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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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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以断代史形式叙述了我国天文学发展状况，从天文观测、天文仪器、历法、星图星表及天文学家等层面进行阐述。《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以丰富的**手资料与深入的分析，展示了我国天文学的深刻思想和伟大成就。《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图文并茂，旁征博引，是一部总结性、综合性的天文学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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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总序 卢嘉锡(i)第一章 天文学知识的萌芽与积累——仰韶文化中期（约前4510）到西周（前770） (1)第一节 仰韶文化中期的天文知识 (1)一 濮阳龙虎北斗图与龙虎鸟麟四象图及其授时功能 (1)二 龙虎鸟麟四象与图腾及星象崇拜 (4)第二节 大火历和《尚书 尧典》四仲中星 (7)一 大火历的流行 (7)二 《尚书 尧典》四仲中星及其他 (8)第三节 《夏小正》及其所反映的夏民族历法传统 (10)一 《夏小正》的星象记载 (10)二 《夏小正》星象断代研究 (12)三 《夏小正》的历法特色 (16)四 关于《尚书》日食的研究 (17)第四节 殷商时期的天文历法 (18)一 纪年、纪月、纪日法及时制 (18)二 殷商时代的历法 (21)三 甲骨文日月食记录 (28)第五节 西周的天文历法 (31)一 西周的纪时术语 (31)二 西周历法的年、月朔与闰月 (34)三 西周灵台以及天文职官 (37)第二章 天文学体系的奠基— —春秋战国时期（前770—U 221） (40)第一节 天象记录与天象观 (40)一 日食记录 (40)二 彗星、陨石、流星雨记录 (42)三 子韦、裨灶等人的星占思想 (44)四 分野说的建立与流行 (45)第二节 鲁国历谱与春秋历法 (47)一 鲁国历谱必须满足的若干基准点与基本条件 (48)二 关于鲁国历谱连大月与闰月的具体设置 (51)三 鲁国历谱新编 (55)四 春秋历法概说 (58)第三节 岁星纪年法、太岁纪年法与干支纪年法 (61)一 岁星纪年法 (61)二 太岁纪年法与干支纪年法 (64)第四节 二十八宿系统的建立 (67)一 二十八宿的起源及其系统的形成与四象的演变 (67)二 二十八宿系统的定量化及其演变 (69)第五节 诸子的宇宙论 (72)一 儒家的宇宙论 (72)二 道家：李耳与庄周的宇宙论 (74)三 墨翟、尸佼、惠施、邹衍等人的宇宙论 (75)四 《管子》中的宇宙论 (77)五 屈原《天问》所反映的宇宙论 (78)六 《吕氏春秋》中的宇宙论 (79)第六节 月令思想、阴阳家与天文历法 (80)一 月令思想的流行 (80)二 阴阳家月令中的星象及24节 气与72候 (82)三 五德终始论与三正说 (86)第七节 战国时期的古六历 (87)一 古六历的基本数据 (87)二 古六历朔、闰、气等的推算法 (90)三 古六历的测定年代与行用状况 (91)第八节 甘德与石申夫的天文工作 (92)一 甘德与石申夫其人 (92)二 关于日、月、五星的观测与研究 (93)三 关于恒星的观测 (95)四 甘德与石申夫的星占术 (96)第九节 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与《天文气象杂占》 (98)一 马王堆帛书《五星占》 (98)二 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的彗星知识 (102)第三章 天文学体系的形成——秦汉时期（前221-公元220） (103)第一节 秦代大一统与天文历法 (103)一 历法及相关制度的统一 (103)二 从睡虎地秦简《日书》等看秦代历法的有关内容 (104)第二节 西汉早期的改历之议与天象记录及天象观 (109)一 改历之议 (109)二 天象记录与天象观及天文机构 (110)第三节 淮南学派的天文工作 (112)一 宇宙本原与演化说 (112)二 其他天文学知识的记述 (115)第四节 董仲舒的天文学思想与司马迁的天文工作 (117)一 董仲舒与天人感应说 (117)二 司马迁的天文工作 (119)第五节 太初历的制定及其贡献 (123)一 太初历的制定 (123)二 太初历的内涵 (124)三 太初历颁行以后的论争 (126)第六节 圭表、晷仪、漏壶与星图的制作及百刻制问题 (127)一 圭表与晷仪的制作 (127)二 出土的五具西汉漏壶 (130)三 西汉漏壶的三种型制、百刻制及其他 (132)四 汉代星图 (135)第七节 从周髀家盖天说到《周髀算经》盖天说及浑天说的兴起 (137)一 周髀家盖天说 (137)二 《周髀算经》盖天说 (139)三 浑天说的兴起 (142)第八节 《石氏星经》的测定 (144)一 《石氏星经》的校订与证认 (144)二 《石氏星经》观测年代的四种不同见解 (148)第九节 京房、刘向、刘歆及扬雄的天文学思想 (152)一 京房的天文学思想 (152)二 刘向的天文学思想 (154)三 刘歆的历法工作与天文学思想 (157)四 扬雄的天文学思想 (165)第十节 纬书中的天支学 (167)一 《尚书 考灵曜》等的地有升降、四游说 (168)二 《易 乾凿度》等的宇宙前期演化说 (171)三 《诗 推度灾》等的宇宙循环论 (173)四 《易 通卦验》的24节 气晷影长度 (174)五 《河图 帝览嬉》等的月行九道说 (175)第十一节 东汉早期的历法改革与东汉四分历 (176)一 东汉早期的历法改革 (176)二 编诉和李梵东汉四分历的编制 (177)第十二节 贾逵、傅安、李梵、苏统等人的天文工作 (179)一 贾逵的天文历法思想 (179)二 傅安黄道仪与太史黄道铜仪及其应用 (181)三 李梵、苏统关于月行迟疾与月亮近地点进动的发现 (182)四 宗绀关于交食周期的改革 (183)五 霍融与《夏历》关于漏刻等的测量 (183)第十三节 王充的天文思想 (185)一 元气自然论 (185)二 平天说 (187)三 关于太阳离地远近的讨论 (189)四 日月食论和月生潮汐论 (190)第十四节 郗萌一黄宪宣夜说 (192)一 郗萌宣夜说 (192)二 黄宪宣夜说 ‘ (193)第十五节 张衡的天文学工作 (194)一 张衡其人 (194)二 浑天说理论的**性总结 (195)三 宇宙演化理论的阐发 (199)四 若干天文现象的理论探讨 (200)五 天文观测与历法研究 (201)六 水运浑象、补偿式漏壶的制作 (203)第十六节 东汉中晚期的历法论争 (204)一 关于历元的论争 (204)二 关于交食周期的论争 (207)三 24节 气日所在、黄道去极等表格的重测 (210)第十七节 刘洪及其乾象历的重大进展 (212)一 刘洪其人 (212)二 乾象历的重大进展 (213)第四章 天文学体系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 (218)第一节 曹魏早期历法之争和杨伟景初历 (218)一 曹魏早期关于历法的论争 (218)二 杨伟景初历的制定 (221)三 景初历的进展 (222)第二节 陈卓星官的问世 (224)一 陈卓其人 (224)二 陈卓星官与星数 (225)第三节 三国时期论天各家的争鸣 (231)一 陆绩、王蕃的浑天说 (231)二 姚信昕天说 (235)三 虞耸兄弟穹天说 (237)四 徐整与开天辟地说 (238)五 杨泉宣夜说 (239)六 刘智浑天说 (239)第四节 两晋时期论天各家 (241)一 虞喜安天说和《列子 天瑞》中的宣夜说 (241)二 葛洪对盖天说的批评和对张衡浑天说的辩护 (243)三 姜岌对浑天说的改造 (245)第五节 三国两晋时期天文学的其他进展 (247)一 葛衡浑天象、孔挺浑仪、斛兰铁浑仪及其他 (247)二 束皙关于太阳大小远近的论证 (250)三 虞喜：岁差的发现 (251)四 姜岌的天文历法工作 (252)五 赵暾对于闰周的改革 (254)第六节 佛教须弥山说的传入 (255)一 须弥山说的宇宙循环论 (256)二 须弥山说的天地结构论 (257)三 须弥山说的地轮一水轮一风轮一空轮论 (259)第七节 何承天及其元嘉历 (261)一 关于元嘉历 (261)二 岁差值的新考定及其他天文学思想 (265)第八节 祖冲之及其大明历 (266)一 关于上大明历表 (266)二 冬至时刻测算法及回归年长度等的测定 (269)三 祖冲之同戴法兴的历法辩论 (271)第九节 梁武帝萧衍的天文学思想 (274)一 梁武帝与天文学活动的活跃 (274)二 梁武帝与金刚山说 (275)第十节 祖咂和虞剧等人的天文历洼工作 (277)一 祖瞧的天文学活动 (277)二 虞劂的天文学工作 (282)第十一节 北魏、东魏时期的历法及其论争 (284)一 北魏早期的改历之议 (284)二 北魏后期的历法之争 (285)三 东魏时期的历法之争 (287)四 张龙祥、李业兴正光历及李业兴兴和历 (288)第十二节 张渊、信都芳、李兰等人的天文工作 (292)一 张渊《观象赋》 (292)二 信都芳的天文工作 (294)三 李兰秤漏和马上漏刻的创制及其他 (295)第十三节 张子信的三大发现 (298)一 关于张子信其人 (298)二 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 (299)三 