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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战”不仅改写了全球的政治版图，也重塑了人类的情感与想象。杰伊·温特以敏锐的文化视角，追踪“一战”后欧洲社会如何在失落与悲恸中重建自我——从纪念碑与画布，到文学作品与公共仪式，记忆成为现代文明中的隐线。
这本书不是对战争的复述，而是对“哀悼如何塑造20世纪”的深刻反思。它让我们看到，面对死亡与毁灭，人类依然以艺术、信仰与记忆回应历史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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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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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大量文学、艺术与建筑的材料，以“一战”的集体记忆为研究对象，重新审视了20世纪文化史上的一个关键历史片段。作者杰伊·温特重新探讨了人们在战争的屠戮之后，为了在共同的悲痛中寻找慰藉而采取的种种方式，其中既有崭新的举措，也有延续传统的行为。本书是一部思想深邃、情感动人的集体文化研究著作，对于理解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历史进程与记录，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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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杰伊·温特（Jay Winter）
美国著名历史学者，研究领域为“一战”及其社会文化影响，主编《20世纪的战争与纪念》，著有《勿忘战争》《在记忆与悼念之场》等。以在战争研究领域的独特贡献和跨学科的视角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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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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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缩写表
导论
第一部分 灾难与安慰
第一章 回乡：死者归来
第二章 哀悼社区
第三章 灵性主义与“迷惘的一代”
第四章 战争纪念碑和哀悼仪式
第二部分 哀悼的文化密码和语言的嬗变
第五章 战争神话学：电影、大众宗教和神圣产业
第六章 艺术中的末世想象：从预兆到寓言
第七章 战争文学中的末日想象
第八章 战争诗歌、浪漫主义与神圣性的复归
第九章 结 论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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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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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始终令人着迷。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末的局势好像与20世纪初惊人地相似，这一点令人不安。我们最近目睹了欧洲国家体系构成要素的分崩离析，以及1914—1918年战争催生的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分道扬镳。“冷战”的终结将我们带回到的不是1939年或1945年，而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1914年。那些似乎早已尘封的种族与民族分裂，如今正血淋淋地重现在世人眼前，令人痛苦。
欧洲一体化的曲折历程，更突显了重温欧洲分裂的血腥历史的必要性。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并最终摆脱20世纪欧洲灾难史的阴影，我们必须重返那场释放出持久离心力与向心力的“一战”，因为这场战争既将我们推离，又将我们拉向统一的欧洲。
在某种程度上，这段历史早已为人熟知。关于该时期的军事、经济与外交史，各类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学界较少关注的是：欧洲人如何理解进而超越战争创伤的过程。战后涌现的无数公私纪念场所与哀悼空间——它们从未被置于比较研究的框架下进行系统分析——正是本书聚焦的核心。
记忆已深深镌刻在风景之中。行走在法国北部和佛兰德斯地区，随处可见那场战争恐怖的痕迹——那些几乎超出人类理解范畴的惨重伤亡，以及为纪念逝者所做的一切努力。战争纪念碑遍布乡野：城市商业广场、村镇教堂、学校庭院、山野田间，甚至在最不起眼的坡地角落都能觅得它们的踪影。而凡尔登、马恩河、帕森达勒与索姆河的巨型军人公墓，则如同记忆的现场散布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
这些地名及其承载的惨剧，对亲历者而言实在太过熟悉。在法英德三国，丧亲之痛构成了“一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最普遍的集体记忆。仅这三国的军队就折损了四百余万官兵，相当于每六名军人便有一人殒命——这个数字占据了这场血腥战争总伤亡人数的近半。1 不夸张地说，参战国的每个家庭都笼罩在丧恸之中，大多数人哀悼着父亲、儿子、兄弟或丈夫，更多人则为失去朋友、同事、恋人或同伴而哀悼。
超越创伤是一种特权，而非寻常体验。铭记1500个日夜的战争焦虑，必然伴随着如何遗忘的挣扎——在两次大战间的岁月里，那些无法驱散战争梦魇的人最终被关进了遍布欧洲的精神病院。多数人是幸运的：他们找到了记忆与遗忘间的平衡点，这样生活，他们至少有机会超越战争创伤。本书正是要探讨这个艰难的超越过程的方方面面。
