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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电影学的想象力

書城自編碼: 417293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藝術影视/媒体艺术
作者: 李立
國際書號(ISBN): 9787507858679
出版社: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5-09-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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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书中精选的15篇文章,精准切入电影工业美学、想象力消费、地缘电影、重写电影史等当下电影研究核心议题。从艺术史与电影史的跨学科博弈,到对中国早期电影现代性的推导性论证;从对“电影工业美学”的知识考古,到对“地缘电影”“想象力消费”的理论再思考,每篇文章均以敏锐的问题意识为引,以扎实的文献考证为基,既展现了作者以比较视野研究中国电影史论的学术追求,也折射出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的流变与创新。
內容簡介:
本书精选了青年电影学者李立发表的电影理论研究文章。这些文章涉及电影工业美学、想象力消费、地缘电影研究、重写电影史、电影理论机制、电影史与艺术史比较研究等当下电影研究的热点话题,本书以作者个人的思考拓宽了电影理论研究的宽度,展示了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与个性沛然的文笔才情,凸显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新一代的活力和潜力。
關於作者:
李立,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比较艺术学博士,文艺学博士后。浙江传媒学院华策电影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浙江省市级领军人才,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其驻村工作先后受到新华社、央视新闻、浙江新闻、余杭新闻等多家媒体的报道。
主要从事当代电影理论与批评研究。先后发表了60余篇理论文章,其中10余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全文转载,1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浙江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浙江省委改革办、资助项目、四川省社科规划资助项目、四川省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四川文化产业基金资助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7项。理论成果获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十佳优秀学术论文奖”、第三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创作成果《村官日记》获中央组织部第十四届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一等奖,总编导纪录片《我们的康定情歌》由四川音像出版社出版。先后担任人文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学位中心硕士、博士论文评阅专家;浙江省影视剧与网络听评审专家,四川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委,四川省精品文艺扶持项目评审专家、四川省巴蜀文艺奖评审专家。入选
2024年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1%。
目錄
电影学的想象力
? ——对“想象力消费”的再思考
新世纪中国电影理论的问题域与方法论
“地缘性”与“反地缘性”
? ——对“地缘电影”研究的再思考
错位之思
? ——“重写电影史”视域下的“电影文学性”论争
理论也是一种实践
? ——以电影工业美学生产机制为案例的思考
再历史:对电影工业美学的知识考古及其理论反思
从共通性到变异性
? ——跨门类比较视野下真实观念探析
为什么要比较与如何比较?
? ——再论长安画派与西部电影的比较
从视觉现代性到影像现代性
? ——从《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接着讲”
从“文字-图像”关系看早期电影的现代性研究
? ——一个对中国早期电影史的推导性论证
电影作为媒介,如何可能?
? ——兼对王志敏教授的回答
当电影遇上哲学
? ——试论电影史与艺术史的博弈
《新世纪中国电影史(2000—2022)》的“整体观”
证伪还是证实
? ——电影研究中的真命题与假命题
“整体观”视野、“后启蒙”精神与经世致用情怀下的中国电影研究
后记 更好的地方
內容試閱
大学比较艺术学博士,文艺学博士后。浙江传媒学院华策电影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浙江省市级领军人才,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其驻村工作先后受到新华社、央视新闻、浙江新闻、余杭新闻等多家媒体的报道。
