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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打破理论与实践的壁垒：一方面在英国文化研究、德国媒介学等脉络中梳理实证方法论的批判维度，构建扎实学术框架；另一方面聚焦癌症患者vlog等鲜活案例，用多元研究方法解析当代媒介议题。作者在挖掘思想遗产的同时，敏锐捕捉当代生活的脉搏，让理论与现象在对话中相互照亮。
*本书适合媒介和文化研究相关专业高校师生与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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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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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实证逻辑：媒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方法论》作为一次考古学旅程，在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法兰克福学派、德国媒介学、北美媒介分析与哲学研究的知识生产奠基地层中，挖掘实证方法论的批判话语。不仅如此，本书还着眼于癌症患者创作的社交视频日志（vlog）、Lo娘的穿着经验、“刷视频”的手机使用姿势、手术机器人操作等四种当代媒介现象，做出批判的内容分析、访谈、媒介考古学和技术现象学研究实践，以研究性的思考和文字为媒介，回到事物本身，让方法回归它的本质：参与当代的意义生产活动和历史经验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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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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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亚萍，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博士，山东省广播电视局与中国传媒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从事电影理论、视觉文化、纪录片方面的研究并发表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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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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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批判的内容分析的谱系 / 001
第一节 方法的政治：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身份建构 / 004
第二节 作为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内容分析 / 027
第三节 批判理论的（定性）内容分析实践 / 046
第四节 探索新问题的文化解析学：马诺维奇对内容分析的改造 / 078
第二章 内容分析实践：疾痛身体的媒介化“活力” / 094
——对癌症患者社交视频日志的内容分析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目的：社交视频日志和患病知识 / 094
第二节 研究视角、分析维度和研究问题：对疾痛身体的物质话语分析 / 099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操作过程：抽样与编码 / 107
第四节 主题分析：癌症可见性的差异与疾痛身体的三种存在模式 / 109
第五节 总结、讨论与研究局限：癌症的“活力”隐喻 / 122
第三章 批判的访谈研究的谱系 / 125
第一节 定性研究中的访谈方法：实证主义、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 / 126
第二节 罗伯特·默顿的聚焦访谈方法 / 146
第三节 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访谈法实践 / 151
第四节 批判理论的访谈法实践 / 172
第四章 访谈法实践：Lo 娘的“三次元”文化空间 / 194
——女性主义后亚文化视角下的穿着经验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视角：性别、技术与少女文化空间 / 194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方法：穿着经验与意义阐释 / 200
第三节 成为 Lo 娘：扮演父长制的从属者 / 203
第四节 “千禧后”独生女：Lo 娘的家庭起源 / 205
第五节 脱胎于数字理性的物质经验：少女和裙子的结盟 / 207
第六节 穿得“成熟”“正常”：Lo 娘的穿着政治 / 210
第七节 总结、讨论与研究展望：穿 Lo 作为后数字境况中的超具身实践 / 213
