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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在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启蒙思想如何传遍整个欧洲？
本书打破思想史写作传统，聚焦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等启蒙巨匠的12部经典作品，不仅解读思想内涵，更揭示它们如何通过出版与发行成为“学术型畅销书”，把启蒙思想带到欧洲的每个角落。每一章都可看作一部“书的传记”，带你走进启蒙运动的诞生现场，理解思想传播的真实历程。
启蒙不只在哲人的书房里，更在书商与读者手中
作者采用图书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全新研究方法，并依托独家的“18世纪出版数据库”，用精确数据还原启蒙时代的出版生态与市场反馈，同时深入探索出版细节，生动讲述启蒙作品出版背后的印刷、盗版等利益博弈，让宏观的历史叙事充满了引人入胜的微观细节与逸闻趣事。
全景视角，重塑认知，还原一个真实、多元的启蒙运动
面对后现代对启蒙时代“理性至上”“西方中心”的批评，本书以扎实的个案研究悄然回应，揭示了女性群体、欧洲殖民地人民等被长期忽视群体的卓越贡献，展现启蒙运动的复杂与包容，被誉为“上佳的启蒙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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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借助一个独特的出版数据库，探讨了启蒙运动时期畅销书的多重意义。它分析了伏尔泰、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以及休谟等人的重要著作，并强调了那个时代一项关键的创新，即“学术型畅销书”的兴起。有了这类作品，启蒙学者们的政治理论才首次在欧洲的中产阶级之间得到广泛传播。
与传统意义上只关注作者和思想的启蒙运动研究不同，加里·凯茨采用文学视角，提供了一部全新的、独特的欧洲启蒙思想史。书中每一章都堪称一本书的“传记”，讲述了这本书从出版到被读者接受的过程。凯茨还将图书史的全新研究方法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在叙述中兼顾作者、出版商与读者分别扮演的角色，揭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启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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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加里·凯茨（Gary Kates）
历史学家、美国波莫纳学院历史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欧洲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编有《法国大革命：近期的辩论和新争议》，另著有《卢梭、伯克和法国大革命》和《迪昂先生是女人：一段政治阴谋与性别伪装的传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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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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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一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读者
第二章 费奈隆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1699年）
第三章 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21年）
第四章 伏尔泰的《查理十二世史》（1731年）和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年）
第五章 伏尔泰的《哲学通信》（1733—1734年）
第六章 理查森的《帕梅拉》（1740年）
第七章 休谟的《道德和政治论文集》（1741—1742年）
第八章 格拉菲尼的《秘鲁女人的书信》(1747年)
第九章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
第十章 卢梭的《爱弥儿》（1762年）
第十一章 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
第十二章 雷纳尔的《两印哲学政治史》（1770—1780年）
