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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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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趣味”为研究对象，梳理了美学史上“趣味”范畴的流变，对美学家们对趣味标准问题的争论探讨进行了归纳总结，然后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角度对趣味及其标准进行了深入阐述。最后，以传统和现代的艺术门类为例分析了艺术趣味及其标准，同时还论述了趣味标准对于审美教育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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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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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兵，湖南娄底人，北京大学理学学士、哲学硕士、文学博士，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艺术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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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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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论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二、文献梳理和综述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第一章作为美学范畴的“趣味”
一、“趣味”范畴的流变
二、审美趣味的内涵
第二章趣味标准的探讨与解构
一、趣味标准的探讨
二、趣味标准的解构
第三章审美趣味的共同标准
一、趣味的差异性及体现
二、趣味的共同性及标准
第四章趣味标准与艺术鉴赏
一、书法趣味的标准
二、电影趣味的标准
第五章趣味标准与审美教育
一、作为趣味教育的美育
二、养成纯正的艺术趣味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英美美学家论趣味及其标准
趣味的早期历史
趣味的现当代历史
论趣味的标准
趣味的标准
论趣味的标准
审美趣味的衡量标准
趣味的丑闻：休谟和康德美学中作为本质的社会特权
趣味的哲学：对其观念的思考
休谟论趣味的标准：打破圆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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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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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选题目的及意义
正如西方艺术界的口头禅“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西方美学界也有一句口头禅“趣味无争辩”。19世纪美国作家、批评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曾说过：“如果把精神世界分成一目了然的、三种不同的东西，我们就有了智力、趣味和道德感。”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爱伦·坡明确将趣味与精神世界中的感性成分和美联系起来，认为趣味让人知道美。趣味是西方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范畴是理论创造的最高表现形式，范畴研究是理解、把握西方美学的重要路径。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范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将趣味列为二十六个西方美学范畴之一，对趣味进行了介绍，梳理了它的起源、发生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彭锋的《回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将趣味列为当代美学的十一个问题之一，并讨论了不同时期的趣味标准问题以及趣味与艺术的评价和分类的关系问题。国内出版的各种以“美学原理”“美学概论”“美学导论”等命名的著作中，大部分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审美趣味。然而，这些著作对趣味的阐述和分析还停留在浅显的层面，并未做深入详细的展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谈论文化艺术时也经常使用“趣味”这一术语，但对“趣味”的理解却存在很多模糊和混乱的地方，亟待从美学理论层面上加以澄清、阐释和辨析，增进认识；尤为重要的是，趣味有没有共同的标准，是一个理论难题。西方美学家对此多有讨论和争辩，趣味标准曾一度成为美学领域中的重要话题。在当代中国美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美学范畴的诠释和辨析是一个重点。