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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世界感:俄国文学与地缘政治

書城自編碼: 418916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文学理论
作者: 初金一
國際書號(ISBN): 9787108082305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 2026-01-01

頁數/字數: /
釘裝: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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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是以跨学科视角建立文学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之联系的一次宝贵尝试。作者明确意识到了国内俄罗斯文学研究存在的两种误区:一是单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解读俄罗斯文化,如机械地用欧亚双重身份来揭示俄罗斯文化的独特底蕴,从而使俄国文学研究沦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附属品;二是采用一种目的论的文学民族主义叙事,将俄国文学的发展看作独立于世界的民族成就,从而忽视了俄罗斯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相遇、交流与碰撞。基于此,本书致力于打破国别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分”,而代之以“形式的选择和流动”,通过分析俄罗斯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在“形式”上的创新与对他者文明的借鉴,呈现俄罗斯文学的多元面向。这种理论上的自觉不仅有助于国内文学研究者以全新的视角重审俄罗斯文学传统及其在现代历史中的演进,也对其他人文科学中针对俄罗斯的区域国别研究有所助益。
內容簡介:
长期以来,俄国文学的研究始终与两类误区纠缠:一是单纯从地缘政治角度解读俄国文化,机械地用欧亚双重身份揭示其独特底蕴,从而使俄国文学研究沦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附属品;二是采用一种目的论的文学民族主义叙事,将俄国文学的发展看作独立于世界的民族成就,从而忽视俄国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相遇、交流与碰撞。
本书作为学者初金一过去十余年俄国文学研究成果的集结,创造性地借用了德国学者沃林格的“世界感”概念,细致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等俄国现代作家的文本以及普利戈夫等前卫派艺术家的创作,一方面试图厘清俄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坐标系中的独特地位,另一方面则以跨学科的视角深入探讨俄国作家、思想家对“国别”“民族”“文明”等认知框架的反思,由此进一步揭示俄国文学如何通过对现代性的书写回应地缘政治冲突。
關於作者:
初金一,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麦克米兰国际中心欧洲研究理事会和东亚研究理事会研究员,斯坦福大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士,研究方向为俄国现代主义、俄国诗歌、翻译研究、文学理论、中俄文化联系、社会主义文化等。著有专著Fin-de-siècle Russia and Chinese Aesthetics: The Other is the Universal(牛津大学出版社,2024);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日瓦戈医生〉出版记》等,另发表中英文文章二十余篇。
目錄
前言?

上编 帝国与现代性
一 幻想家或游荡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现代性?
二 异域的消亡?
三 东方主义与前卫艺术
四 文明神话与地缘政治?
五 现实主义的“诚”与“真”
六 俄国批评传统中的“奇幻”

下编 历史中的形式
七?波德莱尔与俄国现代主义
八 曼德尔施塔姆与现代失语
九 帕斯捷尔纳克的含混句法
十 纳博科夫《绝望》中的模仿欲望
十一 记忆即写作:利季娅·金兹堡的非虚构理论
十二 观念主义及其不满:苏联当代艺术理念

