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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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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文官流动为中心，围绕梁、北齐、北周、陈诸朝文人入隋之后的仕宦轨迹，探讨隋代文学的地域空间属性。从文官铨选中对旧齐地区的控驭，到不同地域文人在中央、地方文官中的阶层分布，再到被迫出仕新朝背后的政治和文化心态，均可见出隋代文学以北方为主流的特征。借用“文学空间”概念，通过历史研究揭示文学批评史、思想史中南北融合等观念何以形成，以时观空，呈现隋代文学从分裂走向统一之后文化沉积造成的时空分层。由此，杨素、薛道衡、李德林、李谔、卢思道、颜之推、王通等，这些隋代文人中的佼佼者，在地域群体流动的选择与被选择中，亦能较为清晰地彰显其个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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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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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铁浩，1979年生，河南汝阳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获硕士学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古文史文献研究。出版有《〈史通〉与先唐典籍》《〈史通〉引书考》等，在《文学评论》《史学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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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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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隋代文学的意义 /刘跃进
绪论
第一章 文官铨选与隋代文学的东西问题
第一节 分科选举、学校兴废及文官的地域来源
一 秀才科与旧齐私学、家学的兴盛
二 明经、进士科与炀帝时期官学的复兴
第二节 以儒为吏与学在山东
一 隋文帝时期的儒、吏问题
二 儒者的文吏生涯
三 以儒为吏与学术地方化
第三节 从李谔上书论选官文风看隋初的地域文化政策
一 文风问题还是选官问题
二 “江左齐梁”与“外州远县”
三 反文学还是文学复古
第二章 中央、地方行政制度与隋代文人阶层
第一节 政治中枢的隋代文人
一 八座尚书与关陇士人
二 六部侍郎与山东及江左士人
三 杨素、薛道衡的仕宦人生：《赠薛播州诗》考叙
四 内史令李德林《霸朝杂集》探微
第二节 隋代州县文官与地方文学空间
一 周人：州刺史及其文学世界
二 齐人：从州刺史到县功曹
三 陈人：多任北方州郡之职
第三节 从藩邸到秘书——旧陈文人入隋后的文学侍臣身份
一 东宫与藩邸中的旧陈文士
二 秘书省中的旧陈文士
三 南朝词臣北朝客：江总父子的不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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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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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书是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隋代文官制度与文学空间研究”（13CZW032）的结项成果增补修订而成的。
十余年前，在完成博士论文出版之后，业师刘跃进先生建议我从事隋代文学的研究。当时，先生的主要精力仍在秦汉文学，先后出版了《秦汉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论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特别重视时间和空间的研究，提倡跳出文学看文学，建议从编纂资料长编入手进入一个课题。受先生启发，我从《史通》转向了隋代文学的历史研究。与此同时，内子正在从事“明代中朝文学交流编年研究”的工作，女儿刚刚出生，教学又繁忙，我便分担了她的部分任务，一起学习明代和朝鲜王朝的文献。为了了解网络之外的朝鲜汉籍资料，2014—2015年间，我到南京大学文学院跟张伯伟先生访学，域外汉籍便成了我的业余领域。在转入隋代文学研究之后，内子也帮我整理文献，一起编纂了“隋代文人仕宦考”等资料。
我们的这些工作，都偏于宏观的历史的考察，虽与文学本体研究渐行渐远，但在历史的巨流和漩涡中谛视文人的命运轨迹，也未尝不动人心魄。教科书讲文学史，每以代表作家概观一代之文学，而群体研究大可避免以偏概全，可从整体上了解文学的历史生态。从文献学出发，众书平等，众文平等，众文人平等，在此基础上，反而更能理解那些卓异的文学个体和文学现象。代表作家和作品是最有生命力的，他们使文学史超越了描述性的存在，推动着文学的演进；但他们和那些平庸的作家作品一样，离不开制度、阶层、地域、文化的塑造。隋代不缺少传奇故事，文人生涯中也有很多精彩的瞬间，但本书最关心的，是王朝鼎革之际群体性社会流动中的文人命运，以及南北文学融合背后的制度性力量。不过，由于史学训练的薄弱，对于复杂多变的职官问题，目前并未完全理解，在修改书稿过程中也不断发现疏误，因此我将课题名称中的“文官制度”改为“文官流动”，且大多止步于文献史料的铺陈组织，那些硬知识的彻底消化吸收，只能留待于将来。