在当代文艺界，人们都在讨论文艺鉴赏和批评的标准，争鸣激烈，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立足于以往的学术成果，继续深入探讨趣味标准，对于推进美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学科渊源看，艺术学直接脱胎于美学的母体，德国学者费德勒（Konrad Fiedler）极力主张艺术学与美学两门学科的区别，认为艺术学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因而被称为“艺术学之父”。在艺术学的范畴当中，审美趣味相应地体现为艺术趣味，也就是艺术鉴赏力。人们对于艺术作品的鉴赏和接受也存在着不同的衡量标准和趋向，这就是艺术趣味的标准。以具体的艺术门类为例，结合美学理论，探讨艺术趣味的标准，对于人们的艺术接受活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美育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新时代的美育工作无疑不同于过去的美育工作，它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当代社会，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越来越不同于以往的模式，人们的审美风尚和趣味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审美趣味的新特征。因而，以此为对象进行深入批判分析，并在新的审美趣味观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当下的审美教育，对于人们深化对纷繁复杂的审美活动的理解，提升美育工作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文献梳理和综述
在西方美学中，讨论趣味的文献相当丰富。回顾西方美学史，我们发现，“趣味”范畴最早出现在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中。艾迪生（Joseph Addison）、哈奇生（Hutcheson）、休谟（David Hume）、博克（Edmund Burke）、夏夫兹博里（The Earl of Shaftesbury）、杰勒德（Alexander Gerard）、阿尔逊（Alson）以及里德（Herbert Read）等美学家都讨论过趣味的问题。相关文献有艾迪生的《想象的快感》《关于敏锐鉴赏力的培养》，哈奇生的《论美和德行两种观念的根源》，休谟的《论趣味的精致与激情》《论趣味的标准》，博克的《论趣味》《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夏夫兹博里的《论人、风习、见解与时代的特征》，杰勒德的《关于趣味的标准》，阿尔逊的《论趣味的原理和本质》，里德的《论趣味》等。法国启蒙主义运动时期，伏尔泰(Voltaire)在《趣味》《论鉴赏力》中讨论了趣味问题。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实用人类学》中全面阐述了对审美趣味的看法。现代美学中，美国自然主义美学家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的《审美趣味的衡量标准》对趣味标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析。美国学者哈拉普(Louis Harap)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对艺术趣味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法国社会学家、思想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从后现代视角解构了以往的趣味观。另外，彼得·维基（Peter Kivy）、特德·科恩(Ted Cohen)、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等人都发表过对于趣味问题的看法，彼得·维基对趣味的讨论是围绕休谟的趣味标准理论展开的，特德·科恩对趣味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考察，乔治·迪基考察了18世纪趣味范畴的发展概况，英国美学家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也提到了趣味问题，美国美学家舒斯特曼的《趣味的丑闻》从实用主义美学的立场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趣味标准的虚伪性。以上文献大部分都有中文译本，被收入各种美学资料集中（如《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等）。对于本课题，有些美学家，如休谟、桑塔亚那、布尔迪厄、舒斯特曼等直接讨论了趣味的标准问题，是我们的重要研究对象。另外，丹伯尼·汤森德（Dabney Townsend）和加罗林·柯斯梅耶（Carolyn Korsmeyer）在四大卷的《美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esthetics）中分别梳理了趣味范畴的早期发展史和现当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遗憾的是，目前此书还没有中文译本发行。
