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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超越死亡与意义的逐字对话，悲伤与应对悲伤的细节叙事
她拒绝成为对象，她要成为作者
2 学术女性生存笔记：爱是平视、是协商、是在付出中拒绝牺牲自我
在《最后的协商》中，作者卡洛琳·埃利斯以九年的真实伴侣经历，为我们呈现一部罕见的、饱含深情的自我民族志：女性如何在亲密关系的牵制与吞噬之间，挣扎地保持自己。她没有把爱写成牺牲的赞歌，也没有把照护浪漫化为道德荣耀，而是直面一个女性在疾病、依恋、失去的重压下，如何寸寸夺回自我主体的全过程。
爱人病情恶化、角色不断变形、关系被迫朝未知方向流动——当所有人都在期待一个“好伴侣”继续无条件付出，埃利斯却不断逼问自己：“我在这段关系里，还能如何为自己协商？如果自我被掏空，爱还能成立吗？”
2 直面爱人病痛的坦诚：关于“照护”与“死亡”的私密书写
在过往叙事里，照护者往往是无声的，他们常被要求“温柔、坚强、牺牲”。但这本书拒绝这种沉默。作者以社会学家的敏感与女性书写的勇气，让我们看到：照护不仅耗费时间、情绪与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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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个关于爱、照护与失去的真实故事。
二十四岁的社会学研究生卡洛琳，在学术理想与情感欲望的交织中，爱上了身患重症的教授基恩。九年的相伴，是一场漫长的协商：在衰老与疾病之间谈论亲密，在照护与依恋之间寻找平衡，在失去与书写之间重建意义。
《最后的协商》被视为“唤起式自我民族志”的奠基之作。作者以第一人称书写，打破社会科学的冷漠边界，让情感与经验成为知识的源泉。她将生命的疼痛化为叙事的力量，让社会学回到“人”的维度，让写作成为疗愈与理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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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卡洛琳·埃利斯（Carolyn Ellis）
南佛罗里达大学传播学与社会学荣誉退休杰出教授。她因在人生叙事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而享誉国际，长期致力于定性研究方法、叙事理论、情感研究及丧失与创伤议题的跨学科探索。
译者|关薇
柏林洪堡大学毕业，译有《荷马》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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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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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探寻社会学的灵魂与本真（亚瑟· P. 博克纳） 修订版前言
修订版致谢
初版致谢
第一部分 开 端
第二部分 协商依恋：关系的动态博弈
第三部分 协商稳定：在变迁中锚定平衡
第四部分 协商失去：当告别成为生存策略
第五部分 协商叙事：在记忆废墟上重构意义
第六部分 结 局
第七部分 结 语：从新结局到新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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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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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探寻社会学的灵魂与本真