第五章 媒介考古学的谱系 / 217
第一节 方法的政治：后阐释的媒介物质性研究 / 217
第二节 齐林斯基：技术文明史的深层时间 / 250
第三节 埃尔塞瑟：另类谱系与媒介间关系 / 258
第四节 胡塔莫：媒介意象分析与人文主义媒介考古学 / 264
第五节 克塔滕贝格：收集想象和虚构的媒介 / 272
第六节 帕里卡：对非人媒介和无视觉性的考古 / 278
第七节 恩斯特：作为文化本源的技术罗格斯 / 285
第八节 西格特：区分无意义和意义的文化技艺 / 294
第九节 实验媒介考古学：在动手重演中重新敏感 / 299
第十节 批判的后结构主义媒介考古学：女性主义、后殖民的主张 / 309
第六章 媒介考古学实践：运动图像的操作化 / 319
——对触屏视频流装置及其姿势现象的考古
第一节 研究路径：对观看装置和观者姿势的考古 / 320
第二节 “刷视频”：强迫性重复病理作为感知模式危机的征兆 / 324
第三节 作为拼装的视频流装置：公共亲密性、景框的消失、身体的解放 / 329
第四节 “增强人类智能”的触控技术：硬件实体与软件界面的分离 / 337
第五节 软件可供性与手动风格：触摸姿势对即时更新的意指 / 342
第六节 图像的操作化、眼与手的扫描 / 345
第七节 总结、讨论与局限：人在技术图像世界中的位置 / 348
第七章 技术现象学的谱系 / 351
第一节 “理解媒介”的方法：人的经验 / 351
第二节 从经验角度打开中介化的黑盒 / 355
第三节 正典分殊：探入中介过程的五种视角 / 360
第四节 诠释中介过程的时间框架：人与技术具体稳态关系的生成过程 / 368
第五节 后现象学经验研究方法 / 375
第六节 后现象学数字媒介研究 / 381
第八章 技术现象学实践：生命伦理的生产 / 385
——机器人手术的物质话语和感知经验
第一节 研究的问题与取向：人机关系中的感觉 / 385
第二节 研究的对象、方法与材料：直观的物质部署 / 387
第三节 研究材料和收集方法：专利说明与操作经验 / 394
第四节 感觉的抑制与生产 / 395
第五节 总结、讨论与研究局限：对媒介化在场的去自然化 /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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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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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由八个有内在关系的章节构成，分别是对四种研究方法的考察和实践。这四种研究方法包括内容分析、访谈、媒介考古学、技术现象学。对这四种方法的实践，则分别聚焦于癌症患者创作的社交视频日志（vlog）、Lo娘的穿着经验、“刷视频”的手机使用姿势、手术机器人操作这四种媒介现象，旨在让方法回归它的本质：参与当代的意义生产活动和历史经验的创造。
看上去，前两种方法较为传统和普遍，后两种方法相对新颖和前沿。本书想要反思这种关于新和旧的看法，在媒介与文化研究领域，完成一种对于方法论的知识考古尝试。正如本书在第三章展开说明的那样，推崇知识考古学的媒介与文化研究者，往往受到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深刻影响。在福柯看来，知识考古是一种提问方式，它要质疑和追问的是，作为实际存在的事实、由人们的表达或物质档案的陈述所认可和接受的事实，其前提是什么？是什么话语规定了某些实存是合法的、某些陈述是真相？
为了追问存在于方法论陈述中的这种不可见的前提、在媒介与文化研究者的言行和记录中不断得以持续的话语条件，我们需要尤其仔细地去收集那些泄露话语规则的地方，尤其是那些被视为偶然、偏差、错误等无法被真相话语的叙事纳入的所谓无意义和噪声。换言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让我们关注那些断裂之处，而他的谱系学则让我们可以在考古学实践所发现的断裂的基础上，以断裂为重新衡量方法论价值的新的标准和契机，书写新的故事，建构新的谱系。
尽管本书并不是一本专门讨论知识考古学的书，但是本书有意收集和挖掘了媒介与文化研究谱系中的那些偶然、偏差、噪声。比如，20世纪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的学者涉足了美国大众媒介实证传播研究的内容分析和访谈方法；20世纪70年代，英国伯明翰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使用并改造了同样的这些实证方法，并借此探索和建构了一种典范的文化研究范式，使自身的文化观念区别于高级和低级二分的文化观念；20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媒介学在扬弃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将历史书写的中心从人转移到机器、动物等非人的时间，而这与欧美其他地方关注视听技术的文化史、新史学交汇，拓展出一种后阐释的媒介历史和理论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北美媒介哲学尤其是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的方法论精神在新的生命技术语境下重返，反思人的具身思想、行动、存在经验的历史转型；作为对克拉考尔和阿多诺的潜在回应，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的文化解析学试图在批判数据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定性内容分析的潜能，适应21世纪的文化本体，回应视觉文化研究的难题：视觉文本尤其是复合多种媒介的视听文本、视听可触摸式文本的模拟性，即人类语言所难以描述的文化过程。
