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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2023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了解陶瓷文化保护传承情况，参观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与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交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千年窑火从未熄断，陶瓷文化从未中断，这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一个例证，是文化自信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底气。”这是本书的立意基础和方向。
本书通过文物考古、史料故事，结合河南二里头和王城岗遗址、郑州新密市李家沟遗址、河南殷墟、郑州商城、陕西长安沣镐等考古发现，回顾了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过程，说明陶瓷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伴随着中华文化史、文明史的全过程；以景德镇瓷器发展过程为重点和线索，论述作为器物文明的重要代表，陶瓷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所包含的科技价值与文化价值；论证陶瓷文化贯通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中国与世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本书分七个章节，每个章节分主题进行了论述，如美瓷是劳动的产物，详述制瓷的七十二道工艺；美瓷是科技的产物，介绍制瓷涉及的各类学科、原料配方技术等；美瓷是创新的产物，介绍历次陶瓷革新中新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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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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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伴随着中华文化史、文明史的全过程。陶瓷文化贯通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中国与世界；万年的陶，千年的瓷，传承了中华文脉和艺术传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本书《千年青白中国瓷》即以此为立意基础和方向，通过相关史料及河南二里头和王城岗遗址、河南殷墟、郑州商城、陕西长安沣镐等地考古发现，考察陶瓷在中华文明史进程中的科技与文化价值；结合制瓷的具体工艺及历代技术发展革新等，探讨其与科技、艺术、哲学的关系，以及其体现的中华民族融合过程；通过中国瓷器经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路径向东南亚地区、中亚西亚地区、欧洲及非洲地区广泛传播的过程，实证其推动世界文明进程和传播中华文化的积极作用。全书史实准确，观点深刻，文字生动唯美，富于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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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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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俊，湖北赤壁人。博士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新闻宣传、理论宣传及管理工作，专注于历史研究、文学创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中国文化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美文》等发表多篇历史文化散文，出版《文化的颜色》《千年的桨声》《在江之南》《评说历史人物》《楚字是这样写成的》《乡愁深处》《历历晴川》等。多篇文章入选中学生读物和试题。担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十集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总顾问、总撰稿和主题歌《一生一世一万年》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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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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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001
二万年前的陶片 001
人类走出洞穴，从土地上站起 005
没有神话，就没有陶瓷 007
陶器是古老中国的伟大发明 010
“北斗九星”与“最早的中国” 013
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 018
“南青北白”，遍地花开 021
昌江之南 028
白居易笔下的浮梁 031
行走昌江 034
昌南，在等待一个神圣的命名 036
青花瓷、青白瓷是接力棒 041
天运垂青景德镇 044
三次劫难 051
景德镇成就精彩的密码 053
有一种美好叫美瓷 063
美瓷是劳动的产物 066
美瓷是科技的产物 068
美瓷是创新的产物 071
美瓷是艺术的产物 074
美瓷是哲学的产物 077
美瓷是融合的产物 079
美瓷是竞争的产物 087
唯美青白 095
美从这里出发 098
在这里品尝人生的滋味 102
美的代价 105
瓷里千秋 107
一代王朝的侧影 115
世界的瓷码头 120
艰难的双向奔赴 128
欧维士与上川岛 138
四个欧洲人和一个日本人 150
古老的出发 156
汪大渊与郑和 162
肯尼亚与马六甲 167
欧亚大通道上的明珠 170
走向阿拉伯半岛 177
用六百“龙骑兵”换取151件中国瓷器 183
海底瓷世界 191
美丽的海上坟墓 201
三个方向的海上丝绸之路 212
海上血雨腥风 214
一往无前的航程 218
有一种凄美，叫破碎 225
风雨飘摇瓷心碎 229
从脸上到心里的尴尬 232
被甩出跑道 235
夕阳残照 237
劫难 247
古窑口新气象 254
古窑新生 256
春风荡漾的地方 259
时代新气象 261
附：走向深蓝的风帆 265
