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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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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城市韧性格局、机制：以河西走廊为例》聚焦城市韧性这一核心议题，以生态脆弱的干旱绿洲城市——河西走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基于成本-能力-能效模型，系统地研究河西走廊城市韧性时空演化及影响机制。《绿洲城市韧性格局、机制：以河西走廊为例》共7章，主要内容包括城市韧性的基本理论、城市韧性评估的基本方法，以及河西走廊绿洲城市面临的风险、城市韧性水平评价、城市韧性影响机制和城市韧性建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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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总序前言第1章绪论11.1背景与意义11.2城市韧性的概念与基本特征7第2章城市韧性的基本理论342.1韧性理论342.2城市韧性理论40第3章城市韧性评估的基本方法433.1奥雅纳城市韧性框架433.2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城市韧性十要素493.3城市韧性综合测度50第4章研究区概况和绿洲城市面临的风险524.1研究区概况524.2河西走廊绿洲城市风险压力情况59第5章河西走廊绿洲城市韧性水平评价645.1韧性成本645.2韧性能力835.3韧性能效104第6章河西走廊绿洲城市韧性影响机制1076.1研究方法1076.2城市韧性能力内部各维度的交互作用关系1086.3城市韧性能力与成本间交互作用关系1366.4城市韧性能力的主控因素识别145第7章河西走廊绿洲城市韧性建设对策1587.1差异化战略与共性措施1587.2河西走廊绿洲城市韧性建设对策:一城一策158参考文献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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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本章系统阐述了城市韧性的重要性及其在河西走廊绿洲城市中的特殊价值。通过指出城市韧性是应对风险危机的新思路，也是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需求，为干旱区绿洲城市的长期繁荣提供了理论支撑。河西走廊作为典型的沙漠绿洲区，生态环境脆弱且水资源稀缺，研究其城市韧性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和现实紧迫性。同时，本章梳理了韧性与城市韧性的概念内涵，强调了其多维度特征，并综述了国内外研究进展，为后续分析河西走廊绿洲城市的韧性格局与影响机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1背景与意义 1.1.1城市韧性——城市解决风险危机的新思路 由极端气候条件、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和疾病传播等事件所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城市在受到外部环境冲击和内部条件压力限制后的抵抗恢复问题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挑战之一(Borsekova et al.，2018)。据统计，到20世纪中叶，世界城市人口预计将增加近一倍，使城市化成为21世纪*具变革性的趋势之一。人口、经济贸易、社会变革、文化互动越来越集中在城市区域，这对城市基础设施、教育、卫生、安全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重大挑战。城市作为目前*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自出现以来便一直遭受着来自外界和内部的各种冲击与扰动。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众多国家及城市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困境；2012年北京特大暴雨导致79人遇难，160.2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16.4亿元；2020年在全球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不仅打断了城市及国家的发展进程，还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这些干扰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但也是城市演化的客观规律体现，不可能完全避免（邵亦文和徐江，2015）。然而，面对这些干扰，不同的城市系统的应对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有的城市在受到冲击和压力后，激发其发展潜力，使其沿着更好的路径实现更长远的发展。例如，日本东京和中国唐山，在遭受巨大的地震创伤之后，依托政府、民众及城市自组织能力，完成了城市的恢复建设，并进一步提高了自身应对干扰的韧性与可持续性。而有的城市则由于外部冲击过大或内部结构调整不平衡，出现停滞甚至消亡。例如，如古罗马庞贝古城和中国楼兰古城，前者在遭受毁灭性自然灾害后失去维持其基本状态的能力；后者由于不计后果的开发和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无法持续稳定发展，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出现不同发展路径的*主要原因在于系统韧性的差异：韧性高的城市对干扰的抵抗和适应调整能力更强；而韧性低的城市反应能力往往滞后且适应恢复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城市必须朝着更有韧性，更智慧的方向发展，通过灵活、积极地提高自身抵御能力来应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挑战（Holling，1973）。 作为一种解决城市风险危机的新思路，城市韧性受到极大关注。韧性联盟（Resilience Alliance）、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UNDRR）、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中心（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等国际机构纷纷根据各自对于韧性概念的理解提出多种规划与实践方案，并应用于全球多个城市的韧性发展实践中，为城市应对干扰和危机带来了新思路和实践经验，使其不断成熟并成为近些年城市可持续发展、防灾减灾研究的前沿领域（徐耀阳等，2018）。在国内，近年来成立了管理部门或研究机构，如应急管理部、浙江大学韧性城市研究中心等，同时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纷纷强调加强城市应对灾害的能力和提高城市韧性（郑艳和林陈贞，2017）。城市韧性已成为城市可持续性、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人地系统耦合机理等方面的研究热点。 我国提出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战略部署，是应对当前城市灾害风险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对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促进城市安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处在公共安全事件易发、频发和多发期，灾害风险的隐蔽性、复杂性、联动性进一步增加，潜在风险和新隐患增多，防控难度加大，对城市安全治理构**的挑战。同时，城镇化的推进导致我国城市人口、资本、技术和能量等各类要素高度集中，城市运行系统日趋复杂，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就可能对城市居民日常生产生活造成广泛而严重的影响。推进城市治理的根本目的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面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新风险和新问题，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尤为迫切。这是立足当前城市安全发展形势，提高我国城市面对灾害风险的承受、适应和快速恢复能力的必要举措，也是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1.1.2城市韧性——城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面对城市发展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城市高质量发展亟需韧性与活力（张惠璇等，2017）。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城市系统的日渐庞杂，城市所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加，一系列“扰动”导致城市系统的失序。这些“扰动”的类型多种多样，且具备“高不确定性”“强随机性”和“破坏性大”的特点（徐江和邵亦文，2015），即便发生在小范围，短时间内也会造成严重的连带损失。为了促进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各国政府、学者及城市规划管理者围绕“如何提升城市抗风险能力”开展相关研究，推动城市韧性建设实践。