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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部拒绝简化的法国思想史,以浓描之笔写尽法国天才为何成群到来
追寻法国精神的源流,重访浪漫与革命交织的文明史
一部法式文化的“日常史”,哲人论辩、文学风尚、时尚美学与生活哲学彼此交织
通俗文化史的典范写作,英国思想史大师”彼得·沃森全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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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法式代表着品位与精致,甚至是一种例外性。我们始终对法国怀有无尽的好奇,着迷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文化创造力与自信。但是,法国究竟如何成为今日的法国?它的独特性何在?在本书中,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以一己之力梳理了四百年来法国文化、法国文学和法国思想的千头万绪,以雄辩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
这是一部拒绝简化的法国文化史,沃森通过法国深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文学家、生活家和沙龙女主人,带领我们从17世纪一路走到当代。他推开法国沙龙的大门,带领我们亲临法国文化的孕育现场,通过主持沙龙的杰出女性,窥见这一谈话文化的营造方式。
本书不仅为我们展现出小说、时尚、哲学等文化主体,更指出法国文化另一个核心脉络: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到“二战”期间的纳粹占领,法国通过接二连三的惨败,锤炼出坚韧、自豪、富于创造的民族性格。它也由此描绘出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国家:一个在艺术、文化与政治方面拥有无法夸大的全球影响力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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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1943— ),英国思想史学者,曾任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新社会》杂志副主编,为《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观察家》等刊物撰写专栏,以拒绝简化的恢宏思想史作品而闻名,著有《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大分离:新旧大陆的命运》《法国思想四百年:浪漫、革命与复兴》等。
译者简介
朱邦芊
专职译员,拥有理工农等多学科背景和18年专业翻译经验,主要从事社科历史和科普类图书的翻译。已出版译著《帝国边缘》和多部“牛津通识读本”系列自然科学类作品。译著《恐惧与自由》入选2020年“《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榜”。
马睿
文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译员,拥有20多年专业翻译经验,曾长期为主要国际机构和商业公司担任译员和术语编辑。已出版20多部文学和社科类译著,包括《冰雪王国》《自由的流亡者》《天鹅之舞》,以及多部“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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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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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引言 对法国、法国人和法国生活方式的迷恋
序言 西蒙·阿尔诺的陶醉
第一部分 沙龙的诞生和女性群星闪耀
1维沃讷、蓝屋和法兰西学术院
2一场女人的战争:迪普莱西-盖内戈与帕斯卡
3塞维涅、莫里哀和“爱的层次”
4拉法耶特、拉罗什富科和拉封丹:三次文学革命
5萨布莱和《学者报》,斯屈代里和“温柔的爱情游戏”
第二部分 法国性的特征1
6朗克洛的哲理情色
7正规的法语:科尔贝和学术院
8高档美食、高级时尚、高雅格调:法国对崇高事物的热爱
9作为“文明学校”的沙龙:时尚中的智识,智识成为时尚
