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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首部以考古学视角探究秦与东方六国文化差异和社会结构的专著,极富问题意识的系统性研究
▎细致梳理考古材料,重释秦制革命,揭示秦国崛起的深层因素
▎新版增补,从器物群演变、礼器制度、墓葬等级序列、都城形态、城址等级序列、王陵形制六个维度,逐一对比秦与东方六国的差异
▎纵深而贯通,审视战国时代连续与断裂的两条文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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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从考古学角度作战国东西文化比较方面,像本书这样,花费了如此大的功力,作如此系统、深入研究的著作,以前还没有过。
——朱凤瀚
以2008年梁云撰写的《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一书为标志,三晋地区东周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已从此前主要专注于对考古遗存本身的研究,开始通过考古学研究进而去观察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历史发展进程等重要问题。
——滕铭予
中国古代文明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从方国到帝国的转变,东周时期是从方国到帝国转变的“轴心时代”。这期间列国文化的发展有地域不平衡性,其中秦与东方六国的差别尤为关键,直指此后延续近两千年的帝制时代。本书以此为切入点展开,从器物群演变、礼器制度、墓葬等级序列、都城形态、城址等级序列、王陵形制六个维度,系统分析考古材料,揭示秦自商鞅变法后如何以迅速赶超东方六国的心理,决断地摒弃旧礼制束缚,减弱卿大夫权力,强化君主权威,推行军功爵制,增强社会下层活力。这诸多促使秦强大的因素,由于提炼自大量的考古资料,多令人信服并有真实感受。六个维度的东西差别最终可归结为历史发展道路和社会结构的差别,本书因此体现出考古学应有的“深度的历史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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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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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云 1972年生于新疆阿克苏。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周秦汉考古、中亚考古,长期在中国西北及中亚地区从事考古工作,曾主持甘肃省甘谷县毛家坪遗址、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遗址、陕西省宝鸡市魏家崖遗址发掘。对秦文化以及古代中亚的康居文化、月氏文化有深入研究。著有《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西垂有声:〈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早期秦文化探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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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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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引 论
第一章 铜陶器物群演变的东西差别
第一节 东方
一、晋与三晋
二、楚
三、齐
四、燕
第二节 秦
小结 铜陶器物群演变的东西差别
第二章 器用制度的东西差别
第一节 用鼎制度
第二节 用圭制度
第三章 墓葬等级序列的东西差别
第一节 东方
一、晋与三晋 二、楚
三、齐
四、燕
第二节 秦
一、春秋早期
三、战国中晚期
小结 墓葬等级序列的东西差别
第四章 战国都城形态的东西差别
第一节 东方
一、成周与王城
二、从新田到三晋都城
三、楚都纪南城
四、齐都临淄
五、曲阜鲁城
六、燕下都
第二节 秦
一、雍城
二、咸阳
小结 战国都城形态的东西差别
第五章 列国城址等级序列的东西差别
第一节 东方
一、三晋两周
二、楚
三、齐鲁
四、燕
第二节 秦
小结 列国城址等级序列的东西差别
结语 连续与断裂:东周列国文化发展的东西两条道路
附录 战国王陵形制的东西差别
本书所涉地名新旧对照表
参考文献(截至清代)
后 记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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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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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后记
《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再版之际,责任编辑宋林鞠女士嘱我再写一篇后记,敢不从命。如果说博士论文是一位学者亮相学界的“处女作”,那么时隔20多年,能够在三联书店这样蜚声海内外的顶级出版机构再版,且被纳入“当代学术”系列,可以说是至高的荣誉。感激之余,难免惶恐。
记得2022年春季在北京大学文研院访学期间,我与韦正教授说起三联再版一事,他建议不要做过多的修改和增补,尽量“原汁原味”,以保持原著的体例和文风。他的意见很对,虽然20年间涌现了不少新资料,但基本没有动摇原著的核心观点,况且自己现在的文笔已无复当年的锐气。博士毕业后我原想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做“战国时代墓地结构的东西差别”和“战国王陵形制的东西差别”;后者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6期,现为再版附录;至于前者,至今还没有动笔。