国内学术界对于趣味的专题研究成果不多，乏善可陈，截至目前，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两本，一本是范玉吉的《审美趣味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该书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趣味问题，书中最后一章把趣味界定为“生命冲动的内在选择”，从神经美学和生物学意义上解释趣味看似新潮，却存在很多问题，值得商榷。另一本是黄仲山的《审美趣味与文化权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其他关于趣味研究的文献散见于各种美学教材之中，如欧阳周、顾建华、宋凡圣编著的《美学新编》（1993），谭容培著的《美与审美的哲学阐释》（1997），王向峰、洪凤桐主编的《美学新编》（1998），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1999），胡家祥著的《审美学》（2000），彭锋著的《西方美学与艺术》（2005），薛富兴著的《美学》（2006），李萍、于永顺编著的《实用美学》（2006），叶朗著的《美学原理》（2009），彭锋著的《美学导论》（2011）、《艺术学通论》（2016）、杜卫著的《美育学》（2022）等。这些美学和艺术学著作中都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审美趣味的问题，然而大多数论述较为简略。其中，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的“审美文化”部分将审美趣味纳入社会学视野进行考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叶朗著的《美学原理》在讨论美和美感的社会性时，列专章阐述审美趣味和审美格调的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极具参考和借鉴价值。彭锋著的《美学导论》和《艺术学通论》在讨论审美趣味和艺术趣味的专章中考察了趣味标准与审美评判的问题，尽管最后没有得出明确的让人信服的结论，但仍能启发人们继续思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范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第三卷将“趣味”作为重要的美学范畴，梳理勾勒出它的历史发展、理论源流，对本课题极具参考价值。
以“趣味的标准”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对已发表成果进行文献检索，与本课题相关的期刊论文共12篇，具体如下：程孟辉《论桑塔耶纳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的自然主义美学观——关于审美趣味的标准问题理论初探》（《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范玉吉《何为高雅趣味? 谁的高雅趣味?——对文艺鉴赏标准的质疑》（《学术界》2007年第1期），彭锋《标准还是偏见？——休谟论趣味标准的批判性解读》（《外国哲学》2008年第19辑），李进超《“趣味的标准”的标准——读休谟〈论趣味的标准〉》（《名作欣赏》2009年第21期），江守义、刘欣《“纯正的趣味”：朱光潜的批评标准》［《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陈昊《休谟“趣味标准”的美学研究》（《哲学动态》2011年第9期），陈昊《权威与认同——简论休谟“趣味标准”美学思想》（《哲学动态》2016年第8期），陈昊《规则与标准——重析休谟“趣味标准”的双重内涵》（《哲学研究》2017年第2期），董志刚《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彷徨——解析休谟的〈趣味的标准〉》［《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谢倩赟《不在场的趣味标准》（《大众文艺》2015年第20期），都新豪《论休谟美学的趣味标准问题》（《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刘吉栋《布尔迪厄审美趣味的标准研究》［《美与时代》（下）2023年第3期］。另外，还有3篇高校学位论文：翁海贞《趣味标准问题：休谟、康德之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董霈稔《休谟论趣味标准》（湖北大学硕士论文，2017），陆尧《休谟审美趣味理论研究》（三峡大学硕士论文，2018）。在这15篇论文中，10篇论文都是在讨论休谟的审美趣味理论，可见休谟美学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然而，从美学原理的角度对趣味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几乎是空白的，亟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纵观国内外学界对审美趣味的探讨，以西方哲学家和美学家对趣味的研究最为全面和深入，也最体系化，而在中国学界，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章数量不多，而且不够深入。如前所述，到目前为止，研究审美趣味的专著只有两部，一部是范玉吉的《审美趣味的变迁》，此书绝大多数篇幅是在介绍审美趣味范畴在西方美学史上的产生、发展、成熟、变异的历史，而并未做出理论上全面的总结和阐发。另一部是黄仲山的《审美趣味与文化权力》，该书主要从历史和社会的维度对审美趣味与文化权力的关系进行辨析，对生活、艺术和文化领域的趣味现象进行了探讨，作者期望建构一种合理的、能最大限度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审美趣味形态。该书对于权力关系视域下趣味的二元对立模式的分析对笔者颇有启发。鉴于以上情况，批判性地整理、借鉴和总结国内外学界关于审美趣味的研究成果，结合当下实际，构建新的完整的审美趣味理论，辨析趣味标准的奥秘，从而推进我国美学理论的建设，进一步指导艺术鉴赏批评和美育工作，应当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如上所述，由于国内美学界对于趣味的研究不够充分，有些关于趣味研究的国外理论资源也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本课题尝试以西方美学中讨论趣味的英文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美学家，对他们探讨趣味标准的美学观点进行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为指导，对趣味的共同标准进行论证。最后，对趣味有共同标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阐释。本研究综合采用文本细读法、理论阐释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力求对趣味及其标准做一番全面细致的考察，推进美学和艺术研究的发展。