索 引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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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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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研究启蒙运动的时间算不上悠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恩斯特·卡西尔等哲学家和达尼埃尔·莫尔内、保罗·哈泽德等文学学者对启蒙运动做过非常重要的研究。偶尔也会有历史学家撰写一部饶有趣味的相关作品，比如卡尔·贝克尔在1932年发表的经典著作《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这些研究往往独具个人特色，无法启发满怀理想的同行将这些研究继续下去。英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班是个例外，他研究启蒙运动的文章和著作影响了许多读者。然而，又有人批评科班，认为他写作的方式颇似政治理论家。科班后来的确以社会历史学家的视角写作，可是他探索的方法并没有应用于启蒙运动的研究。政治理论和社会历史，这两个他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截然分开的。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他几乎没有培养自己的博士生去研究启蒙运动：他的大多数博士生都从事经验主义社会历史学研究。
彼得·盖伊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育背景，在耶鲁大学教授欧洲历史。他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研究启蒙运动历史的著作，分别于1966年和1969年先后出版《启蒙时代》上下两卷，此时他对启蒙运动的研究达到了顶峰。文学和哲学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中心，盖伊也特别关注文学和哲学问题。他深受卡西尔的影响，认为启蒙运动的核心在于观念的创新——他使用“现代异教”这个术语表达了启蒙运动的基本范畴。盖伊认为，与伏尔泰一起编纂《百科全书》的那一小群作家是启蒙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并为他们取名“人道的同人”。盖伊描绘了造就这群启蒙哲人的社会政治环境，正是这样的环境使他们成长为卓有成效的作家。受知识社会学的影响，盖伊用独特的视角审视这些启蒙哲人，阐释这些思想“新贵”遭遇的种种斗争，将他们的思想置于这样的大环境中进行研究。因此，他有时把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思想的社会史，使之与莫尔内、哈泽德和卡西尔的文本研究法截然不同。
盖伊的研究方法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历史学家。我们从安东尼·帕戈登所著的《启蒙运动：为何至今依然重要》（The Enlightenment: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一书可知，这种研究方法十分活跃，此书的标题也显示了目标明确的议题。盖伊和帕戈登不仅描绘了启蒙思想孕育及发展的环境，还关注启蒙运动在当今世界留下的遗产。盖伊以逃离纳粹欧洲的犹太难民的视角来写作，在他的笔下，奠定欧盟和北约根基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基石就是启蒙运动。四十年后，帕戈登著书立说，对抗左翼和右翼的攻击，为启蒙运动的价值辩护。在左翼和右翼的拥护者看来，“启蒙事业”过度怀疑、藐视宗教，无法充当西方文化的基石；“启蒙事业”对所谓普遍主义过于自信，结果纵容了西方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男性霸权主义。但是，在帕戈登看来，启蒙运动的“本质是依据对人性的客观细致的理解创造一个政治、社会和道德的价值领域。今天，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能普遍接受启蒙运动的成果，至少在西方是这样的”。帕戈登和盖伊一样，捍卫启蒙哲人，认为他们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