本书的收集和书写，只能算得上是一个起步，尚有很多值得书写的噪声未被纳入。这次媒介与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考古尝试，只能说是一种较为粗糙和拙劣的模拟演习与经验积累活动。但是，强调本书以福柯式考古为精神，是想强调这本书的出发点在于一种反思方法论常识以及其中的技术权力话语的意图。内容分析和访谈这两种方法容易被认为是实证效果研究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详见本书第186页），媒介考古学和技术现象学则常被当作近年来影响媒介与文化研究这一跨学科领域的“转向”。本书希望可以提供一些区别于这些看法的材料和理解，比如，内容分析和访谈作为大众媒介传播研究中历史最悠久、最具专业特色的两种所谓事实收集方法，在被用于批判的媒介与文化研究时，恰恰应当被视为对事实的扬弃。扬弃事实，并不是否认事实的重要性，而是超越将收集和转录的文本视为专门用来验证假设、理论的证据这种演绎逻辑。后文将揭示，批判理论恰恰是为了反对演绎逻辑这一“传统理论”研究范式而提出的，对于内容分析和访谈法的质疑和改造，也遵循了这种挑战常识的观念。
另外，媒介考古学作为“多方聚合”的方法论取向，本身包含了很多具体的实践策略和操作方法，尤其是在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分歧、侧重文化意义还是技术物品、人的历史抑或是非人的时间等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区别和争论，但这种分歧和张力，恰恰又赋予了媒介考古学作为方法论的反思和进化的空间、变化和实践的活力。争论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其无法成为一种标准化、可重复的操作技术。批判的媒介与文化研究所改造或扬弃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研究方法本身作为一种标准化、产生物化意识的技术的倾向。尽管媒介考古学尝试在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典范之外寻找历史书写的主体，比如机器、动物等，但是媒介考古学仍然延续了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尤其针对历史学和历史叙事中的以人类为中心而将机器定位为工具的倾向、人与自然主客对抗的理念。
技术现象学则延续了现象学的启示和麦克卢汉“理解媒介”的使命，同样让我们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媒介本身，去建构媒介历史和理论。“理解媒介”是麦克卢汉的一种问题意识：尽管媒介（尤其是用于交流、表达或传播的媒介）的演变在宏观上对人的存在模式和历史的转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在微观、日常经验层面，我们却对媒介视而不见，或者说，媒介仍然是透明的，就像一扇窗，让我们的目光导向窗外的现实而非驻留在窗框上。技术现象学对媒介与文化研究的启发，尤其在于其关注技术故障时刻。在这些时刻，媒介物在感知者意识中产生格式塔变换，露出更整体的面向，从一个被当作媒介的事物，从工具性的“为他”存在，转换成作为事物本身的“自为”存在。
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理解媒介的感知现象学方法实际上一直贯穿在批判的媒介与文化研究对于方法论的反思中。通过对于这些反思时刻的考察，本书想要强调关于媒介与文化研究方法的两个出发点：首先，媒介和文化的研究无法脱离批判的问题意识而使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其次，媒介和文化的研究强调事实是手段而非目的。沿着这两个起点，我们会发现，媒介和文化如同所谓的人类、机器一样，是为了研究的揭示活动而假定的名义，批判的研究、理论的目的，则是揭示那些因为习以为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而受到遮蔽的现实，否则研究者有可能将名义误认为事物本身。正如麦克卢汉所指出，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媒介即意义，研究方法所采集的，更多的是在某种话语规则中运转而被忽视的媒介本身；方法带来的材料，是意义而非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信息或证据，才是方法带来的材料。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介与文化研究的落脚之处，不是本质主义的关于媒介或文化的假设或结论，而是历史的创造，即人与非人的时间。正如阿多诺所强调的，方法论是认识论，而非数据收集技巧或程序（详见本书第182页）。
第一章?批判的内容分析的谱系
一个世纪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vonRanke）赋予了“文献”（document）如今在历史学术研究中的方法论地位，这被看作内容分析方法的起源之一。内容分析是对大量文献中存在的语义特征或模式的文本分析。这些文本是用来在某个实在的语境中记录和交流的，指涉一定的历史意涵（在语境中的意味）。使用内容分析可以使我们“理解社会行动者用他们产生和传播的文本物质（textualmatter）构建的现实。