10奥尔良家族:平行时空的另一种历史
第三部分 启蒙运动:“智慧战胜了休面”
11“尊严是社会的灵魂”
12索镇:“最美好的世界”
13令伏尔泰颤抖的女人
14“世上所有零散的知识”
15莱斯皮纳斯的几段纠缠情事
第四部分 美好生活之道:法国性的特征2
16生活水平提高:法国是新时代的希腊
17痴迷时尚
18食物哲学、咖啡崇拜和餐馆的兴起
19严肃的爱情游戏
第五部分 革命、罗伯斯庇尔、弑君、复苏、复辟
20被发现的资产阶级
21“文学化”
22债务、赤字夫人和丝毫不受影响的凡尔赛宫
23启蒙运动者的管家
24让利斯和王府里的平等
25史上最意味深长的爱恨交织
26被唾弃的拿破仑
27“谈话的回归”
28吉拉尔丹和她的“名流荟萃”
29“生活不仅仅是为人母”
30“艺术圣母”
31大法兰西人
第六部分 巴黎性:法国性的特征3
32浪荡子、林荫道常客和花花公子
33无人区的辉煌和忧郁
34诈骗和咖啡馆的诗意
35时髦:作为艺术品的巴黎女人
第七部分 战败,颓废,炫目
36“一切进步都取决于法国的完好无损”
37“病态心灵的生长”
38“旧日辉煌重现”
39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原型
40法国音乐生活的十字路口
第八部分 “生活是我们赢来的”
41奇迹,哗变,哀痛,社会名流
42接吻的革命:巴黎的性爱景观
43战争创伤应激症、超现实主义和第七艺术
44孤独、黑人文化和其他的中途歇脚地
45文化的通敌和通敌的文化
第九部分 后维希时代的法国与英语圈
46反美情绪与萨特家族
47长时段:文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
48“法国理论”和法国对弗洛伊德迟来的关注
49“群星闪耀”的终结
50巴黎在英语时代卓越的文学地位
51“法兰西的巨大虚荣心”:戴高乐、法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
尾声“我是圣母院”
结语“文学的神秘力量”:法国如何以及为何会成为法国
致谢
注释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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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中国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吗?他们是否在可辨识的具体方面与其他民族不同?是否存在典型的中国性格或特质?有没有一种独特的中国的思想、思维方式或心理特质?
以上虽不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但它通过探讨“法国思想”,邀请读者认真地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毫无疑问,法国人的确认为自己与世上其他的人都不一样。
法国人认为自己比其他民族更富哲思,更理智。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民族更浪漫——是更好的情人。他们自豪地宣称自己拥有“对崇高事物的热爱”和“天生倾向于创造性思维”。他们强调:“修辞是法国人珍视的艺术。”他们说,思想活动在法国公共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法国凭借着“拥有至高无上的文明使命这一毋庸置疑的信念”,自诩为“世界的灯塔”,以开化所谓较低等的其他民族为使命。他们声称,欧洲文明的一切伟大理想“都来自法国”。“法国人的不快乐可能是思虑过多造成的。”
所有这些主张无疑都带有某种傲慢、自夸的姿态,这或许可以说是法兰西特质的又一显著特征。
在本书中,我试图理解法国人、法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法国人与众不同的原因。我解释道,自 17 世纪末以来,一系列独特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塑造了独特的法国文明,使其融合了高雅文化、哲学、戏剧、文学,以及在时尚、美食、美酒上的卓越表现,尤其是优雅的交谈,特别还有男女之间复杂的关系,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在 18 世纪形成了令世人艳羡的时髦社会。
不过与此同时,事情还有另一面:法国文化是一种战败的文化(如今许多法国历史学家也承认这种说法)。法国经历的军事失败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其中有些不仅是失败,更是屈辱,这种屈辱对法国人的心理造成了深刻打击。然而,法国总能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崛起,从战败和屈辱中恢复得比其他国家都更快,因此其历史呈现出一系列起伏跌宕的曲折,这种起伏之剧烈也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无论法国人如何自居,这段长达四百余年的独特历程确实塑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民族:才华横溢、锐意创新、坚韧不拔、自负傲慢、自我解嘲、争强好胜,对,或许还比其他民族更浪漫。这本书是一个在法国生活了四十年的英国观察者写的,以一种既充满深情又并非不加批判的笔触,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绘制了一幅肖像。