城市韧性从新角度探讨了灾害或环境变化对城市系统的影响，为城市防灾提供了新思路（臧鑫宇和王峤，2019），逐渐成为当今城市规划管理及地理学等领域的热点话题，也是21世纪城市管理与发展研究的新方向。联合国将“包容、安全、有韧性的可持续城市”列为全球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中国也将韧性城市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王江波等，2022）。 城市是全球人口和财富*密集的地区，也是灾害风险的高发区。在快速城市化与气候变化的双重驱动下，城市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呈现复合化、复杂化特征。对此，国际社会提出了建设韧性城市的理念，许多国际城市通过制定适应气候变化规划，升级风险管理技术和治理能力，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2010年以来，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ICLEI）在德国波恩市政府的支持下，每年召开国际韧性城市大会，聚焦城市韧性与气候变化适应的相关主题。20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创立了“全球100韧性城市”项目，旨在支持全球城市制定韧性规划、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挑战。我国的浙江义乌、四川德阳、浙江海盐、湖北黄石4个城市已成功入选，标志着中国城市韧性建设已融入全球治理网络。 可持续性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在不同尺度下探索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既为应对全球变化政策提供支撑，也为实现更美好未来提供循证决策依据。同时，韧性为应对不确定性和干扰、适应不断变化及向更理想发展路径过渡提供了指导原则（Anderies et al.，2013）。城市韧性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1（SOG 11）高度相关，该目标重点关注城市系统建设。但政策制定中，可持续性与韧性未必完全一致：以资源与基础设施效率优化政策为例，这类典型的可持续发展举措若缺乏冗余设计，反而可能削弱城市系统的抗干扰能力（Elmqvist et al.，2019）。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空间集聚特征日益显著，一批特大城市与超大城市相继涌现。高强度的社会经济活动不仅提升了城市系统的复杂性与多维性，也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的内生性风险与外部不确定性。目前，城市韧性概念已正式纳入中国国家战略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的规划目标。城市韧性与高质量发展存在互动关系：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其韧性越强，反之亦然。因此，如何增强城市韧性，是城市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潘明策，2023）。 城市韧性是提升城镇化质量、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能够自上而下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完善城市基本功能，增强对外界灾害的抵抗与转化能力，最终实现城市系统的高抗灾水平（张明斗和冯晓青，2018）。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要注重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更需要不断补齐发展短板、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城市安全建设水平直接关系到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未来。城市可持续性关注的是城市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产生的理想结果。它通常由代际公正、代内公平、自然资源保护、经济可行性与多样性、社会自给自足、社会福祉及人类基本需求满足等维度定义。可持续发展应兼具公平性、宜居性与经济可行性，而城市发展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唯有因地制宜探索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并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才能提升城市韧性，顺利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进程（刘捷，2023）。 增强城市应对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的韧性，提高城市的智慧化水平，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具体可从三个方面推进：①在宏观治理层面，需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城市韧性规划理念，制定并实施国家层面的韧性城市规划，构建能有效、高效应对、抵御、恢复城市内部各类危机的韧性体系；②在中观产业层面，应加强自主创新以推动地区优势产业升级，通过“产业-高校”联动建立高新技术研发机构，同时利用多元化投资渠道优化产业结构，加速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实现技术溢出效应，为城市建设与企业环保提供技术支撑，进而强化自然生态系统保护，提升生态环境安全保障能力，增强城市经济韧性与生态韧性；③在微观实施层面，需借助智能技术与智慧社会体系全方位提升城市韧性：一方面健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智慧医疗服务网络，为社区老人提供更完备的养老设施与机构，完善城市社区基础设施，优化公共养老服务供给；另一方面，通过科技与大数据打通政府、社区与公众的协同治理通道，加强三大治理主体的关联性，实现多主体联动响应，以应对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公共安全事件的爆发及扩散，最终提升基础设施韧性与社会韧性，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1.1.3河西走廊是典型的干旱绿洲区 河西走廊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其地理区位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历史商贸往来上，更在当代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从地理空间格局来看，河西走廊东接中原腹地，西连新疆及中亚各国，是连接我国东部沿海与欧亚大陆腹地的关键通道；同时，它地处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是北方游牧文化与高原农牧文化的交汇区，素有“东亚陆上马六甲海峡”之称。这一*特区位使其成为我国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经济互通、文化交融的重要纽带，对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区域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河西走廊承担着国际物流、能源输送、信息互通等关键功能。随着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其交通枢纽地位日益凸显。然而，该区域的城市发展仍面临水资源短缺、生态退化、产业结构单一等挑战，制约了其作为国家战略通道的长期稳定性和发展韧性。 河西走廊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生态系统稳定性直接影响华北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格局。该区域南倚祁连山，祁连山冰川和积雪融水是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的主要水源，维系着走廊内绿洲农业和城市发展的命脉。然而，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祁连山冰川退缩、雪线上升，导致水资源供给能力下降，加剧了区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同时，河西走廊是我国三大沙尘暴策源地之一，土地荒漠化、盐碱化问题突出，生态韧性较低。近年来，过度农业开发、地下水超采和工业扩张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系统的退化风险。例如，民勤绿洲的萎缩、敦煌月牙泉水位下降等现象均表明，河西走廊的生态承载力已接近临界点。若不能有效提升生态韧性，不仅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还可能引发跨区域的生态连锁反应，威胁国家生态安全。 河西走廊的产业发展不仅关乎区域经济振兴，更承载着国家能源安全和农业现代化的战略使命。在能源领域，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正加速推进能源结构转型，而河西走廊凭借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成为国家规划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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