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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人类苦难成为商机,社会信任、制度与正义如何被重新塑造? ☆在灾难与危机不断重演的时代,我们究竟如何重建“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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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制造灾难:卡特里娜飓风的人类学研究》以冷静而深切的人类学笔触,记录了新奥尔良在卡特里娜飓风后艰难而漫长的恢复过程,揭示了“灾难资本主义”背后的运作逻辑。在飓风之后,美国政府将灾后救援与重建工作大规模外包给私营企业。表面上,这是一种更高效的方案;但实际上,它将整个恢复过程纳入市场逻辑:灾民的苦难与志愿者的善意被包装成可交易的“情感资源”,转化为新的利润来源——一个以悲伤为燃料的“慈善产业”由此蓬勃发展。通过对160多个家庭的深度访谈,亚当斯描绘了灾民在制度缺位与市场化治理中的挣扎:当企业的股价节节攀升、规模不断扩大、高管的奖金连年翻倍,他们却依旧无法获得应得的房屋补助、医疗资源和心理支持来重建生活。
本书不仅揭示了在新自由主义市场驱动型治理下,公共服务私有化如何让灾后恢复沦为固有结构性不平等的延续,为灾民带来“二次灾难”,也让我们直面更普遍的问题:当灾难的治理被交由市场,当社会信任与互助被卷入资本逻辑,普通人如何在制度的空隙中重建破碎的生活,并维系一个值得我们信赖、依靠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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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温康妮·亚当斯(Vincanne Adams)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人类学、历史与社会医学系的医学人类学教授。其研究兴趣广泛,跨越医学与医疗、全球健康、环境与灾害、人类学方法论等多个领域。她在医学人类学领域著作丰硕,出版并编辑了多部学术著作,其中包括与斯泰西·李·皮格(Stacy Leigh Pigg)合编的《性与发展:全球视野中的科学、性与道德》(Sex and Development: Science, Sexuality and Morality in Global Perspective)等。
译者简介 熊文纶邱,羌族。外交学院英语系文学学士,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人类学硕士,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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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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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故事 001 布拉德利夫妇 004 延迟的灾后恢复与市场驱动型治理 008 利润机制的低效无能 011 将需求转化为利润 013 情感经济 015 联邦救济与自由市场 018 灾难故事 021 民族志参与 024 本书结构 028
第二章 制造灾难 033 营救和援助 039 灾难资本主义 045 等待开始了 049 恢复延滞的民生代价 053 灾后恢复的种族化过程与遭受驱逐和剥夺的人们 055 被隐形化 065 制造灾难,恶化灾难 074
第三章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077 利用市场帮助人们恢复:小企业管理局计划 093 普遍存在的脆弱性 101
第四章 寻找回家之路 103 利润机制的低效:ICF 国际 116 遭受灾难资本主义的冲击 131
第五章 抵达崩溃边缘 135 暂时苟活 139 为我们的家举行“第二队伍游行” 149 一无所有 155 “抢救”生活 158 被掏空的,不只是房子 160 坠入裂缝,差距扩大 164 情感过剩 167
第六章 志愿之手,信仰之力 173 一场信仰的考验 180 草根阶层和基于信仰的灾后恢复 183 志愿精神 188 “浴水重生” 190 信仰与安全网 199 情感盈余 201
第七章 慈善、慈善资本主义和情感经济 205 社会援助和草根运动 211 私营部门的局限性 214 慈善事业的大生意 219 ICF 国际的回归 224 慈善资本主义 228 情感经济 234
第八章 卡特里娜式的未来 237 从公共资金到私人利润 250 灾后余波 253 “尾声的余温” 255