主要从事当代电影理论与批评研究。先后发表了60余篇理论文章,其中10余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全文转载,1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浙江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浙江省委改革办、资助项目、四川省社科规划资助项目、四川省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四川文化产业基金资助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7项。理论成果获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十佳优秀学术论文奖”、第三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创作成果《村官日记》获中央组织部第十四届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一等奖,总编导纪录片《我们的康定情歌》由四川音像出版社出版。先后担任人文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学位中心硕士、博士论文评阅专家;浙江省影视剧与网络听评审专家,四川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委,四川省精品文艺扶持项目评审专家、四川省巴蜀文艺奖评审专家。入选
2024年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1%。 自 序
《电影学的想象力》是我第一本自选集。该书收集了我近年来发表的代表性文章,这些文章从各个不同的维度反映了我的问题意识,证明了我在学术道路上的探索路径,借此机会,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对青年学者有启发意义,那就再好不过了。
时下都是一个加速的社会,而我的加速却是被动的。2017年,我都过了35岁才考入四川大学,专业是比较艺术学,研究的是艺术史,不过幸运的是,我赶上了艺术学理论的学科红利,艺术学理论所强调的打通艺术门类对我受益匪浅。从2013年到2020年,我差不多花了8年时间来学习艺术史,进入四川大学后更是将艺术史与电影史比较研究作为突破口。我所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当电影遇上哲学——试论电影史与艺术史的博弈》实际上受到了法国哲学对当代艺术的影响,该文不仅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而且荣获了第三届中国文联“啄木鸟”优秀论文奖。刚进四川大学就获得这样的一个“大礼包”,着实鼓舞了我。
后来,我撰写《电影作为媒介,如何可能?》时受到了“物派艺术”的影响,从这里出发,我才明白了埃尔瑟塞“影像存在而无所不在”,与其说我们从电影来研究媒介,不如说我们从媒介来研究电影。从媒介出发,后来我相继撰写的有关电影本体论嬗变、媒介考古学等文章,这些文章更进一步拓宽了我对电影的认识。在今天,一切艺术都是影像艺术。《从视觉现代性到影像现代性》受到了乔纳森·克拉里《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注意力”的论述与电影中“吸引力”直接成为我的问题意识。《从“文字-图像”关系看早期电影的现代性研究—— 一个对中国早期电影史的推导性论证》论述的就是早期中国电影的“吸引力”,在我看来中国早期电影最早是“文字的吸引力”,其次是“图
像的吸引力”,最后是“声音的吸引力”,如此理解才是完整理解了早期电影的“吸引力”。这篇文章的副标题“一个对中国早期电影史的推导性论证”,“推导性论证”这个术语源自巴克森德尔在《意图的模式》中对“福斯桥”的论述。这篇文章的结论受到了巫鸿的影响,巫鸿在《重屏》有一个非常独到发现,媒介性与图像性的张力决定了什么是中国传统绘画。我把这个结论改了一下,正是图像性和文字性的博弈决定了什么是中国早期电影,所以就有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写了整整5年,是我写的最认真、付出心血最大的一篇文章,在此由衷感谢《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为什么要比较与如何比较?——再论长安画派与西部电影的比较》是参加中国电影史年会的投稿,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博士论文的副产品,该文充分证明了艺术学理论跨学科的营养。这篇文章的写作回应了陕西师范大学裴亚丽教授,而且对如何比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文入选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文献”,成为“经典、权威、主流”的必读文献,我备感荣幸,备受鼓舞。
我的博士生导师吴永强教授专做艺术史研究,我的些许发现离不开吴老师的教导。其中关于德勒兹、阿甘本、吕克·南希、乔纳森·克拉里、巴克森德尔、巫鸿等均在课堂内外进行过深入讨论。我给他讲电影史,他给我讲艺术史,教学相长最美好的场景莫过于此。