参考书目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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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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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万年前的陶片
人类走出洞穴，从土地上站起
要说陶瓷，先说土地。
土地是人类诞生和成长的物质条件。希腊神话中创世神卡俄斯创生了大地之神盖亚，在滔天洪水过后，盖亚的后代普罗米修斯利用泥土和水创造了人类。中国神话中盘古开天辟地，女娲在创造鸡、狗、猪、羊、牛、马之后，于第七天用黄泥照着自己的模样抟土造人；据说她用绳子掸落泥点的方式，批量生产了人类。神话没有史据，却表达了先民对土地的认知。
人类对土地的依赖是毋庸置疑的，对土地的认识是逐步深刻的，无问西东，从来如此。关于生物进化，存在无生源说、有生源说、神造论、进化论、种质论、达尔文主义、新拉马克主义、新达尔文主义、孟德尔主义、宇宙生命学说等观点，但生物的栖息地是土壤，生命离不开土地，这是各种学说共同承认的条件和叙事的基础。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对生物进化的论证，也是建立在土地、土壤、泥土基础之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土地是万千物种上演进化大剧的亘古舞台。今天的人类，站在了舞台的C位和生物链的最高端，是土地的主人。
但是，人类站在这个最高端，成为地球的智慧生物，经过了漫长的进化。
远古洪荒是生灵之源，山川万物是人类的生存之基。古老的土地，生长了万物，养育了生灵，一路上留下了人类成长的足迹，尽管许多印迹已经被岁月抹去、尘埃掩埋、风雨湮灭，但仍然有蛛丝马迹，发着幽远的信号，明暗隐约中显示着人类的进化史。
不断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表明，约200万年前的重庆巫山人，约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约100万年前的湖北郧阳人，约115万年前到7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约70万年前到20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人，约60万年前的山东沂源人，约60万年前到35万年前的江苏汤山人，约50万年前的辽宁庙后山人，约20万年前的湖北长阳人，约10万年前的河南许昌人，都是古老神州大地上的祖先，他们用木棍，以及石锤、石砧等打制石器，采集、狩猎，接续开垦了东方人类的家园。
“上古穴居而野处”，中华先祖经历过“穴居”“巢居”的生活。空中巢居，养育了我们的南方先民。他们择山林而居，在大树的枝干之间，搭建起窝居，“聚薪柴而居其上”，像鸟巢。或有绳梯能爬上爬下。干爽、风凉，可以防虎防狼防潮湿。而平原、草原、高原的洞穴、半地穴，护佑过我们的北方先民。他们择地穴而居，住岩洞、挖地窖，能防御动物猛兽的侵害、风霜雨雪的侵袭。“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原始的浪漫，陪伴了人类的童年。
大约1万年前，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类，不约而同地走出洞穴、走下巢窝，选择平整、空旷，有日照、有水源、有瓜果作物的安全地带，开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并且学会了制造和使用陶器，迎接新石器时代的曙光。
人类走出洞穴，从土地上站起。
人类，当深深地躬谢脚下的这片土地。
没有神话，就没有陶瓷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韩非子说。这是我们悲苦的先民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和灾难。中华民族在这个时候，总有先圣出来，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轩辕氏带领民众播种百谷草木，“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让民众“始有堂室，高栋深宇，以避风雨”；有巢氏带领民众构木为巢、掘土为穴，以避群害，实现安居乐业；燧人氏发明了“钻燧取火”，使民众免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之苦；伏羲氏“教民结绳，以作网罟，捕鱼猎兽”，还“义尝百药而制九针”治病救人；神农氏教人种庄稼、识草药、制陶器。他们是远古胞族、部族或者部落联盟的首领，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与神明，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火的发明和陶器的发明，伴随着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全过程，也跨越了中国历史的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和信史时代，它们既是信史实证，也见证了那些时代的神话传说。
一个没有创世神话的国度，注定创造不了神奇的历史。神话，是解码一个民族文化基因的样本、管窥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窗口。中国上古神话是劳动的产物、观念的遗存和意志的表达，是中华先民对文明起源的思考和对自己英雄的描摹。先秦古籍《山海经》，是中国现存唯一的保存神话资料最丰富、最完整的作品，记述了神明、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等原始文明形态。中国神话所塑造的盘古、女娲、伏羲、炎帝、黄帝、西王母、刑天、蚩尤、夸父、精卫、后羿、鲧、尧、舜、禹等天地神、英雄神、始祖神、创造神、自然神、统治神、反抗神的形象，所创造的盘古开天辟地、化生万物，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嫦娥奔月，鲧禹治水，后羿射日，嫘祖养蚕，仓颉造字，燧皇钻木取火，神农鞭草、识药、制陶等故事，都是中华人文精神的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源和本、根和魂。
古老的中国，经历过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代。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是为“三皇”，大约在公元前3077年之前；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为“五帝”，大约在公元前3077年到公元前2029年。关于“三皇五帝”究竟是哪些传说人物，说法不一，时有分歧，文献记载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在中华先民成长和中华文明进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无疑的，也无须过度争辩，甚至贬损其精神的高度。尽管“三皇五帝”大约是当时的氏族部落的首领酋长，而且他们生存的时期，远远地晚于直立人时期和发明了火的年代，但世代中华儿女仍然愿意把他们当作开辟了天地、创造了生命，甚至发明了火的始祖、先祖来敬奉。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以来，所有的神话人物都应视为中华民族的创世神，人们愿意把人世间共认的一切贤能美德集于他们一身。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里，要特别感谢其中的两位伟大的始祖。