尽管如此，盖伊和帕戈登的论证包含大量的文学和哲学思想。他们都关注启蒙运动向现代性发展的轨迹，误解了启蒙运动在18世纪的欧洲所占据的地位。他们借鉴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淡化启蒙运动的历史特征，将其视为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的一系列事件，而不是把它的思想视为不受时间影响的哲学进步。他们不考虑读者和出版商，几乎只关注作者，仿佛这些作者的观点是在任何一个世纪都可以被人们激活的软件。帕戈登代替现代“受教育的人”，去获取18世纪读者的反应。然而，21世纪的读者可以重新阐释启蒙运动的思想，但不会再创造启蒙运动。在18世纪时，启蒙运动的作品并非单单产生于启蒙哲人。启蒙运动的经典是读者、书商、出版商和作者高度合作的产物，这一切只发生在18世纪。今天有人呼吁“当下的启蒙”，他们所指的也许是解决现代问题的良好思想，但是，他们几乎没有解释这些思想在300年前是如何诞生的，对当时思想活跃的读者产生了哪些重要意义。也许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从启蒙运动的自由价值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历史学家则不然，他们——受时代划分原则的约束——必须承认：启蒙运动纯粹是18世纪的现象；即使它在1789年尚未结束，到了1815年，它也已然成为历史。历史学家把启蒙运动看作读者、作者和出版商共同参与的一个历史事件。这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启蒙运动是由批判性阅读群体共同创造的，这个群体在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出现，并蓬勃发展。
这是罗伯特·达恩顿年轻时得出的结论。达恩顿研究盖伊的作品，于1971年以一篇综述论文的形式宣告了这个结论，自此开启对启蒙运动的文化历史研究，完全脱离文学、哲学和政治理论关注的现代化事宜。达恩顿和他的法国同行罗歇·沙尔捷、丹尼尔·罗什都坚持认为，思想史的研究不应该从作者头脑中的观念开始，而应该首先理解观念如何走向社会，也就是说，井然有序的思想体系是如何在复杂的社会，即18世纪的社会体系中传递的。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要从各方面理解图书行业，因为在18世纪的欧洲，图书和期刊的流通决定了思想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看，达恩顿、罗什和沙尔捷可能是最早研究18世纪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历史问题，而不是从文学、哲学和政治理论中巧借自己关切的话题。
达恩顿立志撰写最伟大的启蒙运动出版史，呈现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纂的28卷《百科全书》及后续各卷的出版与发行。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1979）在现代书籍早期历史这个全新领域里依然是一本优秀的专著。他在书中并不关注《百科全书》中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章作者，也不关注《百科全书》的价值观念和进步思想，而是关注这部《百科全书》如何在1759年法国法律的压制之下流行起来。达恩顿细致缜密地描述了法国及其邻国的书商、印刷商、政府审查员、警察甚至宗教事务官之间的同谋关系。今天，研究启蒙运动的学者也许首次看见，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大胆的思想，而在于围绕图书行业产生的新机构：正是这些机构使大胆的思想在欧洲，乃至在欧洲的整个殖民世界里得以传播。
达恩顿在完成《启蒙运动的生意》之后，接着研究启蒙运动与18世纪末整个图书行业之间的关系。两个世纪以前，思想如何在社会中渗透？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间是什么联系？这些曾经让文学史家达尼埃尔·莫尔内日思夜想的问题，达恩顿却以不同的方式提供了答案。达恩顿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1995年出版的《1769—1789年间法国秘密文献集》（The Corpus of Clandestine Literature in France 1769—1789）和《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这两部作品。达恩顿通过这些研究说明，人们把启蒙哲人描述为法国18世纪最畅销的作者，但那些充斥着淫荡色情和无神论观点的通俗作品也在恣意流行，使启蒙书籍黯然失色。即使不是在更早的时候，至少在18世纪70、80年代，“色情和哲学之间看似清晰的区别也已经开始崩溃”。在达恩顿所列的畅销书目里，我们可以看见启蒙哲人放荡不羁的著作，却看不到他们撰写的严肃政治理论著作。达恩顿认为，休谟的《论文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斯密的《国富论》在法国大革命前对欧洲公众产生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诸如彼得·盖伊这样的文化历史学家过于高估了这些书籍对18世纪读者的重要性；事实上，法国革命者在成长过程中阅读的是描述宫廷情妇的污蔑性文字，而不是对法国君主政体的理论性批评。