艺术史的学习真正使我明白一个道理,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应该是具有破案性质的。所谓“草蛇灰线”就是如此。发现问题是第一步,找到证据证明问题是关键,洞穿问题背后的思想史含蕴是根本。从2020年博士毕业之后,我开始回归电影研究,尽可能以这种比较视野对中国电影史论研究进行“爆破”。对,我很喜欢用“爆破”这个词。“爆破”所蕴含的发现是我所执着追求的文眼。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的硕士生导师陈旭光教授提出了“电影工业美学”“想象力消费”“影游融合”等诸多概念,围绕这些中国电影的理论创新,如何论证、如何“接着写”成为我思考的中心工作。《再历史:对电影工业美学的知识考古及其理论反思》《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以电影工业美学生产机制为案例的思考》《电影学的想象力——对“想象力消费”的再思考》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对理论进行追根溯源式研究,系统清理中国电影的理论创新,考古那些消失的电影理论,挖掘电影理论所蕴含的思想史力量,从心态史观的角度考察中国当代电影学者成为我的“接着写”成果。2023年我成功立项人文社科项目“新时代电影理论生产机制研究”,2024年我成功立项国家社科艺术学“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理论流变及其机制研究”,于是《〈新世纪中国电影史(2000—2022)〉的“整体观”》《错位之思——“重写电影史”视域下的“电影文学性”论争》《“地缘性”与“反地缘性”——对“地缘电影”研究的再思考》《新世纪中国电影理论的问题域与方法论》等一些列成果持续生长。
回顾我的学术之路,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老师们的提携和指导。除了硕士生导师陈旭光、博士生导师吴永强,博士后合作导师傅其林、向宝云外,苏宁、黎风、彭肜、支宇等诸位先生均对我给予了关心、帮助和指导。尤其要感谢的是原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党委书记,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网信办主任代光举同志对我的关心,是他为我创造了全校
唯一一名科研岗,让我心无旁骛地专心工作,也是他最终同意批准我离开四川,没有他的关心、理解和拍板,千里马也许真的就骈死在槽枥之间了。
从事学术研究,甘苦自知,成绩的取得一方面有赖于我的努力,但另一方面还是毅力与勇气,如果说得煽情一点就是热爱。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做学问,但命运却让我阴差阳错走上了这条路。突然想起,2007年我在重庆合川的一个小山村写完了《证伪还是证实——电影研究中的真命题与假命题》,没有想到的是,竟然被“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08年第5期全文转载了。那一年,我刚考上北京大学,如今回眸惊讶发现,原来就是在这一刻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
李立
2025年7月

电影学的想象力
——对“想象力消费”的再思考
摘 要:“想象力消费”是新时代中国电影理论新说。“想象力消费”之新,首先是对电影理论的沉潜,以十年磨一剑的“是什么”与“为什么”言说学理性的“圈环套”结构。其次,“想象力消费”之新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化消费新形态,关注到了长期被忽视甚至被污名化的“青年亚文化”。再次,“想象力消费”之新是对当代中国“青年文化性”的正名,是新时期启蒙精神的延续。“想象力消费”言说理论与时代的关系,时代需要理论,理论烛照时代。“想象力消费”彰显着从电影研究到跨学科研究的共性知识范式,从问题出发,不断转换观察问题的角度,提出问题的方式,回答问题的可能性,从而凸显着“电影学的想象力”。
关键词:电影理论;想象力消费;青年文化性;圆形轨迹
引?言
学术研究需要想象力。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把想象力归纳为“环境中的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之间的转化,当具体的个人境遇遭遇到社会面临的普遍性议题时,想象力显现出理论的共性能力,它不仅对个案具有针对性而且普遍具有阐释力。中国学者贺桂梅提出了“人文学的想象力”,在贺桂梅看来,文学研究与更广阔的文艺思潮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应“把文学问题放置于一种新的批判视野当中,重新加以理论化,并与公共议题形成某种互动关联”。这样的研究不仅加深了文学研究的深度,而且具有理性思辨的跨学科意义。
电影研究同样需要想象力,与相关的艺术理论、文学理论研究相比,电影理论之所以比较薄弱,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想象力不足,想象力不足导致了电影研究要么沉溺于史料的考古、纠结于单一材料的证明,要么落入无根的玄谈和纯粹抽象的思辨。想象力不足也导致了中国电影理论在个案阐释与普遍归纳之间往往脱节。这正如李洋等学者谈到的:“中国学者最近明确提出建构一个中国化的电影理论体系,这种努力的初衷是非常好的,但是也暴露了问题,比如始终停留在口号化的阶段,停留在对理论的机械套用,有些理论完全不能打开特殊的电影经验,有些概念就是普遍适用的空壳,也许可以用这个理论去分析所有作品,都能得出相似的结论。一方面,我们只是产生了一个理论范畴,但这个范畴无法发展为一套有效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新理论的适用性及其边界没有被充分展开。当有人想要强调理论的中国性时,就说用中国电影经验来证明,当想强调理论的有效性时,又可以阐述成所有的电影作品。”
以“电影学的想象力”视角透视“想象力消费”理论,本文想厘清几个问题。其一,“想象力消费”从何而来、往何处去?它内在的学理性是什么?其二,“想象力消费”是否能够从个案研究上升到普遍性阐释,是否可以转化为理论范式的共性能力?其三,如果“想象力消费”具备这种共性能力的话,那么它的当代意义在哪里?问题似乎可以归纳为这样一句话:“想象力消费”是不是凸显了电影学的想象力?