中国读者会对《法国思想四百年》一书的内容感到有趣、惊讶、温暖、好奇、烦躁和震惊。如果这本书能让读者思考自己国家的优势与劣势,那么它的目的就达到了。
彼得·?沃森
于伦敦
2025 年 7 月
我将在本书中论证,法国独特的生活方式——在高雅文化、时髦式样、高档美食、智力活动领域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都应该归功于法国历史的独特性质,特别是在军事战斗中屡战屡败和政治失败。这些战败让法国更富省思、更懂哲理、更有智识、更加抽象,有助于将创造性的能量转移到它的艺术、文化、高档美食和高定服装的帝国中去。但屡战屡败的经历也确保了它更加教条、怀有戒心地自大、嫉妒其他民族,也助长了它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屡战屡败催生了这个国家回归它眼中的昔日荣光的迫切需求。
这固然是事实,但并非全部真相。凯里·克罗斯利在他的《法国历史学家与浪漫主义》一书中指出,大革命的一个长期影响是在法国引发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复兴情绪”。例如,英国历史是改良主义的,而法国历史则是革命性的,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那种情形—一种相当快速地重燃起热情的模式,对工作的热情往往取代了对权力的渴望,因此在法国,历史的基本意义在于重新发展人的生产能力。戴高乐提到的法国的“复兴的天赋”,就是这个意思。
但这仍然不是全景。在投石党运动中(法国国王与王公贵族彼此对垒的内战,从1648年持续到1653年)贵族的失败与法国的下一次重大失败之间,法国文化在许多方面继续发展,使其成为令世人艳羡的国家;前者可以说在法国而非其他任何地方创造了一个更善于思考、更有知识,也更时尚的贵族阶层,而后者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后的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法国不再是世上最伟大的国家,将这一称号拱手让与英国。18世纪初,在从建筑和时尚到绘画和化学、从食品和哲学到礼仪和戏剧等广泛的领域,法国人都引领着世界潮流。
韦勒贝克关于文学之神秘力量的观点本身就别具法国特色,与本书中的许多情节相呼应。法兰西学术院的概念本身就是为了支持法语的首要地位,维持它的纯洁性。本书自始至终认为谈话是沙龙的决定性特征。我们在第21章看到,法国文化的“文学化”发生在大革命前夜。拿破仑告诉
斯塔埃尔夫人的儿子说,他清楚地认识到文学可以像其他活动一样被轻易地政治化。19世纪,各家沙龙和龚古尔兄弟都竭尽全力防止文学因市场的影响而自贬身价。一战期间,科学在学校里从属于文学。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驻巴黎大使奥托·阿贝茨认为,法国的三大力量是“银行、共产党和《新法国评论》”。马克·富马罗利认为,只有法语才能真正传达人间的幸福和智慧。帕斯卡莱·卡萨诺瓦主张人类这个有文学和文学价值观的世界文明的总部就在巴黎。皮埃尔·诺拉认为,“文字”是法国历史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并认为“巨大的文学之殇”带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让·盖埃诺、让—保罗·萨特和戴高乐将军之间分歧极大,但他们都赞同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勒的观点,“[法国]作家有高于他人的义务和权利”。这些作家和其他观察家/权威人士共同确定了一种文学文化,它正是法国性的体现—而且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还能解释很多其他现象。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荣休教授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弗格森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她与韦勒贝克的论点相似,并补充说文学的神秘力量特别有助于解释法国的生活方式、法国文化,以及它何以特殊。继这些看法之后,弗格森提出了旗帜鲜明的论点:法国作家“构建了某种法国概念”,这种概念超越了政治和国家发展,而且“法国性与法语之间至关重要的同一性证实了文学是某种民族意识的独特来源”。