达恩顿在研究宏大的社会文化历史时以书籍史、阅读史和图书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作为手段，这是一种激励人仿效的模式，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深刻、长远的借鉴。但是，我对达恩顿的作品有三条批评意见，主要针对他早前的作品《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以及近期的《环法书旅》（A Literary Tour de France）。首先，达恩顿使用的主要档案库是纳沙泰尔出版公司（StN）的档案库，它仅收藏了1769至1789年这段时间的资料。可是，启蒙运动在此之前已过去大半时间。休谟、理查森、格拉菲尼夫人、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在纳沙泰尔出版公司成立之前已经出版了早期的作品。纳沙泰尔出版公司所记录的，充其量只是启蒙运动最后的辉煌岁月，而启蒙运动究竟是如何被造就的，这些记录提供的信息寥寥无几。第二，达恩顿的总体目标是研究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的作品主要关注法国的启蒙运动。然而，把启蒙运动视为法国大革命的前身，定会遮蔽它的欧洲性和国际性。毕竟，大多数的启蒙书籍都是在法国以外的地区印刷、销售的。第三，纳沙泰尔出版公司是否能代表当时其他的书商和出版商，这根本不清楚。纳沙泰尔可能只是在某些出版领域找到了商机，它的客户也可能从其他更具竞争力的出版商订购了不同的书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达恩顿像阿尔弗雷德·科班一样，在研究18世纪的图书时，把自己独创的社会历史视角与研究启蒙文化的传统视角划清了界限。
从纳沙泰尔出版公司这个视角出发做研究，可能会忽视妇女在启蒙运动发生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本书的研究将要证明，妇女是作者，也是出版商，更是读者；她们全身心投入欧洲的启蒙运动。弗朗索瓦丝·德·格拉菲尼的《秘鲁女人的书信》（Letters of a Peruvian Woman）经由纳沙泰尔出版公司只销售了34册，但是，它在18世纪共印刷了95个版本，这使它位列18世纪最畅销的书目中。同样，妇女在丈夫去世后有时也会接管出版公司。费奈隆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Telemachus）和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最初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的。本书研究女性读者时，主要依据德娜·古德曼（Dena Goodman）对启蒙运动时期女性的贡献所做的研究。
除了达恩顿和古德曼的研究成果，还有两个重大的学术研究项目，由弗兰科·文图里（Franco Venturi，1914—1994）和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承担，他们撰写的与启蒙运动有关的文献有许多卷、上千页，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图里于1969年发表了《改革的18世纪》（Settecento Riformatore）第一卷；到了1990年，他已完成全书，共六卷，大约4000页。达恩顿和古德曼以法国人的视角写作，而文图里的研究则呈现启蒙运动在意大利的发展状况，细致入微地反映了启蒙运动在法国以外国家的核心问题。《改革的18世纪》前几卷主要聚焦于那不勒斯和托斯卡纳，中间几卷主要论述整个欧洲的情况。文图里认为，启蒙运动是欧洲对现代君主制体系中的危机产生的反应。欧洲因残余的封建制度而僵化，贫困的农民成为重负，国家被迫花重金打仗，陷入全球商业竞争无法自拔。启蒙哲人在这种环境下写作，建议君主政体自我改革。启蒙哲人付出的努力有局限，有失败，也有成功，这构成了文图里叙事的基础。孟德斯鸠是文图里研究的核心人物，主要因为他的研究似乎以高超的技艺说明了18世纪欧洲君主制的优势和弱点。“他是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思想的真正仲裁者和主人”，文图里在1971年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如此评价孟德斯鸠。比文图里年轻的一些同行表示，如果将孟德斯鸠视为君主制实际的改革者，这便可以解释弗朗索瓦·维隆·德福尔邦奈（Fran?ois Véron de Forbonnais）和安东尼·杰诺韦西（Antonio Genovesi）等18世纪50、60年代的主要政治经济学家为何与他保持紧密的联系。
我对“启蒙”的定义严格遵循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在著作中表达的观点。罗伯逊是文图里的追随者，他提出四条主张：第一，启蒙运动是超越了精英作家小群体的一场“运动”；第二，这场运动追求的目标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大众的幸福；第三，尽管涉及的每个国家都为这场运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从费城到圣彼得堡，这种全球性扩大了这场运动的欧洲视角；第四，罗伯逊认为，18世纪政治经济学兴起，它不只是一门理论学科，更重要的是，它是政府制定政策时考虑的选项，这足以说明启蒙运动在18世纪欧洲社会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功。