（亚瑟·P. 博克纳）
1990年1月那个宿命般的早晨，我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在前往南佛罗里达大学办公室的途中，我从大楼入口处的报架上取下一份校报《神谕》。电梯里，我翻到校园活动版面，看到一则讲座预告：社会学副教授卡洛琳·埃利斯将在商学院发表题为《系统社会学内省》的演讲。当时我既不认识卡洛琳·埃利斯，也从未听过“系统社会学内省”这一概念。然而，凭借一丝运气或是命运的眷顾，我决定去听听这场讲座。事实证明，这是我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多年后回想起来，我仍会感慨：“从那一刻起，我的生命似乎彻底改变了。”
卡洛琳的演讲绝非普通的学术报告。她热情洋溢地阐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学范式—以情感为核心，力图通过“故事”的形式使社会生活变得触手可及、生动有趣。她全然投入这项艰巨的事业，挑战了社会学界长期秉持的主流观点：内省与主观性在科学社会学中无足轻重。我为她的执着与热忱深深着迷。“请与我及故事中的人物一同走进这些经历，”她恳切地呼吁，“感受我们曾经经历的情感，或设身处地想想若你身处同样的境遇，会有何感受、作何反应。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审视自己的内心，而这正是我所知的传达情感最有效的方式。”
卡洛琳从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仅需被动接受既有知识的学科。她的民族志书写强调参与性。作者与读者同谋。读者必须主动介入，理解并认同作者主观体验中蕴含的存在主义真理，并至少在阅读的瞬间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生命体验。唯有如此，她笔下的故事才能超越个人叙事，与读者的存在和生活经历产生共鸣。
卡洛琳娓娓道来，我仿佛身临其境，浸润在她分享的生活片段与悲伤时刻中。她朗读了一份手稿的片段。这部作品记录了她作为照护者与爱人，与身患肺气肿的伴侣共度九年直至其离世的真实经历。她毫不避讳这段关系中那些痛苦而决绝的挣扎。她从内心深处观察和书写，展现了两人如何在空虚与孤独中艰难抗争，如何在失去与悲恸交织的混沌中，努力为破碎的生命赋予意义与方向。这些故事以极强的感染力将我牢牢抓住。叙事的精巧构思让听众几乎无法与她的经历及情感保持距离。
演讲接近尾声时，卡洛琳坦言，她需要通过书写这些故事来直面内心的痛苦，并在真相中完成自我蜕变。这一刻，我感到一股乐观的情绪涌遍全身。没错！这正是社会科学影响世界应有的模样—勇敢、亲密、具象、富有感染力！卡洛琳的故事，与其说是关于人，不如说是代表人发声。作为社会科学家，她勇敢地超越了可预测事件与理性行为的边界，不加粉饰地呈现慢性病的具体细节，拒绝用抽象的概念、范畴和类型学将其遮蔽。她见证了人类苦难的深渊，试图探寻在预知爱人逝去的阴影下如何体面地生活，并邀请听众接受她的证词，成为共同的见证者。与此同时，她质疑学科既定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论，拒绝藏身于晦涩的学术术语和引文背后。相反，她让我们从内心深处真切感受到了故事的真实性。
卡洛琳的演讲令我既深受震撼，又心生惶惑。此前从未有人以如此贴合我内心思索的方式谈论学术工作，直指社会科学长久以来的精神缺位。我们的志趣相似却路径迥异。她将我一直在理论层面推演的构想化为实践，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娓娓道来，为读者提供一面反观自我生命的镜子。聆听之际，我不禁憧憬我与她在思想上互鉴的可能。
那日，还未与卡洛琳私下交流，我不想就这样离开演讲厅。于是，我抛出一个颇具锋芒的问题，甚至做好了为措辞冒昧而致歉的准备。“为何您如此执着于捍卫研究的科学属性？”我问道，“这听起来像是在为自己辩护。何不放下科学话语的桎梏，坦然承认故事本身的力量？毕竟，您的叙述如此动人心弦，直抵灵魂深处。”