她说,法国有一个“公共作家”体系,它是一个具有法国特色的、事实上独一无二的形象。“只有法国才有这种将作家选为代言人,并赋予文学以这种权力的文学文化。”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和法语学者,弗格森教授(也许她更出名的是她婚前的名字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意识到,法国的作家过去和现在都是从他们与上层社会的联系和政府的帮助中获得声望的。例如她观察到,法国的纸币为文学形象赋予了首要地位,街头的妓女用“老帕”—这是街头俚语,指的是印有布莱兹·帕斯卡形象的500法郎纸币—来贿赂警察。她提到了尊尼获加“红方”威士忌的广告,借用了马克龙总统最爱的司汤达小说《红与黑》,广告中去掉了“红”的字样,代之以“没有红方,一切无从谈起”。她还提到,维克多·雨果的名字遍布巴黎的街道和广场。
弗格森指出法兰西学术院如何体现了作家和上层阶级在“一个核心的文化体系内部并围绕该体系”相互结交的特点。学者们仍然从贵族、神职人员、军人等上层阶级的传统部门中招募,“此外还增加了学术界、专家和政治家的新贵族”。公立中学的长期规范一直符合并助长了法国文学文化的期待。即使是专攻数学和哲学的学生,文学研究也是必修课。传统上,法语是通过拉丁文翻译来传授的,这和它沉浸其中的通识文化一起,将上层阶级团结起来,哪怕把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这为文学创造了公众,这个重要和独特的公众超出了读者范围,将可能只是被这些体系“触及”的更大人群囊括在内。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曾承认,如果他有把握模仿福楼拜或莫泊桑,他宁愿选择文学生涯,而不是政治。密特朗总统在任期间写了他的12本著作中的一本。就连戴高乐也希望以自己的写作风格而闻名,只有法国总统在拒绝让—保罗·萨特关于在法国设立战争罪法庭的请求时,才会像戴高乐那样,在回复时毫无讽刺地称他为“亲爱的大师”。马克龙此举符合法国领导人的传统。
一连串作家都直接参与了政治,其数目着实惊人。公共作家“合并”了他们的社会和文学承诺,并因此获得了一种象征性的力量,使他们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英国、德国或美国的学术院都无法与法兰西学术院的声望相提并论,文学赞助在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像在法国那样成为一种习惯。”
早年间的诗歌和戏剧比小说以及我们如今所说的非虚构作品更有优势。诗歌和戏剧篇幅更短小,更轻盈,更适合贵族的口味,因此能很好地适应沙龙环境。赞助很重要,因为作者即使有报酬的话也很低—比如笛卡儿就收到了200本《谈谈方法》作为他付出巨大努力的唯一报酬。旧制度时期的书籍很少有超过2000册的销量。国王们知道这一点,并明确表示,文化与国家息息相关,为许多人支付了年金,本书前几章曾列举过这类实例。
在法国,作家从一开始就享有特权。文学是唯一一种令创作者在沙龙中通行无阻的艺术形式,因为文学作品与绘画不同,从来不被认为与贵族身份不相容,而且作家无需接受大众教育以外的培训。沙龙让来自贵族阶层以外的天才作家能够结交比他们社会地位“更优越的人”,这些“更优越的人”也能够借此机会接触到新思想。此外也从来不缺乏贵族作家(正如在第21章中提到的马蒂厄·马罗的统计调查所表明的)。埃米尔·加西耶指出,这些联系的象征就是法兰西学术院本身。它标志着智识上出类拔萃,同时在社交上也高人一等。
不仅如此,作家们还缺乏一种特定的“文学意识”,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独特的职业群体。文学作品是一种适合在巴黎的沙龙或宫廷(以及在索镇)消费的形式。并非所有的文类都适合在沙龙里呈现,但有一些是适合的:诗歌可以大声朗诵;戏剧在广泛公演之前可以在私人场合首演;往往在一时兴起之下创作(或假装如此)的格言和文学肖像会在其后数年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法国人尤其有一种和谐的理想,那就是将文学和精英社会活动融为一体。在这种环境下,写作不仅是一种思想/艺术活动,也是一种社交活动。
