痛苦与各类情绪即刻做出激烈反应。而这正是尼采同时代人颂扬的“同情心”的普遍内涵。然而，19世纪人类经历的这一切，实则却丝毫未能触及他们存在的深层本质。
将自身的本性人为地装扮为“镜子”状态；看似感兴趣，却仅止于表皮层面：一种原则性的冷漠、均衡、维持在薄薄表皮之下的低温，而那表皮之上却充满热度、躁动、“风暴”与波浪的嬉戏。
外部的灵动与某种深层的沉重与疲惫形成对立。
现代人当然不会故步自封或敌视外物。事实恰恰相反。但他们已无暇让自己受其触动与改变。因此，只要我们透过现代人的表皮，深入他们身体与记忆的深层，在他们表面同情与虚假温暖之下的冷漠便暴露无遗。面对从全球蜂拥而至的新闻，面对不断轰炸而来的每一条信息，现代人“看似感兴趣，却仅止于表皮层面：一种原则性的冷漠、均衡、维持在薄薄表皮之下的低温”，“而那表皮之上却充满热度、躁动、‘风暴’与波浪的嬉戏”。
这正是尼采批判现代人同情心与多愁善感的深层动因——其早期症状在崇尚情感与激荡的18世纪早已弥漫。尼采并非主张以古代强健男性的麻木不仁来对抗现代症状——这是对尼采思想的又一长期误读。相反，尼采将它们与所有真正生命所特有的能力对立，即深度接纳他者、新事物与异己事物于自身，任其触动与改变，同时设法保持自我：“将林林总总的兴趣集中于一个灵魂：为此，这个灵魂必须极其强大，并且能够蜕变。”尼采对消化与新陈代谢的生物学研究，正是试图把握这种看似矛盾的运作：通过被非我之物转化而成为自我——而这已然发生在所有具备营养能力的生命体中。
但最重要的是，尼采的研究将试图想象这种能力如何才能继续实现，因为在电报时代，境况恰恰相反——“消化能力的衰退”与记忆力的逐步瓦解占据主导：
结果是消化能力的衰退。人们会适应这种印象过载：他们丧失了行动。仅能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其力量部分用于接收，部分用于防御，部分用于反击。
自发性的严重削弱。……
在尼采看来，有机体的纳入能力与自发力量的双重衰退，与“适应”概念的同时兴起密切相关，而如今这一概念既是生命科学的核心，也渗透进社会科学，催生了一种新的社会要求。从尼采时代起，人们就开始听闻：为了进化，必须适应——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塑造。这一社会政治新律令，将在20世纪由一种新形式的威权自由主义所推动，其理论依据可追溯至进化论，以及19世纪以来社会领域对进化的诠释。达尔文将适应视为生物进化的关键，而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则更进一步，将适应概念强加于社会政治领域，试图奠定后来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这一名称本身就颇具误导性，因为达尔文本人反对将其生物学分析草率地移植于人类社会。通过解构“适应”这一概念并否定其核心地位，尼采不仅反对达尔文主义者的生物学理论，也拒斥其时代主流的进化论思潮。因为在他看来——与适应论者相反——进化论意味着能够主动而深刻地改造自我，同时改变周遭世界。然而，适应过程所阻碍的恰恰是这种深刻的转变——通过非我改变自我，以及通过自我改变非我。
这也正是1887年残篇所解释的，尼采将适应的优先性视为电报时代及其消化紊乱的另一后果：“人们会适应这种印象过载：他们丧失了行动。仅能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在此，尼采已然在思考现代人肤浅的或仅止于“表皮的”过度敏感，他在下文描述了这一特质。如同肤浅的同情，适应实则是一种本质上被动的能力：有机体仅允许自身在表层被改变。正如放入模具的软泥被其形状所塑造，适应环境的生物虽改变其表面，但无论其自身内部结构，抑或其所处容器的规定性，都未发生变化。在尼采看来，真正的进化需要对自身与周遭世界进行深刻而主动的改造。适应微不足道、浮于表面、循序渐进，而进化则根深蒂固、痛心彻骨、汹涌澎湃。尼采与达尔文之间的精彩论争由此开启，并由20世纪进化理论家延续，直至今日仍未终结。
反应或适应：两种形式的怨恨