卡洛琳迟疑了几秒，坦言从没有人问过她这个问题。“批评者总在质疑我的研究是否符合科学范式，是否严谨，是否具有普适价值。或许正是这些攻击点燃了我的防御心理。我确实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了。”
讲座结束后，卡洛琳正在收拾讲稿，我上前为方才的提问致歉，唯恐让她陷入难堪。随后我们一同走出报告厅，开启了一段迄今已持续二十八年的对话。
从最初的交流开始，我与卡洛琳便确信，社会科学应当为唤起情感的叙事留出一席之地。倘若将人文科学中的人性抹杀，最终只会留下机械化的类科学，既非真正的社会科学，亦背离人文精神的本质。我一直深深沉浸于理查
德·罗蒂的著作（Rorty 1979，1982b，1989），在我们最初的一次深入交谈中，我向卡洛琳提及罗蒂的观点：如果把知识视为应对现实的实践方式，而非准确了解现实的工具，我们或许能更从容地与世界相处。
卡洛琳立刻被这一理念触动：“这正是我在书中探讨的主题，”她回应道，“我和基恩无法预知命运会带来何种困境，能做的唯有不断调适、挣扎着与之周旋。这是多数照护者所面临的现实处境。我审视自己与基恩的关系，也剖析我们在疾病阴影下磨合相处模式的过程。既试图理解自身情感的潮涌，也在观察他人目光中的我们。”
在我们交往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和卡洛琳始终围绕着读者即将翻开的这部书展开探讨。我曾读过一份七百页的早期手稿。随后我们反复推敲如何精炼篇幅、凝练结构，如何让她笔下那些饱含赤诚的文字，既能打动社会学界同仁，也能引发更广泛读者的情感共鸣。
在我看来，卡洛琳的探索本质上是在拓展“诠释性范式”的边界。这一范式自20世纪80年代末人文科学叙事转向后逐渐成为学界主流。彼时，后结构主义者正猛烈冲击科学真理观中某些最根深蒂固的假设：他们质疑语言能否真实映照人的经历，揭示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必然受制于语言中介。经历包罗万象，但语言却总有局限。语言虽然能够与经历连接，却无法完整复现其原貌。当鲜活的生活经历被转译为文字，总有某些幽微之处在转译中悄然流失。正如罗蒂所言，世界并不以我们描述它的语句形态存在（Rorty 1982b）。
因此，这些投身叙事转向的研究者，深感有必要突破社会科学领域那些根深蒂固的研究范式、话语体系与写作传统。我们不再相信，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框架下的研究问题、方法论及写作规范具有永恒普适性。我们不仅要书写叙事，更要将叙事本身作为呈现与表达生活经历的研究方法。
卡洛琳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研究范式的实践路径。她没有刻意强调将生活经历的片段定格为控制、距离与理性的象征，也没有试图对其确切意义加以整理和定义。相反，她讲述的是那些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展开和延续的经历，使这些经历，对于最能从中获益的读者来说，变得更为可读、更易理解。卡洛琳既不被已有的研究成果、概念或理论所束缚，也不借由它们证明自身价值。她拒绝以追求客观性为由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选择以一个易感观察者的身份，置身事件的核心，讲述痛苦磨难与狂喜时刻，始终坚持不懈地探寻，在人生中不可避免的艰难处境下，如何活得体面。
读完卡洛琳的手稿，我深信《最后的协商》将成为一部开创性的作品。我告诉她：“你的叙事为正统社会科学的客观主义提供了急需的另一种可能。你以‘联结’取代‘疏离’，以‘介入’取代‘超然’，摒弃‘观察者自我’的孤立视角，改用第一人称书写，突破了第三人称被动语态的常规，也打破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二元对立。你揭示了亲密关系如何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展开。如果这种作品在人文科学领域找不到容身之地，那么我们必须设法为它开辟一席之地。你根本无须为此辩解。”