还记得2003年毕业季,赵辉老师对我说,“论文选题是对的,具体研究就不评价了”,这话给我很大鼓励,因为都知道博士论文选题对了就成功了一半。他还说,以后继续做“商周差别”。遗憾的是后来跟着项目走,先做甘、陕,再到中亚,自己的研究重心发生转移,与博士论文的主题渐行渐远。虽然对“商周差别”也很感兴趣,但终未能写成一篇文字。
20年回首,惊讶地发现,博士论文竟能代表自己此后的学术风格。学术旨趣一直未变,即历史学导向的,关注文献史学提出的问题,运用文献史料与考古资料互证的研究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思路方法几乎贯穿到我博士毕业后撰写的每一篇论文,甚至每一次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中。比如在礼县、天水、宝鸡寻找《史记·秦本纪》中秦人早期都邑,探索秦人早期迁徙路线,寻找西迁中亚的大月氏文化遗存,提出“康居文化”命名,追溯贵霜的渊源,分析二里头文化的人群构成,思考周至汉代宗庙形制转变、两汉帝陵形制转变的原因,等等。文献史料与考古资料结合、互证,竟然碰撞出许多思想火花,奇思妙想,回味无穷。
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将“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相释证的方法,被视为新史学的开端,代表性成果是《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世系与殷墟甲骨文互证。其实质还是“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证,或可称之为狭义的“二重证据法”。如何将传世文献与大量沉默的“哑巴”考古材料互相释证,依然是一个问题。如果说考古学与文献史学是历史学科的两个“车轮”,那么贯通并连接两轮的“车轴”是什么?事实上,考古学界的前辈学者很早就在积极思考考古遗存与文献中族群的关系问题,即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我的老师李伯谦先生认为,通过时间、空间、特征、发展阶段、周边关系等方面的勘合,可以论定某支考古学文化与文献中某族的对应关系。邹衡先生论证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即是此类研究的佳例。
当然,本书的研究似乎不限于材料层面考古与文献的互证,而是从考古学角度,主要运用考古资料来探讨文献史学关心的重大问题,即为什么是秦而非其他国家能统一中国?这当然涉及秦的独特性以及秦与东方六国的差异。在这方面,文献史学的研究已有若干成果,如本书引论所述:秦人用客卿,东方重贵戚;商鞅变法彻底,六国变法不彻底;秦国实行国家授田制,东方土地私有化发达;秦国法治,六国人治;秦被称为“虎狼”,东方合纵被称为“纵亲”;等等。那么,通过考古学比较所能观察到的秦与东方六国的差别,能否与文献史学的研究成果呼应,或者说互证?这本书的研究可以说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如秦墓等级序列的两极分化反映出的高度君主集权和中间阶层羸弱,与东方国家墓葬反映出的卿大夫势力膨胀并僭越君权相映照;秦与东方在礼器制度演变方式上的差别,与变法是否彻底有关;秦王陵用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墓而六国不用,反映了秦与东方在文化心理上的隔阂。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研究互为参照,比单靠一个学科,将会获得对战国时代更具体、更丰富、更深刻的认识。应该说,本书的立意在于问题层面的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融会、贯通。
在本书之前,20世纪80年代已经有学者尝试从考古学角度探讨历史学界热议的“问题”,如俞伟超先生《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本书的选题思路受到了该文的启发和影响。这种选题思路在学术史上昙花一现,在今天依然很少见到,却可能符合未来发展方向。
文献史学的研究可以为理解考古材料提供难得的借鉴和参考,尤其是那种总览全局,纵观时变,剖析源流的经典之作。比如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认为隋唐制度有三重渊源,主要源于北魏、北齐,其次为梁、陈,再次为西魏、北周。该书被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最具原创性的成果之一,可惜所涉“问题”在考古学界尚未得到回应。试想一下,如果对隋唐制度渊源做考古学的观察,即便结论与陈说有所不同,也足以启迪智慧,发人深省。
然而,21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现实发展轨迹却是不断地“分”。高校考古专业原本设置在历史系,后来升格为考古系,再后来独立成学院。这背后当然有现实的利益考量,也带来了专业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但客观上造成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日益疏离,以及学生不熟悉文献、普遍缺乏“历史感”。与之同时,考古学内部也在“分”,传统考古学之外,分出了科技考古;科技考古又分出人骨、动物、植物、冶金等门类。随之出现了研究的“碎片化”现象。
打破学科畛域的呼声本来曾有,张光直先生说“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有的奇怪现象,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他提出“中国先秦史需要一个新的结构”(《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回到20世纪末先贤的倡议,重温那段学术史,可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本书的再版能对推进学科间的整合起到一点微薄之力,于我而言将是一件幸事!
衷心感谢三联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和宋林鞠女士为本书编辑再版的辛苦付出。西北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秋彤重新绘制了第五章的各国城址分布图,对第二、第三章的曲线图也进行了细致修改,工作量不小,在此一并感谢!
梁 云 2025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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