参考文献?
后记
內容試閱
文学,特别是长期羁绊在地缘政治话语中的俄国文学,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本书的各章节本不是以此为专题系统写成的,而是在2011年到2024年之间,在各种特定时刻为了记录思考和介入讨论而作。在整理书稿时,我渐渐意识到,对文学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追问,一直是贯穿我过去十余年研究俄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核心线索。在世界形势发生戏剧性变革的这十几年,我的学术生涯也经历了不同的探险,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而后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在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访学,再到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任教。在充满地缘政治张力的求学和工作环境中,我试图整合各有所长的学术传统,冲破成见,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我的研究也逐步从俄国诗歌拓展到思想史、翻译研究、文学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等领域,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俄国文学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不仅是我个人的学术旨趣,也是中美俄知识话语之间分歧最大、缠绕最深的问题之一。因此,本书一方面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对这一难题的初步探索。
于俄罗斯而言,帝国似乎与现代身份正相关。长期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莫斯科大公国向东南西北四方扩张为帝国,渐渐成为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17世纪以降,“欧式帝国”成为俄罗斯的一种文明诉求,俄罗斯的自身定位和世界感都围绕其展开。彼得堡的建城神话、前卫艺术中的东方图像,抑或种族想象及其批判,都是俄罗斯追求帝国和现代身份的显现。
俄罗斯与西方文明的特殊张力,尤其是这一民族在20世纪的历史命运,常让人决定论地对它的文学做一种地缘政治阐释,认为俄国文学同地缘政治存在一种极为特殊的深层联系,比如机械地用欧亚双重身份揭示俄罗斯文化的独特底蕴。这种本质论阐释,不仅见于当今中文世界,也常见于俄罗斯和西方的学术研究与公共讨论。这种阐释看似对俄国文学情有独钟,实则是对俄国文学的异域化,放弃了深入形式科学的可能性。至今,除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极少数被载入西方正典的俄国作家及其作品获得了世界文学资格,其他绝大多数仍是作为地缘知识被接受的。被接纳为“人文学”的是极少数,被排除的大多数进入“区域研究”的范畴。对俄国文学的阅读成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复强化。
与此并行的是一种目的论的文学民族主义叙事。这一叙事将俄国文学的发展看作独立于世界的民族成就,尤以各种俄罗斯文学史为代表,是常见的19世纪以降的民族国家文学叙事——一国有一国之文学,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文学为傲,并通过文学史建构民族历史的连续性。到20世纪初,文学史的民族主义遭到了文学理论的世界主义的抵抗,后者试图从理论中寻找超克民族性的更高的普遍性。从学科建制角度而言,外国文学研究比之本国文学研究本应更易摆脱这种认知负担,但在我有限的研究视野中,鲜见对民族主义的文学史叙事进行有效批判的俄国文学研究。
本书试图说明,尽管无法也不应脱离地缘政治谈论俄国文学,但二者的紧密联系并不源自俄罗斯文化或俄罗斯的国家形态,以及社会环境的某些本体特征,而是来自“国别文学”这一认知框架本身的地缘政治性。从被当作“俄国的”那一刻起,这些空间化了的文学就被放置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对抗逻辑之中被讨论。从这一角度观之,法国、英国、日本文学并不比俄国文学更远离地缘政治。文学在这些现代民族国家身份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已是一种学术共识。国别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其出发点本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需求。所以,不论学者出于何种个人意愿,做了怎样的努力,从国别文学史内部出发寻求超越民族主义和克服西方中心主义,注定是一种徒劳。
既然将文学置于“文化真空”抑或决定论地从地缘政治出发都难以让人满意,本书转向将俄国作家和思想家对“国别”“民族”“文明”等认知框架的反思作为考察对象,探索他们如何理解俄国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张力、俄罗斯帝国与东方的关系,以及如何参与和回应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从不同的方向走近这一系列问题,上编“帝国与现代性”从总体性出发打开文学文本,下编“历史中的形式”从文本细节入手回应总体性。
上编中《幻想家或游荡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现代性》一文是2021年应《上海书评》之邀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年而作。2019年,我的译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与他的时代》(约瑟夫·弗兰克著)出版。正如传记所呈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一位经典小说家,更是19世纪俄国颇具争议的政论家。从“进步”革命家到“保守”思想家,陀氏看似矛盾的思想变迁,浓缩了俄罗斯文明与西方现代性的张力。通过重读《白夜》、《女房东》和《冬日里的夏天印象》等作品,我试图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幻想家(мечтатель),就是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flaneur),是欧洲文学现代性个体的一体两面。正是马歇尔·伯曼所谓的一种欠发达的现代性,让“幻想”比无所适从的“游荡”显现为更主要的个体特征。