致 谢 257 注 释 260 参考文献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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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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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利夫妇 2005年8月,亨利?布拉德利和格拉迪斯?布拉德利在新奥尔良让蒂伊社区中一栋历史悠久的房子里过着舒适的退休生活。亨利曾在越南服役期间身中数枪,三次获得紫心勋章。后来他成为美国邮政局的一名公务员。退休之后,他常在闲暇时间去公共球场打高尔夫球。格拉迪斯一生从事过各种不同的文书工作和助理工作,她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市政厅做数据录入员。夫妇俩在一处街角地段拥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在2005年时,那里还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多种族混合街区。他们曾是中产阶层舒适生活的成功典范,生活的舒适程度超过了他们许多住在中城区和上九区的亲戚。布拉德利夫妇不曾想到,他们为了简单舒适的退休时光而努力积攒的一切,很快就会被夺走。
2005年8月27日,布拉德利夫妇撤离到得克萨斯州,在电视上看着这场风暴;他们当时还不知道,尽管他们的家在飓风中留存了下来,但会因随后堤坝系统的坍塌而被洪水吞没。房子里灌满了三米深的水,并且就这样在水里泡了三个星期。几个月后,夫妇俩终于回到这座城市,格拉迪斯回忆说,那里非常安静。“没有鸟,没有树,没有颜色。什么都没有。只有灰色,一切都是灰色的。”家具上覆盖着一层又一层死气沉沉的泥土。厨房灶台上的银器顺着水漂下来,散落在一层层又臭又黏的污泥中。家庭合照也变黑、发霉了。墙上的壁纸被一片片地剥落下来,露出下面那层有污渍的棕灰色石膏板,衣服、床上用品、书籍、鞋子已经看不出和墙壁有什么区别。格拉迪斯说,最糟糕的是那些树。大部分的树都被连根拔起,剩下的也都覆盖着棕灰色的泥浆。这些树和周围的街坊邻里一样毫无生气。
同许多返回家园的居民一样,亨利和格拉迪斯真的不知道该从何开始。他们收到了联邦应急事务管理局(FEMA)提供的一张2400美元的支票和一辆拖车。得克萨斯州的教会人员在布拉德利夫妇流离失所时帮助了他们,为他们从教区居民那里筹集了大约500美元,还送给了他们一些衣物、餐具、玻璃杯和床上用品。2005年12月,夫妇俩搬进了那辆面积28平方米左右的拖车——拖车纵向停放在曾是他们前院草坪的地方。作为从《民权法案》通过之前的岁月一路走来的非裔美国人,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力更生。亨利说:“我们会进行重建。”
五年后的2011年1月,70岁的亨利?布拉德利去世了。在命最后的三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拖车里一张狭小的床上。2008年,在得知自己第二次被路易斯安那州恢复管理局的“回家之路”(Road Home)项目拒绝向他提供联邦重建援助的那天,他因中风而瘫痪了。格拉迪斯回想起那一天丈夫的愤怒,说道:“他都快气疯了。”亨利历经了整整两年半的艰难困苦,向“回家之路”证明自己拥有房产:他从前屋主那里得到一份为他作证的书面陈述,反复补交丢失的材料,一次又一次前往管理局办公室,被当作罪犯一样对待,还要忍受住在小拖车里的极度不适——这一切压垮了他。格拉迪斯曾试图和“回家之路”项目办公室的人讲道理,并提供证明他们拥有自己房产的文件和契约转让记录。对那些被传统银行拒绝提供按揭贷款机会的人来说,契约转让的买卖方式是十分常见的。尽管格拉迪斯从市政厅找到了证明此类交易合法并能转让房产所有权的文件,但她仍无法说服项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她已经接受了现实,但她说:“亨利不一样。”
他想对着他们痛骂。有一次我们开了一个会,一路去到了布兰科(州长)的办公室,他在那儿把他们痛骂了一顿,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找人把他从那里护送出去……他很生气……他们想说我们的家没有被洪水淹没。你能想象吗?亨利说:“我曾为我的国家而战。看看我的国家为我做了什么?他们只会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到2008年,亨利和格拉迪斯花光了积蓄。他们的养老金甚至买不起修缮房屋所需的建筑材料。亨利耗尽了自己的时间、钱财和耐心。就在亨利请求仅仅5万美元的重建费用被拒绝的同一年,ICF国际(ICF International)——根据一项未经竞标的联邦分包合同管理着“回家之路”项目的公司——的高管们却给自己发放了200万美元的奖金,并为他们的股东创造了打破纪录的收益。亨利第二次收到拒绝向他提供资金的信时,他简直不敢相信。就在那天下午,他告诉格拉迪斯他要进屋小睡一会儿;在躺上狭小的拖车床几分钟后,亨利就经历了严重的中风发作,这导致他几乎完全瘫痪。