从20世纪到21世纪，新的记录和传播技术使得文献的范围大大拓展，而建立在书写或印刷技术逻辑基础上的内容分析是否能够在其他媒介和文化研究领域合法使用，也成为一个问题。从媒介角度来说，内容分析是西方社会从注重口述到注重文本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方法论。尽管教会注重对文献文本的阐释，但是古希腊文明的修辞传统更注重的是口头对话而非次生文本，内容分析作为对于大量文本包含的意义模式的挖掘，是从口述到文本的媒介转型中产生的方法，这也使其有可能兼容文本分析、话语分析、修辞分析等其他针对文本的阐释策略。视觉文化研究的学者所处理的大量文本却不仅是权威、书面、线性排列、单向传递语义的文字，作为分析对象的丰富视觉材料不仅来自现成的现代视觉媒介形式，比如摄影、电视、电影、广告、网页中的多媒体等，也包括为了研究日常经验（比如穿着、家用物品、建筑等）而使用照相机、录像机、摄影机、计算机绘图软件或手动等方式生产出的视觉材料。
新的材料强调研究者在生产、挖掘、分析中对材料构成的现实的参与，以及材料中的复杂性、多义性、权力关系。秉持定量内容分析即经典内容分析所强调的客观性、科学性理念的学者，甚少处理材料的多义性和分析者面对文本的经验。而反对统计性描述的学者，则有可能将内容分析当作洗澡水加婴儿一并泼掉，认为统计模式并不适用于理解复杂多义的现实材料。接下来，我试图以谱系学的方法探入20世纪50年代内容分析与文化研究、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想让读者看到批判的媒介与文化研究传统对于内容分析的扬弃，这可以让我们不从唯名论的角度看待内容分析，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内容分析用于媒介与文化研究时可能彰显的根本问题，即如何看待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的经验及其物化的问题。媒介与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揭示性的研究，理应对研究方法本身祛魅，并由此赋予研究方法以新的生机。
虽然文本中的语言组织方式（记录和传达的风格）和非语言的物质形式（比如被书本规定出来的线性排布序列）理应是内容分析的对象，但是对这两种对象的关注，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在媒介与文化研究的传统中逐渐浮现的一种媒介意识、一种修正的内容分析方向。在19世纪末以来的新闻业实用主义“定量新闻分析”（为新闻论点提供科学证据）中，或在20世纪前半叶实证社会科学的经典内容分析时期（贝雷尔森和拉扎斯菲尔德在美国的大众媒介传播研究中采用的定量内容分析），这两种分析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有意识地强调。
美国社会科学定量内容分析传统通过对这两个方面的有意识忽略，潜在完成了对于社会经验和文化生产实践的物化（使现实脱离动态转变过程而被抽象化为模式）和异化（用抽象模式而非实际接触来认识和对待现实中的人、事、物）。而对于物化和异化的批判，不仅贯穿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CCCS）的媒介与文化研究方法论开拓中，也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50年代的问题意识。作为一个在学术史中遗留下来、仍然没有定论的争议问题，对内容分析的批判性使用也影响了在当代数据科学背景下从事实用的文化内容分析的学者，尤其是开发了“文化解析学”（culturalanalytics）的列夫·马诺维奇。
总的来说，媒介与文化研究和内容分析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前者对后者既不是完全否定，也不可能不假思索地使用，更多是批判性转化，即扬弃。这种方法论上的独特态度和实践，体现了批判社会研究传统与美国大众社会学的“行政研究”传统在文化认识论上的根本区别。我尝试对CCCS、法兰克福学派、美国大众社会学这三种社会研究脉络与内容分析的关系进行评价性的回溯，目的是发现媒介与文化研究传统中的内容分析究竟是什么、可以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我发现，针对内容分析的方法论讨论，实际上是对文化认识论的讨论，在拒绝内容分析的美国性的基础上明确自身的问题意识，努力使文化研究摆脱定量内容分析对于经验的物化。
我试图初步勾勒媒介与文化研究的一种谱系：通过对定量内容分析这一“他者”身份的建构，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时期、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期、21世纪10年代的数据社会文化分析时期延续了一种强调文化意指实践中的权力关系现实的认识论，这种现实对应着定性内容分析所关注的晦义、现象学传统中的感知经验、批判社会理论强调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社会整体关系。英国、德裔、俄裔的文化研究学者从各自的理论和实践传统出发，在批判性吸收内容分析方法的同时，辨识自己时代的科学物化倾向、文化无法得到有效方法命名的历史性尴尬，并从中对研究方法进行积极改造，这本身就是文化研究对于时代的创造性实践。希望对此的回溯可以让文化研究、批判理论、内容分析及其所指向的历史重新获得我们时代的好奇和对话性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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