和文图里一样，伊斯雷尔也从真正的欧洲视角看待启蒙运动的历史。伊斯雷尔博学多识，他跨越多种语言，研究启蒙运动的历史，撰写的几卷书记录了启蒙时期作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包括那些具有颠覆性思想的作家。伊斯雷尔也研究了荷兰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追随者。他坚持认为，这个时期存在温和的启蒙运动和激进的启蒙运动，并追溯了这两者之间的分歧。遗憾的是，伊斯雷尔没有关注阅读的社会史。此外，印刷商、书商、图书馆等围绕图书贸易的机构，以及读者的阅读模式、普通人的购书习惯，都曾经促使启蒙运动的影响波及更大的范围，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引起伊斯雷尔的兴趣。他常常对畅销的政治论文和人们私下传阅的手稿一视同仁；但是，私下传阅的手稿，读者数量可能不超过50人。尽管伊斯雷尔的思想框架非常新颖，但其根基依然是传统的思想史，遵从的是盖伊、卡西尔、莫尔内和哈泽德的模式。
伊斯雷尔认为，斯宾诺莎和狄德罗坚持无神论，追求民主，比伏尔泰或孟德斯鸠更激进。但是，伊斯雷尔可能误解了这些所谓温和派激进的一面。在本书中，我坚持认为，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其他人之所以激进，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促使具有批判性思考能力的读者群不断壮大。我在第九至第十二章中特别提到，孟德斯鸠、卢梭、斯密、雷纳尔和狄德罗的著作使欧洲图书贸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使政治学书籍和政治经济学书籍成为畅销书。
本书所做研究的依据来源于波莫纳学院开发的在线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包含7500条记录，是1700至1800年间出版的约250种图书的版本清单。这份清单用的是理查德·谢尔（Richard Sher）确定图书畅销程度的方法，即计算每一种图书的版本数。谢尔认为，一种图书在18世纪有10个或10个以上的版本即可被定义为畅销书。谢尔的研究只涉及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出版的苏格兰作家的作品，而我用的数据库则包括以任何语言出版的图书种类。我认为，一种图书要能列入畅销书这个类别，它必须至少以3种语言出版。在这个数据库中，前50名的图书每一种至少有过30个版本；除去其中的4部著作，其余均以3种或3种以上的语言出版。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将从这一组图书中选取12本畅销书，分别讲述它们的故事。我选这12本畅销书的标准是：第一，每本书都有足够的文献证据，可以呈现它的历史；第二，时间跨度为18世纪20年代到18世纪80年代，它们是这个时间段的代表性书籍，这样我们就可以研究启蒙运动的发展过程；第三，体现启蒙书籍出版的不同视角和领域，尽量减少重复。
最终确定的畅销书单尽量避开了庸俗作家和淫秽文学的影响，重新选择了传统上被视为启蒙政治思想标志的知名书籍，因此，我的书单和达恩顿的书单有很大差异。例如，如果我们针对达恩顿研究的那些年份（1769—1789）出版的版本，将他的书单和我的书单并置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23个版本，《爱弥儿》有32个版本，而皮丹萨特·德迈罗贝尔（Pidansat de Mairobert）的《巴里夫人逸事》仅有13个版本；同样，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以下简称《原因论》）有50个版本，而淫秽小说《哲人泰雷兹》（Thérèse Philosophe）仅有8个版本。总之，启蒙政治理论立于不败之地，压过了政治色情作品的风头。
《书写启蒙：改变欧洲的十二部经典》讲述了启蒙时期12本畅销书的历史。第一章介绍读者、出版商和作者在启蒙运动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在此基础上，第二章至第十二章是案例研究，分析启蒙时期经典畅销书的创作、发行以及在读者中的接受情况。本书按时间顺序介绍这些书籍，让我们看到启蒙运动内在的发展。例如，在第三章的开头，我们将看到，18世纪70年代葡萄牙的大学生阅读《波斯人信札》的方式与18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截然不同。像费奈隆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这样的作品在整个18世纪一直畅销，它的意义从一代人转移到另一代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运动经典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系列动态事件。