随着对进化论的这种严重误解，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分野：一边是适应事件加速的人，另一边则是耗尽全部精力抗拒加速的人。但对尼采而言，这两种新的生活方式本质上殊途同归。它们不过是他所谓“怨恨”的两种新形式。尼采认为，这种贯穿整个形而上学与基督教的历史的情感倾向，始终暴露出同一种仇恨：对生成或绝对流变的仇恨。在抗拒适应的一方，怨恨是显而易见的，任何敏锐的观察者都能察觉。自我封闭，一成不变身份的幻想构建，推崇界限与停滞，并将其固化为虚假的永恒实体（国家、种族、共同体、主权而自我所有的个体，无论这种幻想采取何种形式），其唯一动机乃是对抗绝对流变的现实，彻底与之隔绝。
然而，在适应者的一方——同样的观察者却对此懵然无知——占据上风的绝非对流变、生成或进化的热爱。虚假流动性与表面灵活性掩盖之下的，是对任何真实变化同样顽固的拒斥。因为，正如我们所见，适应意味着拒绝真正改变自我与周遭世界，试图以僵化的方式冻结进化进程。这正符合兰佩杜萨在《豹》中的名言：“改变一切，只为让一切维持不变。”尼采认为，这正是工业革命世纪的矛盾处境：无论选择哪个阵营——反应派抑或适应派——对流变、变化与加速的颂扬，最终都强化了对“生成”的仇恨，并将一切生命形式冻结于静止之中。
如何消化绝对流变的显现？归根结底，这是促使尼采探究生命及其条件的根本问题。而该问题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新的纳入手段——在希腊时代便已倍增，而在电报时代更是无可比拟——何以产生反效果：生命体非但无法进化，甚至难以消化所遭遇之物，于是开始憎恨生成的流变，即便它本比其他生命更能去热爱这种流变？
正如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解释的，他的研究既是谱系学的，也是医学的。如同一切良好医学诊断，尼采的研究并非仅识别单一病因，而是通过谱系学方法追溯多重遗产与因果线索。基于此诊断，尼采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文化医学”的疗法——在他看来，这应当确立为哲学的唯一意义。《作为文化医生的哲学家》原是尼采继《悲剧的诞生》后所设想的关于希腊悲剧时代哲学家的专著标题。自19世纪80年代起，为试图克服贬低一切价值并威胁生命本身条件的虚无主义破坏性进程，尼采将希望寄托于双重发现：其一是作为权力意志的生命，其二是人类动物如今面临的新任务，即永恒轮回的思想，其作用在于设法将整个过去纳入我们的记忆。在此，我们将看到尼采在两条道路之间摇摆不定：一条是严格个体的、孤独的例外者之路，它将自身与其余生命群体分离；另一条则必然是集体之路，关乎文化批判与新生命政治。
本书第一部分将揭示：哲学始终在遮蔽生命、身体及其条件的问题——即便现代形而上学声称将它们作为首要研究对象。无论是思考自我以自身为对象的生活经验（笛卡尔），还是探究经验的原初条件（康德），抑或者是关注生命体的现实性（叔本华），或者作为进化的生命（黑格尔、马克思与斯宾塞），尼采指出，现代哲学一次次地构筑了阻碍其思考生命的屏障。通过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将尝试勾勒出一部新的哲学史，它与海德格尔之后在德国哲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哲学史截然不同。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实际上只是将现代形而上学推至完成，而真正实现某种“新开端”的，是始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传统。一旦这一主流的哲学史叙述被解构，本书第二部分将展示尼采如何通过与其时代最卓越的生物学家展开既细腻又精确的对话，构建他本人关于纳入与进化的生物学概念，从而尝试发展他自己的疗法，或曰“文化医学”。本书最后一部分将通过对照当代哲学（詹姆斯、杜威、柏格森、康吉莱姆与福柯）及生命与健康科学的最新进展，尝试评估尼采所开辟道路的优势与局限。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暢銷書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