一、“想象力消费”的来源与“圈环套”结构的显现
作为一个理论学说,“想象力消费”萌芽于2005年“后假定性美学的崛起”,呐喊于2014年中国电影面对《阿凡达》《盗梦空间》“痛失想象力”的孤独,成形于2016年对国产电影《九层妖塔》的讨论,阐释应用于新时代中国电影理论。可以说“想象力消费”针对中国电影在科幻、魔幻、玄幻类型电影创作上的短板,提炼出了艺术研究的共性问题,并且重新认识了属于青年人的审美需求。正是如此,“想象力消费”既是一种电影理论,又是一种艺术理论,更是一种文化研究理论。一言以蔽之,“想象力消费”的理论新见绝不是简单地仅限于电影领域之内,而是有着穿透电影的眼光。
“想象力消费”的理论眼光是如何生成的呢?
“想象力消费”的理论眼光是通过问题的转移、回环与碰撞形成的,它从一个小问题不断生成并裂变为一个大问题。正是通过对问题的精雕细琢,“想象力消费”具有了理论生长的递进性。2005年“后假定性美学”的提出针对的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后现代主义”创作倾向,“后假定性美学给观众提供了体验冒险、消费历史、获得替代性假想满足、享受视听感官狂欢盛宴的足够机会”e。彼时的中国电影是在与西方电影正面碰撞下所进行的艰难突围,视觉奇观、文本冒险、戏说历史成为突围路上的尝试。2014年“痛失想象力”的呐喊针对的是中国科幻电影的缺失现象,“痛失”的背后是中国电影在类型电影上的创作短板问题。2016年“想象力消费”的提出则是从《九层妖塔》的个案出发,从个案阐释上升到普遍性的方法论指引,其背后凸显的是理论护航的可能性。从2005年到2016年,“想象力消费”的提出实际上有着十年磨一剑的理论孕育期,它经历了中国电影从新世纪的生死存亡到新时代的高速发展,至今它以20年时间见证了新力量导演、新类型电影、新媒介文化的崛起,以理论审视者的态度实证了中国电影的受众新变。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想象力消费”也为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流变提供了素材和案例。“后假定性美学”的视觉奇观、“后现代艺术”的拼贴剪裁、“感性美学”的狂放、“现实向”的崛起,20年来“想象力消费”印证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审美流变。
作为一种理论新见,“想象力消费”具有朴素的理论创新意识。“想象力”与“消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语,一个是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核心能力,一个是经济领域最重要的现实指向,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词语结合产生了第三种效果形成了“理论蒙太奇”。因此,我们必须要追问的是,这个“理论蒙太奇”是否具有内在学理逻辑性?如果把“想象力消费”放置在“圈环套”的“圆形轨迹”中打量,“想象力消费”内在的学理性逻辑能否禁得起推敲?
