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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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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提出要坚持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等明确要求。本书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宏观框架下，围绕网络空间治理的良性变革，新时代网络空间治理面临的冲击和挑战，讲述了我国网络强国建设在人民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与科技安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变革、人工智能治理、网格综合治理视角下的实践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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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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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家安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网络安全、网络主权、中美网络安全关系等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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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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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的网络强国建设 /1
第一章.网络强国建设的总体构想 /22
第一节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22
第二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34
第三节把中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 /50
第二章.人民安全与政治安全视野下的网络强国建设 /67
第一节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 /67
第二节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 /78
第三节认知博弈成为新时期大国战略博弈新前沿 /103
第三章.经济安全与科技安全视野下的网络强国建设 /112
第一节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 /112
第二节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引领作用 /133
第三节新时期大国战略博弈背景下的科技竞争与产业博弈 /160
第四章.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变革 /172
第一节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173
第二节构建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新模式 /194
第三节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良性变革 /204
第五章.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人工智能治理 /217
第一节数智时代国家安全治理新挑战与新任务 /218
第二节数智时代的国家数据安全 /240
第三节探索人工智能时代均衡治理的新模式 /255
第六章.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网络综合治理 /266
第一节持续推进网络生态治理 /266
第二节强化网络法治建设 /277
第三节促进社会协同治理 /291
迈向未来：数智时代的网络强国建设 /304
后记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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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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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的网络强国建设
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产业革命，正在持续深入展开。各国认识、理解、掌握技术革命的内涵与外延，并将其转化为国家战略与产业政策的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与不同。这种差异，与现存的国际体系形成复杂互动，最终导致国际体系中国家实力的分布出现了重大调整。在此背景下，围绕建设网络强国，争夺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的前沿地位，优化自身实力结构，维护或者提升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成为当今世界大国战略竞争最核心的议题与关键。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创造性地提出并完善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并用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中国的网络强国建设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在二战后展开的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西方国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且系统的国家安全概念和理论框架，并将其纳入政治学—国际关系—安全研究的三级框架中，建立并完善了西方的国家安全知识体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继承和完善革命时期开展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过程中的经验与知识的基础上，开始探索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知识与理论体系。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之后，我国的安全实践伴随着国际体系的演化，同样进入了系统性的完善与强化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规律，全面把握并系统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经验，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凝练并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看作是 20世纪 40—50年代以来，中国为世界作出的全新贡献与智慧结晶。从认知框架来看，世界范围内各主要国家认识和理解国家安全的本质与规律，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从 20世纪 40—50年代欧美研究者提出“国家安全”开始，延续贯穿到 20世纪 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一阶段的国家安全，以“军事安全”为核心，具有显著的“单一要素国家安全观”的典型特征。与之相匹配的外部环境，是世界处于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两极冷战格局态势下，全球主要行为体的共同认知，是必须避免美苏之间发生直接使用核武器的核大战。对于中国来说，这一时期持续巩固和维护国家生存，避免受到来自不同地理方向的外部敌意行为体的军事威胁，是国家安全面临的核心挑战。
第二阶段，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延续到 2012年之前。这一阶段的国家安全，以“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两分”为核心分析框架。与之相匹配的外部环境是冷战第三次高潮与缓和之后，东西方阵营的矛盾与对抗，逐渐趋于缓解，冷战后期苏联阵营实力的相对衰退，冷战结束早期全球范围事实上出现的“一超多强”态势进一步降低了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以西方研究者关注大气层臭氧空洞等全球性议题为标志，国家安全日趋面临来自军事、外交、政治等传统领域之外的非传统威胁的冲击与挑战。相比于传统的安全威胁与挑战，非传统威胁与挑战往往超越了单一主权国家有效应对的范畴，需要使用与军事、外交、政治等不同的非传统方式，在全球多边框架、区域合作以及双边框架内，探索非传统的应对策略。中国在实践中积极拥抱了这一进程，配合作为国家大战略的改革开放总体设计，以融入国际社会、对接国际规则，拥抱全球化的总体方略，同时结合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与风险挑战的特殊性，展开了积极的探索，为中国自身国家安全思想和理念的理论化和知识化注入了全新的内容。
第三阶段，从 2012年开始延续至今。这一阶段的国家安全，在国际体系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最终催生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问世。相比较此前，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国际体系中力量分布的变化已经发展到了推动全球范围大国国家安全知识体系必须实现突破的全新阶段。
在此背景下，中国倡导和完善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就具有了特殊的意涵：中国倡导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指导国家安全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遵循马列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引，全面和系统地认识与理解国家安全的本质与内核，并与实践相结合，勾勒完善了具有特色的国家安全基本特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作出重大战略判断，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中国与世界深化和完善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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