卡洛琳回答道：“但面对那些批评，我发现很难不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辩护。他们问：‘这算什么研究？’‘你这哪是社会学？’‘不遵循严格的科学方法，怎能称之为社会学？’如果换作是你，会如何回应这些质疑？”
“我可能会提醒他们，不要把‘科学性’与‘方法论选择’混为一谈，”我答道，“罗蒂（1982b，p.195）认为，科学方法这一概念‘既模糊又无用’。他主张，我们应当少谈严谨性，多谈创造性。用‘创造新事物的人’取代‘正确做事的人’这一传统科学家形象。你的手稿最打动我的，正是这种先锋性。你在开创一种新的社会学，向我们展示如何感受他人的苦难，强调情感和感性，为民族志社会学注入更多人性化的内涵。将生活经历置于特定情境之中，而非宣称‘普遍真理’。此外，那些旨在获取普遍化知识的传统方法论，本就不适合你的研究目标。你的研究倡导关怀与归属感，构想了一种‘热忱介入’（而非漠然疏离）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要求研究者以同理心为纽带，与研究对象建立共情与关怀的关系，而非以客观性和严谨性之名保持距离。”
不过，卡洛琳对传统社会学的刻板范式感到失望，这深深触动了我。尽管人类经历丰富多样，学界认可的表达方式却高度程式化且受到严格限制。研究者尝试采用新颖、诗意或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时，往往会感到自己置身于某种禁区，冒着失去可信度和支持的风险，学术界的可信度似乎只属于那些对传统研究规范亦步亦趋的人。若冒险突破惯例，作品很可能会因为不符合公认的“合法研究”定义而遭到拒绝。当拒绝成为常态，研究者会感到格格不入，仿佛已被自己的学科放逐。
那又如何？你对自己是否足够笃信，对这份工作的价值是否足够坚定，足以抵御外界的压力？卡洛琳确信，她的探索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在我看来，《最后的协商》本身就是一场抗争，对抗那些规训“何为合规的社会学写作”的传统叙事模式。通过打破“常规”研究的边界，这部作品或许能为具身化的第一人称叙事开辟一片学术空间。
卡洛琳必然深知，这是一次冒险的尝试。当你以这般坦诚的笔触书写生活经历，袒露脆弱、迷惘、羞愧、背叛、心碎、失望、沮丧，同时（偶尔）也传递希望、乐观与喜悦，你的作品可能会被斥为不科学、不符合学术界的标准。甚至，你可能被视作对学科传统的威胁。这样的写作是否会让你被社会学界“放逐”，或是被勒令暂停，直至学会遵循所谓正确的研究范式？
更简单的选择或许是妥协、放弃、循规蹈矩。但这无异于将社会学视为一门缺乏温度，没有灵魂，除了追求方法论纯粹性外再无伦理使命的学科。优秀的社会学，难道不该致力于疗愈伤痛，为那些被污名化的群体赋予主体性吗？
卡洛琳注定不会成为那种依赖冷漠理性生产社会事实的正统社会学家。她理想中的社会学，是一门尚在萌芽期、包容多元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学科，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着同样紧密的联系。这门学科兼容多重研究目标，既关心事实，亦关注意义与价值（Bochner 2005，2010）。在她看来，见证病患的痛苦、理解疾病的意义、记录照护者的困境、承认人类苦难与失去的多元形态，进而提供对社会的整体认知，是社会学的重要使命。她的研究是关乎生存困境的社会学，因此她试图通过极具感染力的叙事，与读者在生存意义上产生共鸣。这种写作要求社会学家同时敞开智识与情感，悉心倾听那些真实而深刻的故事，抵制与研究对象疏离或将其抽象化的倾向，更要警惕在研究实践中以“关怀”（其本质为同理心和同情心）之名实施控制。
当然，自《最后的协商》第一版问世至今的二十三年间，学界已发生诸多变迁。彼时，卡洛琳尚未找到一个合适术语概括其研究践行的民族志类型。该书出版两年后，诺曼·丹津（Norman Denzin 1997）率先呼吁人们关注“自我叙事”，并特别称赞卡洛琳的作品，称其为社会学家展示了如何通过写作让读者切实体悟他人的痛苦与悲伤。
然而，直至1996年，我与卡洛琳（Ellis and Bochner 1996）才首次挖掘“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这一术语的丰富潜能—作为一种研究与写作范式，可统摄多种第一人称叙述和个人经历叙事：自体民族志、社会自传、民族志回忆录、民族自传及自白式书写。我们预判，许多社会科学家将热切认同这一新兴领域。作家、艺术家与研究者正尝试打破第三人称静默书写的传统写作规范，尝试更为多样化和复杂的文本表现形式。