在那之后,格拉迪斯便照顾着亨利。她喂他吃饭,给他清洁身体,护理他的褥疮,给他买药,空余时间里她还要想办法处理她那又破又空的家,那房子就位于拖车门外不过四五米远的地方。对她来说,即使是清除杂草和赶走老鼠都是十分艰巨的挑战。两年后的2010年7月,布拉德利夫妇终于搬回了他们重建好的家,这完全依赖于一个街区志愿者团队的支持。重建花了两年的时间,八百名志愿者参与其中,同时还有来自普通人源源不断的捐款——是那些听到亨利的故事后会说“去他的美国政府!我们自己来重建!”的人。
但对亨利来说,等待实在太漫长了。搬回家仅仅六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格拉迪斯说,她相信亨利会一直等到她回家重新安顿下来之后才离开。她说:“你知道的,杀死他的不是卡特里娜飓风,而是灾后恢复的过程。”回想起他中风的那天,她说道:“看看他们为他做了什么。看看他们对他做了什么。”
***
利润机制的低效无能 当政府拨给救灾的资金经由私营营利性公司分配给灾民时,这些资金的去向就会出现问题。市场竞争性需求的干扰会阻碍这一过程的运作,将资源引向别处,而非直接下发给有需要的受助者。我们将会看到一个由私营机构运作,却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官僚主义失败的实例。许多人认为市场公正地推动了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发展,实际上它却阻碍了人们所期待结果的发生。尽管人们认为政府官僚体系应该为这场恢复迟缓的灾难负责,但它掩盖了一个更关键的真相:这种延迟实际上是利润机制的低效无能所导致的结果。
五十多年来,尽管对新自由主义的拥护从未得到普遍支持,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规划者和公民对它的信念却在一直增强。如今,市场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公共部门的各个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存在着对一种观点的广泛认同,即利润驱动将会创造一种公平高效的资源下渗,使得资源得以向下流动到那些有需要且应得的人手中。人们相信这种向下渗透会以两种方式发生:一是通过那些在能够解决需求问题的同时也能实现盈利的企业的壮大来实现;二是通过巨额利润所有者的意识转变,即认识到慈善机构比公共部门机构能更有效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两种过程都在卡特里娜飓风后的新奥尔良上演了。
那些旨在协助救灾的企业,正是在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交会处应运而生,它们抓住机会展示私营部门能够在政府失败之处取得成功。虽然这些企业受政府委托承担起资源再分配的任务,但它们却被允许在几乎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运作。最终,它们能够从人类的悲剧中获利,将悲伤转化为资本投资的机会,这就是内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所说的“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的一种形式。在新奥尔良,这种动态清晰可见,从哈利伯顿、绍尔集团和黑水公司这些被召集参与抢险救援的私营企业,到像ICF国际这样的负责灾后恢复工作的分包商、获得小企业管理局贷款支持的银行以及拒绝向客户理赔的保险公司,莫不如此。
更令人惊讶和不安的是,逐利的轨迹也可以一路追溯到非营利部门。市场逻辑悄然渗透到慈善机构和信仰团体当中,这些机构在营利性部门响应的失败中迅速崛起、挺身而出。像“牵手”和“光点机构”已经成为新的国家级企业集合的一部分,它们以新的方式利用联邦资金,将慈善纳入市场导向的机遇中,以照顾需要帮助的公众。随着这一企业集合的增长,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倾向于将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响应转化为新的利润来源。随着灾后恢复产业成为市场机会主义和增长的新领域,如何为有需求的人群提供最佳的帮助(以及哪些人有资格获得帮助)的问题被鲜明地置于聚光灯下。 (个别语句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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