陈思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圆形轨迹”论。在陈思和看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轨迹不是一条直线的运动,而是由一系列圈环套结成的圆形结构”。“圆形轨迹”以“圈环套”的图式总结了近70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归纳了文学史流变的内在动因与关键节点,其启发性令笔者印象深刻。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20年间,“想象力消费”同样也有着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三个“圈环套”,这三个“圈环套”的圆心就是中国电影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时代主题”。如果说陈思和是从“平面看、立体看、圆心看”三个层次来看待中国文学史,那么我们不妨从“现实层面、物质层面、美学层面”来看待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现实层面上从21世纪伊始到新时代,中国电影逐渐找到了立身之本,中国特色的科幻、魔幻、玄幻等类型电影是提升中国电影国际竞争力的硬核之一,“后现代”拼贴戏说这条道路走不通;物质层面上是数字时代电影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数字影像对胶片物质媒介的突破成为国内外电影发展共同面对的难题,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入;美学层面上则是新时代中国电影迫切的理论诉求,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中国电影理论的保驾护航。
从现实层面看,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与好莱坞之间的竞争并不占优势。21世纪之初,《泰坦尼克号》以一片之票房占据了中国电影半壁江山,国产电影的票房几乎跌入历史低谷。国外科幻电影的强势进入使得中国电影在科幻、玄幻、魔幻上毫无竞争力。面对西方电影丰富的想象力“冲击”,如何“回应”成为中国电影界需要回答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想
象力消费”指出了中国电影“痛失想象力”的现实问题,并且前瞻未来的突围之道。
从物质层面看,数字时代的影像媒介发展是中西方电影学者所面对的共同挑战。当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为代表的真实美学受到了强烈质疑后,当互联网、数字影像改变了电影物质材料基底的时候,当“超媒介、超电影、超文化”成为电影的热词之后,“电影是什么”与“电影如何存在”成为电影反问自身却难以回答的问题。电影技术会带给电影行业什么样的变化?电影新形态会带给电影行业什么样的挑战?中国电影工业化的程度是否具备国际竞争力?这些问题构成了面向未来的中国电影发展之路上的挑战以及机遇。因此,中国电影工业化必须紧跟上数字时代的脚步,充分激发数字时代的想象力,“数字时代,只要时间、资金充足且技术水平达标,艺术家可以创造出所能想象的任何效果。与之相应,幻想类电影的观看则要求观众‘自愿暂停怀疑’,并鼓励观者产生一种探索想象世界甚至参与建构想象世界的百科全书式冲动”。如果技术的鸿沟不再是一个难题,那么“想象力”就成为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
从美学层面看,“想象力消费”更是指涉当代中国学人的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与之相配的中国电影理论。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在艰难中奋起,其所付出的代价、所遭遇的危机、所进行的改革措施、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与经验教训都需要理论的总结和阐释,也非常需要理论的保驾护航。不言而喻,即便到今天,电影理论的版图上仍然是西方电影理论占据着绝对优势。因此,中国电影发展迫切需要以理论的光芒烛照时代,用美学的眼光来阐释和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电影之路,这条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微观缩影,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综合塑型,是文化消费新形态的重要表征。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工业化程度前所未有地提升,中国电影的类型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电影观众需求得到了满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影像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这一切都需要理论的博弈、阐释和证明,这正如王一川对当下中国文艺现代性“流溯”的归纳:“流溯表明当前中国文艺现代性呈现为以洄流姿态向前流动又在向前流动中同时形成洄流的特定态势。”
因此,从“现实层面、物质层面、美学层面”三个层面所进行的阐释是“想象力消费”的“圈环套”结构。这个“圈环套”实际上是20年来中国电影一直在突破的“基本时代主题”,那就是如何促进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如何让中国电影配得上这个时代。这一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问
题。20年来,“想象力消费”在这个“基本时代主题”中不断裂变生成,它以理论学说的形态赓续了电影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尝试。作为更细微的研究,“想象力消费”的“三个层次”还应该不断“接着写”,“基本时代主题”所面临的挑战还在不断地裂变生长,“想象力消费”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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