自我民族志的兴起得益于它能够深深触及人们的生活，从而进一步推动其发展（Bochner and Ellis 2016）。它在研究生与资深学者中引发强烈共鸣—尽管某些早已过时但仍被视为正统的方法论及僵化的写作规范，曾抑制（甚至扼杀）这些学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情感联结，但自我民族志为其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些研究者寻求替代路径，渴望以故事为载体，构建具身且全面的生活经历，邀请读者在思辨中感受情感共鸣，尤其是那些能让人心潮澎湃的叙事。他们也认识到，当研究聚焦于人类的渴望、欢愉、痛苦、失去、悲怆、苦难与喜悦时，作者需以“暴露脆弱”的姿态直面自身情感，同时遵循共情的伦理准则（Ellis 2007）。
这种唤起式自我民族志需要研究者具备与读者进行深度对话的能力（Bochner and Ellis 2016; Ellis 2004），而这正是卡洛琳在《最后的协商》中试图与读者建立的联系。书中的“真相”并非“既定真理”——没有需要读者审视的假设、图表或统计显著性检验。作为一部社会学叙事作品，它遵循“尊重故事本身特质”的伦理。我们将故事转化为抽象概念、范畴或理论时，难免会遗失故事最本真的力量及其社会价值。毕竟，理解能力并非构建抽象体系的能力。
《最后的协商》绝非一部缺乏研究问题的作品。重读之际，我仿佛听见卡洛琳在叩问：“在此境遇中，我该成为怎样的人？我们如何教会身体健康者回应病患？”在应对这些随情境流转而愈发复杂的命题时，卡洛琳将全书升华为一部叙事警醒录，既凝视自身，亦引领读者清醒地认识她面临的选择：该做什么，如何去生活。
卡洛琳的著作呈现了一种对经历的再体验，她在书中积极探寻生命历程的意义与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她顺应自身经历的洪流前行，而没有将这些意义凝定为永恒不变的结论。二十三年后的今天，卡洛琳的诠释依然保持着修订的可能。尽管亲历的事实未曾改变，但这些事件之于她的意义已随生命体验的纵深而更新。从初版定稿到修订版成书，我始终参与其中，亲眼见证她在反复书写中完成的自我认知迭代。
对读者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这部作品能为你带来什么？这个故事将在你的生命中激发何种共鸣？我的建议是：投身其中，沉浸其中，与它相遇，与它对话，让故事成为照见自我的镜子。倘若你愿意投身其中，我相信你会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与卡洛琳的故事产生共鸣，把它变成属于你自己的故事，正如我在1990年那个宿命时刻所经历的。
修订版前言
本书讲述了我与基恩·温斯坦长达九年的情感历程。1975年，四十余载前初次相遇时，我是二十四岁的研究生，基恩则是四十四岁、患有慢性肺气肿的大学教授。我们的恋情与我照顾基恩的故事，最终以他 1985 年离世画上句号。这段经历漫长而曲折，时而艰辛难耐，跌宕起伏，正、是重症慢性病的特质。在基恩离世后的九年里，我开始书写这段经历。如同经营人生与事业一样，文字的淬炼同样充满波澜，挑战重重。《最后的协商》为“唤起式自我民族志”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Ellis and Bochner 2000 ；Bochner and Ellis 2016），我用这一术语指代那些帮助我从情感和社会学维度理解此类经历的个人书写。
《最后的协商》首版问世于 1995 年。修订版中新增的“后记”让我得以重新审视这段感情、照护经历，以及当时对这段经历的书写。就像在脑海中“重新来过”，反思当时的自己：这些事件与书写如何持续影响现在的我；如果再经历一次，我又会以何种姿态感受、思考与行动。人生中能有几回，得以如此清晰而痛彻地重忆生命章节？此次修订亦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和修改部分叙事，使文字更能引领读者沉浸其中。