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是一个无处不在、影响深远的现象；本书的案例研究让我们近距离地看见书籍和图书贸易在启蒙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当然，“最受欢迎的启蒙书籍”和“18世纪最受欢迎的书籍”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差异。本研究讨论这些书籍，并非为了确定整个社会最需要的图书种类。沙尔捷几十年前就说过，那时的畅销书还有《圣经》、灵修作品、小开本故事书和年鉴。启蒙书籍之所以如此重要，不是因为它们是整个图书贸易中最受欢迎的作品，而是因为它们是欧洲历史上首次得到广泛阅读的图书。我们知道孟德斯鸠和卢梭是18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这种老掉牙的常识却让学者们忽视一个事实：孟德斯鸠、卢梭、斯密、雷纳尔和狄德罗可能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批拥有广泛读者的政治理论家。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哲学家能在有生之年因著作而出名；到了18世纪下半叶，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普芬道夫、莱布尼茨和格劳秀斯在读者中的知名度比他们生前还高。只有在18世纪，政治理论家的作品才在欧洲图书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运动的核心，或者它关键性的历史意义，正是用书籍普及政治思想，而欧洲阅读大众的壮大也推动了政治思想的普及。
大卫·伍顿（David Wootton）认为，这两句话的内容和语言非常接近，表达的其实是同一个观点。斯密是不是有意升华孟德斯鸠的荣誉概念从而成就“看不见的手”这一论证？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点如此一致，足以说明这位法国大师使斯密受益匪浅。
斯密渴望像孟德斯鸠那样写一部佳作，既成为政治经济领域学术著作的中流砥柱，又是一部享有众多读者的畅销书。毕竟，在孟德斯鸠以前，未曾有人写过既让“文人共和国”的哲学成员钦佩又让普通读者赞不绝口的大部头学术专著。斯密最亲密的朋友大卫·休谟试图把他的《人性论》（1739）塑造成这样的作品，但徒劳无益，这部作品未能吸引广大的读者群。十年后，孟德斯鸠却让世人看见，一部具有独创性和渊博学问的精湛的作品可以成为畅销书。此时，斯密不只是在方法论和思想上模仿孟德斯鸠，也不只是效仿他的博大精深，最重要的是汲取他写作风格的优雅和娴熟。斯密使用这样清晰酣畅的散文体写作，希望吸引读书界大部分读者，请他们阅读一本深奥得令人胆怯的学术专著。据说，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教学生时说道：“孟德斯鸠先生是世上独具一格的人，他同时拥有四项特质：卓越的判断力、敏锐的想象力、睿智的幽默、渊博的学问。这四项特质在他人身上几乎不曾统一存在。”
然而，斯密与出版商建立关系的方式和孟德斯鸠截然不同。我们在前面的章节看到，孟德斯鸠逃避出版商。但是，斯密与出版商交往频繁，关系亲密、融洽。英国与法国相比，版权保护相对有效，审查制度不严格，作者和出版商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建立更稳定、开放的工作关系。在18世纪50年代，伦敦的印刷商或出版商经常不辞旅途艰辛前往苏格兰，与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书商寻求合作关系，从作者手里获取待出版的新书稿。出版商安德鲁·米勒就是这样在造访苏格兰时结识了亚当·斯密。后来，米勒与爱丁堡的苏格兰书商安德鲁·金凯德和约翰·贝尔（John Bell）合作，出版并销售了斯密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1759）。此后不久，米勒把斯密引荐给比自己年轻的合伙人威廉·斯特拉恩，而斯特拉恩和伦敦的书商托马斯·卡德尔有牢固的合作关系。到了18世纪80年代，斯特拉恩在米勒退休后接管了他的业务，与卡德尔一同成为“伦敦，也许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出版商。
对斯密来说，这些关系超越了生意来往；斯特拉恩成了他亲密的朋友。斯密早期和斯特拉恩通信时，会向他推荐一本严肃的书，而且极尽详细地讨论书中的内容。斯密和斯特拉恩的书信来往，与他和休谟的书信来往，有时几乎没有差异。同样，英国的印刷商/出版商不希望作者把他们视为不懂思想的纯粹的商人；他们在传播思想、把握购书者的阅读品味和习惯方面非常在行，因而希望作者和他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
斯密和米勒、斯特拉恩以及卡德尔保持书信来往。他曾经住在家乡寇克卡迪（Kirkcaldy，距离爱丁堡大约30英里），在那个有些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撰写《国富论》。可是几年后，斯密于1773年搬家到伦敦，这样他就可以在近距离接触斯特拉恩和卡德尔的情况下完成他的杰作。斯密就这样和他的印刷商/出版商一起商议《国富论》的版式、设计和发行事宜。恰恰因为他们近距离频繁地接触，就没有机会通信，所以，他们交流的内容几乎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是，斯密能够在这段时间润色文字，和出版商齐心协力完成著作最后阶段的工作。直到《国富论》首次出版后，他才回到苏格兰。