杨隋这一时间未能充分展开的短祚王朝，由于完成了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巨变，文学活动的空间性是引人注目的。隋代文学的空间差异，是因为不同地域存在着时间差。在江左文人追求“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情势之下，北方还徘徊在汉魏晋的旧传统中。南北融合不仅是地理上的客观现实，在文化观念的时间刻度上亦有难以消弭的冲突。隋代的南北一统，习惯上认为，北方在政治上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文化上依然是南朝后来居上。然而，通过对隋代文人不同区域、阶层的整体“画像分析”，旧齐尤其是冀州地方，却是隋代文人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南朝对文学新形式的探索毋庸置疑，其制度文化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但北方亦不仅是依靠军事、强权击溃南方，旧齐区域文化与地方乡土世界的密切联系，也许是隋代文人留给后世最为珍贵的遗产。
书中部分章节，曾在《文学评论》《乐府学》《古典文学知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收入本书时做了较大的补充修改。课题结项之后，亦曾贾其余勇，和内子一起完成了《颜氏家训》的评注工作，这是隋代著作中我最感兴味的一部。感谢已故的吴相洲教授，感谢龙文玲、张立敏、赵培、樊昕、李建立、位雪燕等师友，他们在文章写作和编辑过程中提供了诸多帮助。本书的出版，仰赖人民文学出版社杜广学老师的包容、关照，使我得以在这个酷热的夏天，从容地完成最后的修订。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了严谨耐心的校勘工作，对此我铭感于心。囿于自身学殖疏浅，书中错谬一定不少，尚祈各位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
二 旧齐文人地方化与汉魏文学传统的回归
隋代文学的南北融合，并不是从开皇九年天下一统开始的。文人流动是南北融合的现实基础。南北朝后期三方鼎立，萧梁为西魏所灭，北齐为北周所灭，杨隋篡周后又于开皇九年灭陈，随之而来的都是大规模的士人流动。现实的人口流动，带来了文学风气的融合。南北首先是地理上的，其次是观念上的，犹如皮锡瑞所言“南学亦有北人，北学亦有南人”，文学风气的南北亦不为现实的地理所限，在隋代之前，文学上的南北已形成抽象的文学风格。其中，梁朝灭亡引起的南人入北齐发挥了重要作用，梁朝士人流入北齐政权之后，齐人也开始学习南朝文学的表现技巧，南方文风在北方的存在，进而促进了北方文风的自我形塑和认同。《北齐书·文苑传》载十四人，颜之推、荀仲举、萧悫等八人皆自南入北者。其中萧悫工于诗咏，有“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之句，颜之推爱其萧散，言“颍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颜氏与荀仲举、诸葛颍（字汉）皆南人，故知赏萧悫诗风，而北人卢思道对南方文风的“不惬”反而折射出他对北方文风的认同。齐人邢邵在《萧仁祖集序》中称“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当时北人标榜“江北”来和“江南”文风相抗，正表明“江南”来到北方刺激了“江北”文风的形成。可以说，《隋书·文学传》“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认知，从梁人入北开始，便在邢邵、卢思道等齐人心中萌芽了。在这个过程中，齐人学习南朝，并在批评南朝中逐渐探寻北朝的文学特质，由此展开了南北融合的历程。
齐地以邺城、洛阳为中心，远溯汉魏尤其是建安文学传统，近承北魏后期的文学成果；同时效法齐梁文人研究声韵，以求诗歌创作之新变，如李概作《修续音韵决疑》《音谱》，阳休之、杜台卿皆有《韵略》，后来入隋的齐人刘善经更有《四声指归》之作，保留了沈约、刘滔、王斌等大量齐梁声病遗说，可谓隋代以前声韵病犯说集大成的著述。永明声律的北传，促进了齐人诗艺的提升，同时促进了他们对北方固有传统的认识，进而以此来批评南朝之绮靡。相较而言，北周虽有庾信、王褒带来的南朝因子，但只有少数宗室亦步亦趋地习作宫体，而以武人勋贵为核心的关陇集团，并无兴趣和能力据此来革新文学。由于北周无文，所追溯的只能是宗周传统，主张回到六经，南朝新文学在这儿便不易接榫再生。在北周吞并北齐之后，齐人入周、隋政权，朝廷以“惩劝”“风教”来否定“江左齐梁”，表面上似乎是南北文学冲突问题，实则与关陇集团对山东地区的控驭有关。齐地开启的南北文学的融合，由此迎来了东西对立的挑战。
《隋书·文学传》所载自齐入隋者有崔儦、诸葛颍、孙万寿、王贞四人。崔儦出身清河崔氏，为北朝高门，恃才地而忽世人，曾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开皇间杨素欲为子娶其女为妻，儦倨傲不逊。崔氏无诗文亦无著述传世，能入《文学传》盖因史臣欲藉其标榜山东之门第。诸葛颍本为南人，梁亡仕齐，入隋后为杨广亲幸，先入晋王府，后迁著作郎，存诗多为奉和杨广之作，有集二十卷，《隋志》著录十四卷。孙万寿为信都武强人，曾先后任滕穆王杨瓒、齐王杨暕王府文学，有集十卷，《隋志》不著录。王贞为梁郡陈留人，炀帝时曾入齐王杨暕府，有文集三十三卷，《隋志》亦不著录。除了崔儦之外，其他三人皆有南方王府经历，文学旨趣近于入隋之陈人。即便如此，南人诸葛颍之外，其他北人文集《隋志》皆不见著录，此可见秘书藏书重南而轻北也。《隋书·文学传》编纂之时，南朝宫体犹盛，史臣以诸人入传实不足怪，然其文学风尚及成就远不足以尽齐人，未能彰显齐人融通南北之业绩。但是，《文学传》多叙及诸人“归乡里”的经历，如崔儦“齐亡，归乡里，仕郡为功曹，州补主簿”，诸葛颍“周武平齐，不得调，杜门不出者十余年”，孙万寿开皇间“归乡里，十余年不得调”，王贞开皇间“举秀才，授县尉，非其好也，谢病于家”，炀帝时“以疾甚还乡里，终于家”；又云诸人多兼通经史诸子，如崔儦“博览群言，多所通涉，……寻与熊安生、马敬德等议《五礼》”，诸葛颍“习《周易》、图纬、《仓》《雅》、《庄子》，颇得其要”，孙万寿“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经，略通大义，兼博涉子史”，王贞“善《毛诗》《礼记》《左氏传》《周易》，诸子百家，无不毕览”。这两个特征在入隋齐人中是颇为普遍的，前者可谓“地方化”，后者可谓“学问化”，而后者又与前者相关，二者共同促进了北方文学观念的形成，是理解隋代南北文学融合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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