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 (300)四 月亮视差对日食影响的发现 (301)第十四节 北齐、北周时期的其他天文历法工作 (303)一 北齐的历法之争 (303)二 北周历法的变迁 (304)第五章 天文学体系的成熟——隋唐五代十国时期(581～960) (307)第一节 隋初历法之争及庾季才、耿询等人的天文工作 (307)一 张宾开皇历和刘孝孙的抗争 (307)二 庾季才等人的天文工作 (310)三 耿询天文仪器的制作N.N (311)第二节 张胄玄、刘晖、刘焯的历法论争 (312)一 张胄玄、刘晖、刘焯三家历法之争 (312)二 张胄玄历及刘焯的抗争 (315)第三节 刘焯皇极历的成就及其他 (318)一 日躔表的制定和定朔望计算法 (318)二 交食推算法的革新 (319)三 五星位置计算的新方法 (323)四 五星动态表的改进 (324)五 等差级数法的应用与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的发明 (325)六 若干天文数据和其他一些天文表格的改进与创制 (328)七 关于天文学思想 (329)第四节 张胄玄大业历的贡献 (331)一 关于大阳运动的研究 (331)二 关于五星运动的研究 (334)三 关于交食的研究 (336)第五节 星官知识的普及与星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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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文学知识的萌芽与积累——仰韶文化中期（约前4510）到西周（前770） 中华民族生息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至少已有100余万年的历史，日月升落，星汉灿烂，一直伴随着人们。在早期极其漫长的岁月里，先民是如何感受这些天文现象的？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我们还难以得知。而自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期（约前4510年后）之后，开始有极重要的遗存昭示了先民们对天文现象的感知，这就是距今约7000年的河南省濮阳龙虎、北斗墓的发现。自此往后的考古发现以及有关文献的记载，均说明观象授时乃是中国漫长的远古时期天文学的重要特征，及至夏(约前2070 -约前1600)、商（约前1600-前1046）、西周（前1046-前770）三代，观象授时的方法渐趋成熟，观测的恒星从单一向多恒星以及对月亮与太阳的观测方向演进，并渐向较规整的推步历法的方向发展。在商、西周时期，后世运用阴阳合历的传统便已奠定了基础，对异常天象的观测与记录亦*开其端，圭表、漏壶的使用已见雏形，对天文历法的重视及其在国家政权中占有特殊地位的观念也开始成立。总之，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天文学知识萌芽与积累的年代，这些知识对于后来的进展而言自然是粗疏的．但它们对后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仰韶文化中期的天文知识--濮阳龙虎北斗图与龙虎鸟麟四象图及其授时功能 1987年，河南省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在该市西水坡发现了一座编号为45的蚌塑龙虎、北斗墓（以下简称为45号墓）①，如彩图一。经14C测定为距今5800±110年，又经树轮校正为距今6460±135年②，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期。这一发现引起了考古学界和天文学史界的巨大关注，关于它的天文学意义，已得到学者的共认③。 该墓主人头居南、足向北，其东为一蚌塑龙像，张牙舞爪，栩栩如生，其西为一蚌塑虎像，缓步平视，威风凛凛，其北则为一蚌塑三角形和人的两根胫骨构成的图案。此中的天文学意义，则需从后世的有关认识中去探寻。 古人将黄赤道带附近的星空划分为四大部分，它们各由一批星官组构而成，合称四象或四灵等。汉代张衡有言：“苍龙连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于后。”④即四象是东有苍龙、西有白虎、南有朱雀、北有玄武的四组图像，这大约是战国后期及其后人们共认的观念①。这种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其中北方由麒麟到玄武的转变大约发生在战国中期。《尔雅》在描述麒麟的形象时说：“麇身、牛尾、一角。”麇为鹿科动物，无角。