重读这段生命历程，如当初亲历时一样，我同时扮演着双重角色，甚至在同一段落中也能感受到矛盾的撕扯：时而如旁观者般审视书页上的人生，或如编辑般推敲文句；时而又与叙事中的“我”全然共情，鼓励她继续前行，为她和她所处的困境感到揪心。有时，我希望她能更多地为自己考虑；有时，我又希望她能做得更好。更多时候，我与书中人物合而为一，因曾经的遭遇而屏息，为年轻的自己即将面对的宿命而战栗—尤其是读到基恩病情急转直下进入晚期，那段暗无天日、无从喘息的至暗岁月，这种感觉愈加强烈。
这次修订让我得以凝视两段时空：一段是陪伴爱人走向死亡的九年，另一段是试图通过书写领悟“如何好好生活”的九年。如今，那个“未来”已成为“当下”，我当前的视角为我和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反思与重构的维度（Ellis 2009）。面对无常的普遍性，早年与基恩的经历教会了我何种生存智慧？暮年之际，又该如何与疾病、哀伤、失去共处？过往与当下的体验，如何为正经历失去的读者提供陪伴与慰藉？
修订过程亦让我有机会肯定个人叙事在生活与工作中的独特价值。从自我民族志的视角出发，我聚焦关系中的情感主体，讲述一些特定的生活经历，为理解社会与文化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我深知，那些袒露脆弱的文字如何引领我穿越至暗时刻，如何照亮人类关系的幽微褶皱，这是超然疏离的写作方式所无法企及的。我为自我民族志的演进与传播而欣喜，它让被遮蔽的生命体验重见天光，为苦难中的灵魂带来希望与认同，更让人类的情感、身体与精神世界可触可感。
这些思考将在新增后记“从新结局到新开端”中展开。前言、后记与亚瑟·博克纳在序言中对本书的历史、理论与关系性解读，共同构筑了全新的文本框架。核心叙事依然鲜活：一位初入学界的女性，如何在爱人被疾病吞噬的过程中，在照护与失去之间挣扎，在日常互动中体味情感的复杂肌理。框架故事记录了 1985 年至 1995 年，本书
的写作历程与自我民族志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新增了自我民族志的最新进展，特别聚焦伦理问题。接下来，我从一位即将步入退休阶段的美国女性视角，回溯书写、修订与生命历程的交织，探讨个人叙事与唤起式自我民族志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实践，如何成为理解人际关系、身份转变，以及应对失去的密钥。
我何其幸运，人生中再度邂逅爱情。与亚瑟·博克纳二十八载的相伴，充满智识的激荡与心灵的共鸣。随着年龄增长，偶有一些小小的健康困扰，但总体而言，仍能享有相对健康、富足的生活，这无疑是莫大的幸运。然而我深知，悲伤与失去如影随形，贯穿整个生命历程。随时可能在某个猝不及防的瞬间，打破我们精心构筑的生活秩序。重温与基恩共度的那段跌宕岁月，我不禁反思：如今的我，面对无常时的情感质地，与当年那个照顾爱人、书写故事的年轻女子有何异同？当下的脆弱与健康课题，会如何影响我对悲伤与潜在失去的感知？那段早年的经历，究竟是抵御失去的铠甲，还是加深恐惧的利刃？
然而，在探讨这些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议题之前，我想先邀请你走进一位年轻女性的日常。她与慢性病缠身的伴侣相携，在困境中探寻生命的丰足。故事的时代背景，是 20 世纪 70 年代大学校园里涌动的性解放运动、毒品尝试、女性主义、进步政治思潮，以及嬉皮文化。她以真挚的笔触勾勒与基恩的互动图景，既展现人性中给予与自私的永恒张力，亦揭示重症、照护与死亡如何在沉重中孕育意义。有时，我在叙述者身上认出年轻时的自己；有时，不得不反思，为什么当时做出那样的选择。或许，你会抗拒与叙述者产生共鸣，或许会在她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在他们关系的张力中照见自身，为那份穿透苦难的爱所触动，亦为无常带来的恐惧而战栗—正如他们每一次以为生活重归平静，命运的阴霾便再度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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