一位是教民钻木取火的燧人氏。这是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也是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口传史记。虽说是传说，但古代先人对火的发明、应用找到了实证，那就是70万—20万年前，北京人在周口店遗留下头盖骨、打制石器，以及灰烬、烧骨、烧石等。中华远古文明的爝火，曾在这里点燃。火是人类的朋友，是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动力。有了火，有了火种，人类开始揖别茹毛饮血的时代，天空不再那么黑暗，生活更有味道。
一位是教民制陶技术的神农氏。水生草木，土生万物，土与水结合为泥。人类从泥土中站起，从猿人、直立人走向智人、现代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黏土、发明了钻火，有了化土为泥、以泥作器的可能。《周书》载，神农氏“耕而作陶”。《逸周书》载，神农氏“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在打磨石器不断丰富、提质的同时，他率领部落成员制成了陶质生产和生活工具，如陶刀、斧、凿、锉、耜、纺轮等，以及陶鼎、鬲、甑、釜、罐、钵、碗、盆、盘、杯等，生产力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人类可以汲水而饮。文明不孤独，人类不寂寞。
世界的瓷码头
艰难的双向奔赴
作为一个东方古国、东方大国，中国向西的念想、向西的脚步从未停歇。公元前950年，周穆王首游昆仑山，约访西王母，开通了西行之路。公元前139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刘彻两次派遣张骞“凿空西域”，汉朝一直在努力维持西部的稳定，保持丝绸之路的畅通，尽管时断时续，时好时坏。
公元88年，东汉王朝第四位皇帝汉和帝刘肇（79—106）登基，年仅9岁，朝政由皇太后窦氏把持。公元92年，14岁的汉和帝采取突然行动，一举从擅权的窦太后及窦氏家族手里夺回皇权，从此亲自掌权，消除了朝廷内部的外戚势力，一方面选贤用能、宽缓为政、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安置流民、不违农时，一方面对西部外患开始用兵，先后击溃贵霜，讨灭匈奴，征服西域，平定羌乱，一时朝政稳定、天下安定，创造了东汉时期的“永元之隆”鼎盛景象。公元91年，汉和帝还下诏，命投笔从戎、镇守西域战绩显赫的班超为西域都护。班超是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幼子，班彪之父班稚是西汉官吏、东汉史学家，其兄是东汉史学家班嗣；班彪有两子一女，长子班固是著有《汉书》的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幼女班昭是东汉著名才女、史学家、文学家。正是这位家学渊源深厚、博学足智多才的班超，善用文治武功，“师夷制夷”，创造了携36人出征西域、收复50多个国家的奇迹。
公元97年，班超奉命，派官员甘英一路向西，打通与罗马的交通。东汉朝廷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因为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一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时间将表明，东汉王朝（公元25年到公元220年）与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到公元476年）有二百年的交集，同时巍然屹立在东西方。这两个最强大的帝国，有强烈的互相交往的欲望。“永元之隆”新气象，给了汉和帝以足够的自信。但东汉王朝与罗马帝国之间，夹着一个安息国，即今伊朗。中欧之间的直接来往，终结于此、中断于此，交通贸易截留于此、转手于此。这两个大国、强国当然不甘心，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是安息国在从中捣腾。
甘英使团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西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大月氏（即贵霜帝国），到安息国（即帕提亚帝国）的都城和椟城。
他们到了安息国，准备租船从这里去欧洲，但安息国的国王告诉他们，这里的海太大了，顺风得走三个月，逆风得走两年，须带足三年的粮食，不然会饿死。而且海上容易想家，海中有思慕之物，令“往者莫不悲怀”，而死在海里。这显然是阻吓东汉官员的编造。因为从安息国，以及紧邻的条支国，即今伊拉克、叙利亚，要到罗马，根本没那么远，也没那么险，更没有古希腊神话里的海妖塞壬和她妖魔的歌声来迷惑人。
甘英们果然被吓住，裹足不前了。
甘英虽然没到达罗马，但贡献是巨大的，东汉朝廷从此摸清了通往欧洲的线路，即从安息国往西三千四百里到阿蛮（今阿拉伯半岛的阿曼），再往西三千六百里到斯宾（今伊朗另一古都），然后南行渡河，再往西南方向九百六十里到于罗（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古巴比伦城），抵达条支（即安条克城），到达西海，一说地中海，一说波斯湾。过了波斯湾，进入红海，沿岸就是罗马的疆域。
甘英返回时，先向北然后转向东，走了60多天回到安息国腹地，然后取道木鹿和吐火罗东还，累计行程两万多里。一路上山高水长，沿途没有御站和旅舍，只有“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
甘英出使，是古代中国人最远的一次西行探险。
从安息国和阿蛮国，甘英还带回了罗马的译名：大秦。其实这个“大秦”与被汉朝推翻的大秦八竿子打不着。
甘英是第一位到达西海的中国人，他将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延伸至地中海地区，拉长了东汉的贸易链路；加深了东汉朝廷对中亚、西亚以及罗马帝国的了解。
就在这一次远行中，甘英邂逅了马其顿巨商梅斯。梅斯从甘英那里了解到了东方的中国。两年后，即公元99年11月左右，梅斯委托代理人组成商团，从阿蛮出发前往东汉朝廷，于100年11月抵达洛阳，受到汉和帝的接见，并接受中国皇帝赐予的“金印紫绶”。此事被东汉宫廷史官记录在册，后来又被范晔编入《后汉书·和帝本纪》，罗马地理学家马林的《地理学导论》也提到了这件事。
罗马人渐渐明白，由于安息国人的从中作梗，罗马帝国直接与大汉王朝打通经贸的计划一直实现不了，汉朝运往罗马的丝绸正是被截留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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