在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前期（约前430）的一只漆箱盖上，绘有东龙、西虎、北双麒麟、南（未见有关部门公布此图像），中间为北斗以及二十八宿等的图像（详说见第二章第四节和图2-1），漆箱盖正面的总体形象，与45号墓龙虎、北斗图颇为相似，只是北斗居中，虎*南向，有所不同。此外，在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一面春秋初叶（约前8世纪）虢国的铜镜背面，可见左右为龙与虎，上为鹿形、牛尾，亦应为麒麟，下为鸟的图像②（图1-1），这应是四象的图像。其上方的麒麟形，正可与漆箱盖的北方双麒麟形遥相呼应，只是由单成双而已。 这些情况说明，龙、虎、鸟和麒麟分别被认定为东、西、南、北4组恒星的总体形象是没有疑义的。就在45号墓的南面不远处，有同属于45号墓主人的两组依次被称为2号和3号的遗迹出土③。2号图像遗迹中有蚌龙、蚌虎、蚌鸟和*角、牛尾的蚌麒麟四图像(图1一2)，而3号遗迹中也有蚌龙、蚌虎等(图1-3)。我们认为，龙、虎、鸟、麒麟四图像相匹配出现实非偶然，特别是考虑到后世龙、虎、鸟、麒麟四象系统的存在，有理由认为它们应是该四象系统的早期图像④。 再说北斗，它在古代人们的心目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汉代司马迁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⑤突出强调了北斗七星在一年中绕北极的周回运转，在昭示四季、节气变迁方面的重要作用。战国时期的鹛冠子则有更简明的叙述：“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①把北斗柄的指向同四季变化之间的关系说得一清二楚。严格一些说，这里所谓春、秋、夏、冬是指二分二至而言，而且观测的时间应在初昏之时。这与成书于春秋末年的《夏小正》所载的正月初昏“斗柄县（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之说，有异*同工之妙。在《诗经 小雅 大东》中，有“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的吟唱，这说明在北天区由七颗相对明亮的恒星组构成的斗勺状的北斗星是人们所熟知的。在前此3000余年前，北斗星同样醒目，所以在45号墓中，出现北斗星的造型并不为怪。冯时指出：作为斗柄的两根胫骨系由临近的31号墓中特意移人的，可见，北斗星造型的出现是特意安排的。又，在45号墓中北斗斗柄指东，大体上指向龙*，这与《史记 天官书》“勺携龙角”之说相合，亦可见北斗星的造型不是随意安置的。由此看来，45号墓的蚌塑龙虎像同北斗星造型之间存在自洽的与有机的关系。既然45号墓中的龙、虎像是应是星象的反映，可以推想2号遗迹中的鸟、麒麟像也应是星象的反映，而且可以设想它们都是分别由某些星宿组构而成，并把这些星宿分别构想为龙、虎、鸟、麒麟四象。而对于这些星宿，当时的人们大约应有他们自己的某种约定，但已不为我佃所知了。不过，这些约定已包含后世经长期演变与发展而成的二十八宿中的东、西、南、北各7宿的雏形，似无疑问，而且，其中有两颗恒星应该包含在当时先民的约定范围之内，似亦无疑问，这便是后世的东方七宿中的心宿二（天蝎座a星）和西方七宿中的参宿一、二或三（猎户座50《、46e或346星）或伐三星（猎户座43e2、44r等星）。心宿二是心宿三星中央的、颜色偏红的大火星（亦称火星），后世认为心宿处于苍龙心脏的部位。而参宿一、二、三是参宿中腰的三颗星，而伐为该宿中腰下的三颗星，后世认为它们处于白虎头面的部位。这一东一西、均由比较，明亮又彼此临近的3颗恒星组成的星象，引起先民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 据《左传 昭公元年（前541）》记载，郑国子产在回答晋侯问时提及：“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日阏伯，季日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高辛氏即帝喾，唐尧之父，时约当公元前24世纪，他为制止两个儿子无休止的争斗，把他们分开在今河南商丘和山西太原，天上的辰星（即大火星）和参星，也就分别成了商人和晋人的主星。大火垦和参星两者相距约180。，“以辰出而以参入”②。人们几乎不可能同时在天上看到大火星和参星。经骚人墨客的渲染，参商不相见，成为哀怨别离的典故，这是后话。自然，子产之说表明，高辛氏时代的人们对大火星和参星及二者的相对位置关系是并不陌生的，它们大约是作为龙与虎二象的代表性恒星而被代代口耳相传的。 由文献记载，先民对大火星的观测与崇拜还可以追溯到燧人氏的时代（说见下），与45号墓的年代相距并不太远了。 据推算，大火星在公元前2900年前后处于秋分点，设观测地点在北纬35。左右，又设日落后约2刻（亦即日行在地平下约6。）为初昏，则*利于观测大火星初昏自东方地平线升起来决定春分的时代是公元前2400年前后①。