本书第一章回顾勾勒出西方美学史上趣味范畴变迁的大体轮廓，并简要阐述审美趣味的内涵。第二章选择休谟、霍姆（Henry Home，Lord Kames）、杰勒德、桑塔亚那等西方美学家为代表，论述他们对于趣味标准的看法；然后介绍以布尔迪厄、舒斯特曼与科恩等为代表的现当代西方美学家反对趣味有标准的学说和理论观点，说明历史上对趣味标准的看法经历了一个从探讨到解构的过程。第三章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立场出发，阐述笔者关于审美趣味的共同性和标准问题的理论观点，以中西艺术为例对审美趣味的共同标准进行深入阐述，同时辅以具体实例佐证之。第四章以书法和电影为例，讨论趣味标准在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中的体现，并归纳出书法趣味和电影趣味的三种标准。第五章论述趣味的共同标准对于审美教育的意义，以朱光潜的趣味说为依据，说明审美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养成纯正的趣味。最后简要总结全书的基本观点。
第一章 作为美学范畴的“趣味”
俗话说得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指人们在探究认识对象时的一种积极的心理倾向，它带有浓厚的情绪色彩，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与创造活动中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对于这个道理，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早有阐发，《论语·雍也》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于任何事情，仅仅停留在知道的层面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对它产生兴趣，如此才能把事情做好，进而享受做事的过程，获得愉悦。在这里，“好之”就是指兴趣和爱好，人们只有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才能发挥出最佳水平，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审美也好，莫不如此。由此，“好之”构成了从“知之”达到“乐之”的中间环节，也是关键环节。
趣味，或者说审美趣味，正是审美主体发现、感受和创造美的强大的动力因素，或者说，它是主体审美心理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对于自然的审美，还是对于社会的审美，或者是对于艺术的审美，趣味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规定主体的审美发现、审美选择和审美评价，审美趣味在审美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趣味成为美学理论的重要范畴。大学者梁启超认为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高度评价了趣味对于生活的价值，他不无夸张地指出：“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气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停摆过后，机器还要生锈，产生许多毒害的物质哩！人类若到把趣味丧失掉的时候，老实说，便是生活得不耐烦，那人虽然勉强留在世间，也不过行尸走肉，倘若全个社会如此，那社会便是痨病的社会，早已被医生宣告死刑。”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尽管梁启超所说的趣味内涵比审美趣味的范围要广得多，但却有力地揭示出趣味在人们生活中具有动力和源泉的重要作用。
有的美学史家将趣味问题的提出看作是强调规则的古典美学向强调经验的现代美学转变的标志，如丹伯尼·汤森德就认为，在现代美学中，审美感官的典范不像在古典世界中的通常情形那样是眼睛，而是舌头。趣味转变成了一个美学术语。这种转变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趣味为那种艺术和美产生的经验的多样性、私密性和即刻性提供了一种类似。当我们品味某种东西时，我们无须思考它就能经验那种味道。这是我们的味觉，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能否定的。如果某种东西给我们咸味，没有人能够使我们相信它不给我们咸味。不过，别人可以有不同的经验。一个人发现愉快的味道可能不能令另一个人感到趣味，而且我们不能说或做任何事情来改变这种状况。对于许多早期现代哲学家和批评家来说，艺术和美的经验恰好就像这种味觉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的确，在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中，趣味已经成为艾迪生、哈奇生、休谟、博克、杰勒德以及里德等人的主要研究课题。因此，作为美学理论和美学史上重要范畴的“趣味”，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任何美学范畴都有其产生、演变、发展和成熟的历史，正如章启群所说：“美学的主要理论知识，应当来自于美学史。因为美学理论中的范畴、思想，都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并不断被丰富、深化的……只有通过美学史的学习，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体悟这些概念的内涵与本真意义。” [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对于审美趣味（以下简称为“趣味”）也是如此，由于它属于西方美学范畴，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有必要先作历史性的梳理，简要地回顾一下“趣味”范畴在历史上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一、“趣味”范畴的流变