1776年3月9日，《国富论》以两卷4开本的样貌问世，每一卷都有500多页，与《论法的精神》的长度和版式几乎一样。有书评迅即赞扬《国富论》的“独创性、系统性和统一性”，认为这部作品“策划非常独到，在许多细节上都有别于普通思路”。读者也察觉到这本书的“基本原理”围绕“商业无须法律干预，应充分享受自由”这个原则。《国富论》发行尚不足一个月，休·布莱尔致信斯密说：“我深信，自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问世以来，欧洲未曾出现过［像您的作品］这样有助于开拓并纠正人类思想的出版物。”
《国富论》由斯特拉恩印刷，由卡德尔在斯特兰德大街自己的书店销售，书价昂贵，未装订的版本零售价是1.16英镑，已装订好的零售价是2.2英镑。只有富人、公共机构或流通图书馆才能买一本如此贵重的书；中产阶层的读者甚至都买不起。要挣够钱买这一本书，管家或车夫需要工作几个月，木工需要工作几个星期，技术熟练的工程师也需要工作几天。富有的苏格兰绅士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在伦敦租一套公寓也只是用到这一半多一些的钱。虽然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据理查德·谢尔的估计，斯特拉恩印刷的第一版《国富论》有可能是750本。斯密这部两卷4开本的著作，长度是他上一本书《道德情操论》的两倍多。《道德情操论》是安德鲁·米勒即斯特拉恩的前任于1759年印刷的，是比较寻常的8开本。
此次印刷《国富论》的成本肯定高达150英镑。单单纸张就要占一半费用。除了实际的印刷费，斯特拉恩还要计算广告费（主要是在报纸上刊登启示），这笔费用也不可小觑。4开本如果销售成功，可以收获薄利，但风险也很大。斯特拉恩和卡德尔考虑到《国富论》篇幅长且内容渊博，担心会滞销，甚至一败涂地。为了减轻严重的经济损失，他们选择和斯密合作，双方分担印刷费用，并分享以后获得的所有利润。因此，斯特拉恩和卡德尔没有直接购买斯密的版权，也无须提前支付版税。
《国富论》首版发行后立刻畅销，这让他们如释重负。卡德尔书店的订单源源不断；此后不久，作者、书商和印刷商便笑逐颜开。首版印刷仅一个月，斯特拉恩就宣告，“就一本需要绞尽脑汁深入思考的著作来说，”《国富论》的成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5同年五月，卡德尔催促斯特拉恩印刷第二版；年底时，斯密从销售收益中获得300英镑，这只是他应得收益的一部分。
两年后推出的第二版，双方的协议和第一版类似。书籍史学家理查德·谢尔估计，《国富论》的销售很成功，斯密额外获得大约200英镑的收入。斯密向斯特拉恩和卡德尔提议，第二版采用四卷8开本的版式。这是非常合理的做法，也符合惯例。斯密认为，在开拓了规模较小但利润丰厚的4开本市场后，接着应该用更廉价的版式同时增大发行量，让更多读者买得起。这样，《国富论》就会继续盈利，很有可能真正流行起来。事实上，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也是这样走红的，只是这位法国作家既没有参与，也没有明确许可作品的出版。日内瓦的出版商巴里洛在发行最初的四开本后，为了尽可能地吸引更多读者，又出版了8开本和更廉价的12开本。
和欧洲大陆一样，英国的出版商和作家也反对盗版。我们已经看到，《论法的精神》无数次遭遇盗版，完全不顾及作者或原出版商的权益。尽管版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英格兰的利益，但来自爱尔兰，有时来自苏格兰的非法进口书籍仍然大量涌入。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颁布了《联合法案》（Acts of Union），可是，苏格兰一直单独执行自己的知识产权法。因此，斯特拉恩和卡德尔投入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在苏格兰寻找合作伙伴，与苏格兰作家保持良好关系，尽力消除威胁。但是，印刷商在未经英国作家或出版商许可的情况下，在爱尔兰出版、销售英文书籍是完全合法的。事实上，1776年6月，《国富论》首次在伦敦出版仅三个月后，由20名都柏林书商组成的团体联合重印了这部书，他们采用的是三卷8开本的版式，价格还不到斯特拉恩和卡德尔的一半。尽管政府的海关官员尽了最大努力，这些廉价书籍依然有许多走私到了英格兰并非法出售。
斯密极力敦促以廉价的8开本版式印刷第二版，这么做有充分的理由，但是，卡德尔认为，昂贵的4开本市场毕竟尚未枯竭，因此，他说服斯特拉恩和斯密再推出一个昂贵版本。第二版于1778年面世，印数略少，仅500册。虽然第二版销量稳定，但是清空库存还是用了几年时间。谢尔估计，斯密从这一版中获得200英镑的收益。8开本的《国富论》终于在1784年问世，分3卷，每卷容纳了更多的内容和页面，价格足以取胜爱尔兰的盗版书。第三版印数为1000册，书中做了重大修订和更正，添加了索引。另外，斯特拉恩和卡德尔还出版了包含新材料的小册子，4开本，共80页，提供给早期购买《国富论》的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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