若以黄道岁差每往后71.58年黄经西移1。计，在公元前4510年的春分初昏时，大火星应在东方地平之上(4510 -2400)/71.58=29.5。，这也就是说，其时初昏大火星自东方地平线升起时，应在春分前约1个月。由此看来，45号墓年代的先民，若果是以大火星初昏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作为一年春天开始的标志，那么，这一开始的时间应相当于现今的雨水节气。当然，这无碍于其时的先民由此而得到的观象以知时的实际功效，也无碍于他们通过相同的观测，将一年春天的开始逐渐转变为相当于现今春分日的变革。换一句话说，当时或稍后的先民并没有什么雨水或春分之类的概念，他们大约只关心天气从寒转暖的春天的来临，而大火星在初昏时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应是合适的标志。 45号墓时代的先民即便还没有严格地依据观测大火星或参星等的昏见来确定时令的来临，而对龙、虎、鸟、麟四象的分划及北斗耳柄指向的知识，至少可以用于大略地指示春夏秋冬四季的推移，这对于他们生产、生活的安排也是至关重要的。 《公羊传 昭公十七年》有“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之说，这是古来相传的三大辰说，即大火星、参（伐）星和北斗星都曾被用作观象授时重要的标准星。 二 龙虎鸟麟四象与图腾及星象崇拜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那就是先民为什么采用龙形、虎形与鸟形来描绘春天时分东方、西方与南方的星空？我们以为陈久金的有关论述②是值得重视的。 据《左传 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在答鲁昭公问时提及“大嗥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对此，孔颖达指出，这些官名有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和黄龙氏等。大嗥氏即太昊氏，是为东夷族部落联盟的*领，该部落联盟以龙为总名号，而青龙氏等应是各不同部落的分名号，这些部落主要分布在今山东省的大部、河南与河北省的东部及江苏省的北部等地，这应是说它们均以龙作为自身的崇拜物与保护神，亦即图腾。在《山海经 海外东经》中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雷泽在古濮州，即今河南濮阳一带，正是45号墓出土处，依然延续着对龙神的敬畏。 分布于中国西部的今青海、甘肃省以及陕西省西部～带的古西羌部落，是以虎为图腾的，其*领可以追溯到伏羲氏。《淮南子 览冥训》等文献将伏羲称为虑戏，《说文解字》释虑为“虎儿”，则伏羲的名字就带有虎的含义。至于古西羌族中重要支系的彝族等少数民族，其原生图腾为虎，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郯子也提及：“我高祖少昊，契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少吴部落分布于黄河以南、江淮中、下游以至长江以南的中国南方。殷人实为少昊氏的后裔，鸟仍是殷人所崇拜的，这是对其祖先商族以鸟为图腾的观念的继续①。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的遗址中，出土有刻制于一器物上的十分精细的凤鸟飞天图i也是中国古代南方部落早就以凤鸟为崇拜物的反映。 在陈久金的文章中并未论及麒麟，而是讨论了夏民族的龟蛇图腾崇拜的问题，这大约应是战国中期有人以玄武取代麒麟为北方星象标志的历史依据。关于麒麟与中国古代北方部落图腾的关系，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小山遗址发现了一件约公元前4000年的陶尊②，在其器腹一周装饰着生动的图案：在流云之间绘有一只飞奔的麒麟（鹿状、*角）、一只飞翔的鸟和一头獠牙的野猪。冯时认为，野猪是与北斗七星有关的图像③，无论此说是否得当，似都不妨碍图案中的麒麟与鸟应指天上之物的理解，因为它们飞行于流云之间。如果再考虑到濮阳西水坡2号遗迹中的四象图，我们似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其中麒麟与鸟二象的再现。要是冯时之说可以成立，则其含义就更加明显。正像以龙为图腾的濮阳45号墓主人在45号墓中突出龙及与之东西相称的虎一样，小山遗址陶尊的绘制者强调的是他们的崇拜物麒麟及与之南北相称的鸟。如果我们的理解无误．该陶尊可以作为中国古代北方部落是以麒麟为图腾的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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