在《现实主义的“诚”与“真”》和《俄国批评传统中的“奇幻”》两篇文章中,我聚焦于俄国文论对“真实”与“奇幻”的讨论同西方文论的关系。这也带有一些“溯本清源”的意图。在今天的世界文学谱系中,现实主义(realism)是俄国文学最知名的标签之一,然而不乏理论家强调,俄国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反而是一种唯名论(nominalism),即不是文学反映现实,而是文学想象倒推着现实的发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幻想家和彼得堡的建城神话本身都是这种唯名论的体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从别林斯基到日丹诺夫,俄国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总是指向幻想的维度。与此同时,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马舍夫斯基,俄国思想家总是寄希望于在奇幻中寻找到最高现实,将奇幻看作比现实更现实的现实主义。而只有理解现实主义的“幻想”根源,才能穿过诗学,走入俄国现实主义的政治性,从而在更辩证的维度上超越对形式科学的狭隘理解。
《异域的消亡》、《东方主义与前卫艺术》和《文明神话与地缘政治》将视角掉转至东方。在这几篇文章中,我追溯了“异域”同形式主义文论中陌生化概念的联系,考察了俄罗斯前卫艺术对东方的挪用,还分析了一些俄国思想家对国际形势的时评政论。通过这些研究,我发现如果把对东方的兴趣简化为一种东方主义,会让我们忽视其中的政治潜能,这种简化也会减损对东方主义批判的效力。因此,我认为应该把对他者的兴趣看作一种“通过比较,成为现代”的过程,即尼采所说的“比较的时代”。我们所熟知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话语,正是这种全球意识和现代自觉的反面。这呼应了我在自己的英文专著Fin-de-siècle Russia and Chinese Aesthetics: The Other is the Universal(《世纪末俄国与中国美学:他者即普遍》,牛津大学出版社,2024年)中表述的主要观点,即他者对自我构成的挑战,正是普遍性的来源。这三篇文章来自我为《世纪末》一书所做的前期研究,在材料使用和论述深度上构成互补关系。
本书下编“历史中的形式”通过对形式展开深入分析,尝试打破对俄国文学的僵化解读。其中《波德莱尔与俄国现代主义》是本书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文章,完成于2012年。通过追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波德莱尔在俄国的接受史,这篇文章考察了文学生成的国际性流动。尽管文章现在看来有很多不成熟之处,但它依然开启了我两方面的研究旨趣,一是对现代性问题的关切,二是从比较视野出发处理国别文学的智识冲动。
主流国别文学史的叙事制造了一种认知:文学的发生有“域内”和“域外”之分,有一条以民族性为主线的脉络,国际性资源在此基础上被吸收和利用。这种“内外之别”的视角使比较性研究局限于“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最终依然围绕各国文学的民族叙事展开。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文学的发生:文学几乎从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展开,而是形式选择和流动落实在了特定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这在欧洲世界主义的文学共同体中尤为明显。以俄国现代主义对波德莱尔的接受为例,作为文学史事件,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与法国文学两大国别文学之间的对话;作为形式选择和流动,它是超越20世纪欧洲现代化和实证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体探索。这种探索不仅浮现于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马拉美的诗行之间,也浮现于将这些诗行挪用并和其他资源整合的俄国诗人巴尔蒙特、勃留索夫、埃利斯、伊万诺夫等人的创作中。翻译并不只是引进、接受、本土化,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诗艺共谋和竞赛。在这个意义上,不同语言和国别之间的形式选择和流动是某一总体性的“易容”( transfiguration)。
为了具体论述这种形式选择与流动的“易容”,去发现总体性思考如何沉淀于词法、句法、词汇的诗学选择,下编的其他文章是对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利季娅·金兹堡和苏联地下前卫艺术等不同个案的文本分析。由于这些人物与团体在文化冷战中的特殊位置,读者们常常一厢情愿地对其做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解读,对政治张力中的个体创造性捕风捉影。这种误读不仅出现在俄国文学研究界,也出现在诗歌界、艺术界和公共知识界。其出发点固然有正当性,结果却常常事与愿违。究其根本,是因为这种解读没能深入俄国现代主义的文本形式,让读者远离了文本,更远离了历史,从而抹去了真正走入政治的可能性。正如罗兰·巴特所言,“一点点的形式主义会让我们远离历史,而大量的形式主义则让我们回到历史”。下编六篇文章的目的,便是去打开“历史中的形式”,进而求得俄国文学与地缘政治关系的一种新解。
从时间上来看,上编“帝国与现代性”更多关注19世纪和20世纪初,聚焦于“一战”前的帝国冲突,下编“历史中的形式”重心则深入20世纪,着重处理美苏冷战背景下的文学与文化挑战。这些文学家与艺术家对地缘政治的回应方式,我称之为“世界感”,也正是本书题目的来源。
这个词语来自德国艺术史家威廉·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在《抽象与移情》(Abstraktion und Einfühlung)中,他用“世界感”(Weltgefühl)描述原始人对大自然、对周遭世界的感知和情感体验。沃林格认为,原始人对世界的感知停留在变幻不定的现象层面,并未深入本质;彼时的艺术表现的不是人对世界的把握,而是人在世界中的不安。在现代,科学理性的发展使人类艺术愈加娴熟地揭示自然的本质,例如透视法的发明,但同时,艺术也失去了表达一种“不安的世界感”(world-feeling of unrest)的能力。随着现代性批判的推进,人类从“自傲的知识中跌落”,得以重新回到原始的不安感中。这种不安,是现代主义的一种基本情绪,是一种文化得以反思自身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动力。
本书借用“世界感”来描述文学与地缘政治的关系。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俄国文学演进和思想论争是俄国同其他文化碰撞和沟通的过程。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特列季亚科夫,从曼德尔施塔姆到纳博科夫,创作个体从未克服他们的地缘政治局限,但他们的创作并不是地缘政治局面的直接呈现,被呈现的是一种不安,这是他们的“世界感”。去理解这种不安,就走近了这层关系,走近了帝国与现代性、历史与形式、现实与文学想象的交织互动。而这一切,塑成了我们眼中的俄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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