战后数年中，面对这支由亡魂组成的大军，纪念活动早已超越了陈腐的爱国主义窠臼。诚然，数百万人为国捐躯——但这句话仅仅是探寻“意义”的开端，而非这场史无前例大屠杀的终极答案。即便提出这个问题本身也令人却步：它充满矛盾和迷茫，既踌躇不定又徒劳无功。但自战争爆发以来，所有主要参战国就始终在进行着这场叩问。
“传统”与“现代”的嬗变
目前，对于“一战”文化史的解读聚焦于两种基本认知路径。其一是所谓“现代记忆”——它体现为诗歌、散文和视觉艺术中诞生的一种全新的战争叙事语言。这种“现代主义”本质上是精英阶层开创的文化现象，其影响却触及数百万名民众。现代主义发端于战前阶段，但在1914—1918年期间绽放。正如塞缪尔?·?海因斯所言，战争推迟了本土文化实验的进程，但与此同时，士兵作家以“直接经验的美学”重构了战争想象，彻底颠覆了把他们送上法国和佛兰德斯战场去赴死的老一代人所信奉的“谎言”或“大话”。这些士兵作家的视角与非战斗员的现代派作家——艾略特、庞德及乔伊斯——不谋而合，这些人与文学传统的彻底分道扬镳，经过战争震荡后更显其深刻意义。
理解战争的第二条路径，恰恰就是很多现代主义者所摒弃的——那些饱含爱国主义的确定性叙事，那些将战斗、“荣耀”及“神圣牺牲”委婉美化的“崇高修辞”，实则是战时宣传中的多愁善感与欺世谎言。虽然某些现代派（尤以意大利未来主义者为甚）在战时摆出民族主义姿态，但多数人对战争的态度更为矛盾。然而，爱国情怀的力量源泉可能植根于所谓“传统价值”体系——这些源自古典、浪漫或宗教的意象与观念，在战前与战时通过精英与大众文化广泛传播。正是这套价值体系及其语言表述体系，构成了我所说的“传统”路径。
当然，现代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对战争形式的想象模式在停战前就早已并存，二者的区别更多地表现在虚张声势的言辞上，而非现实战争的实质意义上。现代主义者并未消灭传统；而是以令保守派艺术家、作家甚至广义上的公众感到不安的方式，对其进行延伸、探索、重构。这种对谨慎者的冲击本就是现代主义文艺的题中之义，但必须注意到，先锋艺术家与主流风格及思维方式之间，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死者大军
让我们从“一战”中最震撼和最萦绕不去的影像之一开始：阿贝尔?·?冈斯在1918年至1919年间执导的电影《我控诉》的终幕。主角让?·?迪亚兹是一名受伤的士兵诗人，逐渐失去理智。他从医院逃脱，回到了故乡所在的村庄。他在那里召集村民，给他们讲了一个梦境。在我们看来，这个梦始于战场上的一块墓地，那里木质十字架都歪歪斜斜的。一团巨大的乌云在墓地后面升起，神奇的是，像鬼一样的人影从地底浮现。他们身上缠着破烂的绷带，有的跛行，有的高举双臂漫无目的地走动，有的像弗兰肯斯坦的怪物那样跌跌撞撞。他们离开战场，沿着法国的乡村小道走到他们的村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自己的牺牲是否值得。他们看到的是平民生活的琐碎，商人趁机侵占士兵的家业，以及妻子的不忠。死者现身吓坏了镇上的人，他们立马开始改过自新。于是，死者完成了使命，重返坟墓。叙述完这个梦境之后，诗人就彻底疯掉了，控诉头顶的太阳无所事事，任凭战争继续。然后，他死了。
死者从坟墓中走出来这个片段可谓早期电影的一个宏大场面。当我们得知银幕上看到的大多数人都是法国军方借给冈斯拍这部电影的、真正的法国军人时，这个场面也越发令人感到辛酸。冈斯拍摄这部电影时的助手是诗人布莱斯?·?森德拉斯，他是出生于瑞士的法国外国军团中的一名退伍老兵，1915年9月在香槟地区与“摩洛哥师团”战斗时失去了右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肩膀残存部分的绷带散开，看到他靠在塞弗兰?·?马尔斯扮演的让?·?迪亚兹的肩膀上。森德拉斯活下来了，但冈斯电影中前面部分出场的很多士兵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都回到了前线，并战死。冈斯本人指出，在他的电影中扮演死者的人很快就死了——电影中的表演与现实早已合而为一。
这段震撼而深刻的影像——亡者归来审判生者的时刻——在战争宣传史上堪称绝无仅有。1914—1918年战争接近尾声时，冈斯的电影为银幕带来了一种以死者为中心的战争叙事。正是这种叙事视角，将影片从对爱国主义的颂扬，升华为对爱、死亡与救赎等永恒主题的深刻探索。
冈斯于1937年创作了第二版《我控诉》，重回“一战”亡者复活的主题。这次的英雄还叫让?·?迪亚兹，是其所在“死亡”巡逻队中唯一的幸存者，该小队在1918年战争的最后一天被派往凡尔登战役的“死人山”附近执行一项毫无意义的任务。只是他的呻吟使其免于与战友一起被埋葬，而他的战友们却无谓地死去。实际上，迪亚兹从死者中站出来，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成为那些不知何为战争者的信使。
迪亚兹是一位在玻璃厂工作的科学家。为了防止战争再次爆发，他发明了一种坚不可摧的盔甲，这种“钢铁玻璃”非常强大，完全可以阻止战争的发生。他将其当作防止战争发生的秘密武器保存，可惜它被一名贪婪的古代士兵（古代战神）偷走，并被带入了今天的军事武器库。主角制止战争爆发的唯一方法是回到凡尔登，让坟墓里的“一战”阵亡士兵站出来。在一个史诗般宏伟的场景中，他让暴风云聚集在了杜奥蒙广阔的军人公墓上空，并将所有长眠于此的阵亡将士唤醒：“战争中阵亡的1200万名朋友，起来吧。”他们站出来，吓得欧洲人组成世界政府，并永远结束了战争。但之后，邪恶和恐惧仍在加剧。迪亚兹的基督式使命终结——随着他被那些看不到消除战争必要性的无知群众烧死在柱子上（即战争纪念碑的脚下）而走向必然的结束。事实上，和平胜利前的最后牺牲发生在凡尔登附近的杜奥蒙，迪亚兹这位英雄参加了二十年前的那次战斗，而他那时就牺牲了。
冈斯的世界末日遐想是电影史上值得纪念的时刻。他拍摄的关于死者归来的影像远非独一无二，但的确很少有电影工作者如此有力地捕捉到自1914年以来席卷欧洲的战争造成的大规模死亡的感触，而且有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沉痛感。悲伤的乌云及其在欧洲文化中的呈现是本书的主题。
我想这样勾勒欧洲人想象中的战后世界——这是一个由栖息在尸山上的幸存者组成的世界。如何既能交代清楚大规模死亡的事实，又能超越残酷的分离和残忍的暴行，是普遍存在的两难。艺术家、政客、士兵和普通百姓如何理解和想象这些问题？他们为此会做怎样的噩梦？他们怀有怎样的恐惧？这些都会向我们揭示有关“一战”的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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