“趣味”，在英语中为“taste”，在德语中为“Geschmack”，在法语中为“Le gout”。“taste”一词具有两层含义，即一般意义和隐喻意义。一般意义是指“味道”“味觉”“品尝”等，这与饮食有关。隐喻意义是指“判断力”“鉴赏力”“趣味”等，这与审美活动有关。总体而言，在西方美学史上，“趣味”的概念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一般意义向隐喻意义转化和发展的过程，有的学者认为：“趣味”范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前美学阶段、美学阶段和后美学阶段 [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这种概括虽然简略，但是却为我们认识和把握“趣味”的范畴提供了清晰的线索，极为方便，因此借鉴分述如下：
1.前美学阶段
这主要是指从古希腊时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一阶段中，趣味还没有成为一个美学范畴，而是一直被用来表示与味觉有关的各种感觉。直到15世纪，由于人及其价值的发现和人性表达的出现，味觉才和审美鉴赏建立了最早的联系。
在古希腊美学中，味觉一直被排斥在审美判断之外。在西方美学的第一篇文献《大希庇阿斯篇》中，苏格拉底在同希庇阿斯讨论“什么是美”的问题时，给出了一个著名的定义，即“美就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 [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这个古希腊流行的美的定义，彻底地把产生饮食色欲之类快感的身体性感官，如味觉、嗅觉和触觉排斥在审美感官之外。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认为，在人类的视、听、味、嗅、触五种感觉器官中，只有视觉和听觉最高贵，也最纯洁，其他三种身体性感官与可朽的灵魂发生联系，具有强烈的欲望性，尤其是味觉，口腹之欲带来强烈的快感，使人堕落，阻碍不朽的灵魂返回到理念世界，因此必须坚决摈弃，美只有在摆脱肉体欲望（包括口腹之欲）进入理念世界之后才能实现。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等著作中对感官进行分类，他认为，触觉位于感官等级的最底层，其上依次为味觉、嗅觉、听觉和视觉，味觉和触觉在发生作用时，必须和对象保持最近的距离，以保持肉体的直接接触，因此最容易引起主体的放纵，沉迷于味觉会导致暴饮暴食，沉迷于触觉则可能导致性的放纵，所以，为了道德的完善或审美的需求，应当多运用视觉和听觉。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触觉和味觉是最基础的感官，它们具有与事物接触的直接性，这为后世美学家使用“趣味”作为审美判断打下了理论基础。
5世纪后期到15世纪中期，是西方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在这期间，美学与宗教神学紧密结合，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如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都强调道德教化而仇视艺术。中世纪末期，人文主义开始觉醒，再加之重视感觉经验的自然哲学理论兴起，身体感官和审美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密切，中世纪美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神学大全》中肯定了人体感官与认知和审美之间存在的关系。
风格主义是16世纪中后期意大利的一个艺术流派，它是由一批仰慕拉斐尔的典雅风格而又务求新奇的艺术家以追求风格自居而形成的。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大艺术家传》中列举五种促使绘画发展并超越其早期阶段的要素：规则、秩序、比例、构思和风格。在他的美学理论中，艺术家的个人选择与构思就是构成他独特风格的内在因素。代表早期风格主义美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自我判断特征的是蓬托尔莫(Jacopo Pontormo)。风格主义理论家阿门尼尼认为，风格的判断功能主要体现在创造中，是一个艺术家如何选择自然、创造新的理想美的能力。而在另一部分风格主义艺术家的理论中，风格判断已经作为审美鉴赏的隐喻术语而开始使用了，如皮科(Pico della Mirandola)为友人的长诗作注时，卡斯蒂廖内(Baldassar Castiglione)在《廷臣论》中、菲伦佐拉(Agnolo Firenzuolo)在《论女性的美》中，用“优雅”一词描述人体美，“优雅”可以给人以视觉的快感和心灵的满足，在这里，他们把审美评价交给了更为主观性、更为感性化的感觉。
吉尔吉奥·托尼里在《美学史中的趣味：从文艺复兴到1770年》中认为，趣味第一次和美发生关联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费德里科·祖卡罗(Federico Zuccaro)在隐喻的意义上把审美判断和味觉器官联系起来，“趣味”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审美判断的术语。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西班牙人巴尔塔沙·葛拉西安是第一个在特殊官能或心灵态度意义上使用“趣味”一词，并将它作为批评术语使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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