随着文化权威逐渐从凡尔赛转移到巴黎的沙龙,文学共和国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审查制度的扩大和作家入狱都突出了这一点。18世纪末,沙龙里的启蒙思想家引领了公众舆论的发展,而由于拿破仑也很快掌握了个中诀窍,政治也进入了各种讨论,无论是顶着何种名头的政治(见第27章)。正如马蒂厄·马罗所说:“写作行为越来越成为一种争论的手段。”弗格森说得更加具体:“政治携盛誉进入法国文学,从此再也不会离去。”除此之外,启蒙思想家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治敏感性,还有社会承诺和批判模式—后者也同样不会离去。社会阶层、政治和批判精神是法国文学的特点,使其具有独特的优势。像夏尔—奥古斯坦·圣伯夫和朱尔·勒迈特这样的评论家只有在法国才能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法国的写作也受到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法国社会日益中央集权化的影响。巴黎成为压倒性的文化中心,如此多的知名人士走得如此之近,冲突也比其他地方都更针对个人,因此也更像人身攻击。这就是人才集中在这么小的空间里的结果,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1789—1851年)因此说:“大人物如此常见,以至于街上的人甚至都懒得转头去看一眼。”
19世纪,法国的混合体制也有助于独特的文学文化的出现。沙龙的赞助继续与市场并存且对抗,帮助形成了一种对抗性的文学文化。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法国比其他地方更加盛行一种非商业的高尚品味。这反过来又引发了文学小团体的发展,这些更激进的团体往往坚持一条路径而放弃其他的方法,而且对外人关上大门,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抗的心态。
19世纪的沙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保持与社交界的联系,同时也小心翼翼地巩固与法兰西学术院的联系,来维持其影响力的。学术院的声望和它与过去(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象征性相联系,它对当时的伟大经典的认同,它的持久性(尽管它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曾经关闭和重开,但这更让它成为与凡尔赛宫、圣母院和卢浮宫并列的“国宝”),意味着它在一个政权更迭如此频繁的国家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权威。正是这一点确保了法兰西学术院和沙龙无可匹敌的声望,并有助于解释它们何以重要并经久不衰。
科学院尤其突出了这一点,该院成立于1666年,因此可以被视为几乎与法兰西学术院一样古老可敬。但事实并非如此。18世纪末,莫里神父总结了当时广泛存在的偏见。“只有法兰西学术院在法国受人推崇,并拥有真正的崇高地位。没有人重视科学院……达朗贝尔以身为科学院成员为耻……在法兰西学术院,我们把科学院的成员看作是我们的男仆。”
直到1862年,法兰西学术院才有一位小说家以小说家的身份入选。维克多·雨果等小说家也曾入选,但凭借的是诗歌和戏剧这些更成熟领域的作品—学术院花了200年时间才承认小说是一种值得考虑的正当文类。博物学家从未入选,一个原因在于学术院的运作就像一个沙龙:它不赋予崇高的地位,但要求拥有崇高地位。学术院在政治上的保守反映了社交界的保守态度。
当然,随着19世纪的进展,与进展相抗衡的沙龙也不得不承认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文学机构。但这意味着法国文学生活的各个分支都有一种自信的自我意识,这在其他地方是很罕见的。最好的沙龙在思想上始终是开放的,接受任何被认为能反映法国精神的话题,而小团体总是对意识形态上的外来者关上大门。
弗格森认为,成立于1902年的龚古尔学院将文艺小团体的形式固定下来,一如法兰西学术院为沙龙精神提供了组织基础。但龚古尔学院的建立也是为了对抗市场,因为两兄弟强烈反对市场对品味和教育的影响。他们明确表示:“要想有幸加入这个社团[负责挑选获奖者的评委会],就必须是文人。我们既不接受大人物,也不接受政治家,只吸收文人。”很快,龚古尔学院就被说成是“一个可以报复法兰西学术院,安慰不幸落选者的学院”。尽管龚古尔学院大获成功(即使在今天,赢得龚古尔奖也意味着一本书能卖出20万册),但它本身也突出了法兰西学术院的高威望。
与在某种意义上属于“职业晚宴”的文艺小团体不同,作家和上层阶级在沙龙里能够更广泛地打成一片。这是朋友和支持者的聚会,而不是大师和弟子的聚会。这是它们的优势,沙龙的理念也是为了在一个有益的环境里测试观念和接受批评。随着19世纪的推进,即便有更多来自下层社会的作家开始大放异彩,资产阶级和上层社会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戈蒂埃小心翼翼地指出,他“放荡不羁的”同伴“都来自良好的家庭”,因此法国文学生活的上层阶级特征从未被撼动根基。
真正罕见和例外的,是沙龙和法兰西学术院这样的传统机构允许作家认为自己的作品并不等同于商业财产。巴尔扎克就是拒绝以这种在他看来扁平化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一个人。他追求市场的成功,但也参加沙龙,还企图唤起学术院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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