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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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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城乡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正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包容性基础设施》明确提出包容性基础设施发展理念，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各发展要素的公平平衡、主动充分与多元综合发展，以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术语和概念体现当代系统协同的优势，推动基础设施发展要素和组成部分的整体系统、建设成果的普惠共享和空间活力的持续繁荣，促进基础设施成为新时代人民高质量生活的增长点和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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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第1章 基础设施发展概述 11.1 时代背景 21.2 基础设施发展沿革 51.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问题 111.4 时代需要新的发展理念 17第2章 包容性基础设施理论构建 192.1 基础设施与包容性发展 192.2 包容性基础设施理念建构思路 252.3 包容性基础设施的价值体系 272.4 包容性基础设施的构建原则 292.5 包容性基础设施的理论框架 322.6 包容性基础设施的实践框架 40第3章 安全韧性 423.1 塑造基础设施安全底线 423.2 城市交通系统的安全韧性 433.3 城市水系统的安全韧性 473.4 城市能源系统的安全韧性 523.5 城市环境卫生系统的安全韧性 563.6 城市信息通信系统的安全韧性 593.7 城市园林绿化系统的安全韧性 64第4章 绿色低碳 714.1 遵循自然生态之道 714.2 城市交通系统的绿色低碳 724.3 城市水系统的绿色低碳 774.4 城市能源系统的绿色低碳 844.5 城市环境卫生系统的绿色低碳 884.6 城市信息通信系统的绿色低碳 924.7 城市园林绿化系统的绿色低碳 93第5章 共享集约 995.1 共建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995.2 城市交通系统的共享集约 1005.3 城市水系统的共享集约 1055.4 城市能源系统的共享集约 1105.5 城市环境卫生系统的共享集约 1155.6 城市信息通信系统的共享集约 1195.7 城市园林绿化系统的共享集约 122第6章 智慧赋能 1286.1 智慧织网，筑基未来 1286.2 城市交通系统的智慧赋能 1296.3 城市水系统的智慧赋能 1376.4 城市能源系统的智慧赋能 1456.5 城市环境卫生系统的智慧赋能 1496.6 城市信息通信系统的智慧赋能 1536.7 城市园林绿化系统的智慧赋能 156第7章 地域特色 1607.1 面向地域特征的基础设施 1607.2 城市交通系统的地域特色 1607.3 城市水系统的地域特色 1697.4 城市能源系统的地域特色 1767.5 城市环境卫生系统的地域特色 1797.6 城市信息通信系统的地域特色 1827.7 城市园林绿化系统的地域特色 185第8章 高质量、可持续的包容性基础设施 1908.1 未来的基础设施愿景 1908.2 包容性基础设施实现的挑战 1918.3 包容性基础设施的案例借鉴 1958.4 迈向包容性基础设施的关键支撑 2038.5 衡量包容性基础设施的新维度 2098.6 展望未来 211参考文献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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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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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基础设施发展概述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基础设施始终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战略支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指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根据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发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展望》报告，全球基础设施发展存在巨大差距——至2040年预计需要94万亿美元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以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比当前趋势高出19%[1]。这一缺口为建设具有包容性与韧性的可持续基础设施提供了重要契机。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各类基础设施对实现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目标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2]。自城市起源阶段，基础设施始终作为城镇化进程的核心支撑系统，不仅推动了城市空间形态的拓展，更在经济循环、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多个维度构建了城市运行的底层架构，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能源短缺等城市发展瓶颈。然而，传统工程学和景观生态学视角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聚焦单一或部分功能的高效实现，这种技术理性导向的发展模式逐渐暴露出环境承载力下降、社会公平缺失等深层次矛盾。当前，中国城市建设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呈现出多元化、品质化的发展特征。面对公共服务供需失衡、城市韧性不足等问题，基础设施发展范式亟需转变。通过构建更具公平性、主动性和系统性的包容性发展模式，推动基础设施从“物理载体”向“社会容器”转型，以满足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1.1时代背景 1.1.1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与基础设施减碳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人类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全球变暖(包括高温热浪、干旱、洪水和台风等)、环境污染、自然生态退化(包括物种灭绝和生物多样性减少)、资源短缺等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和谐；地区冲突不断、贫富差距扩大、腐败行为蔓延、人口日益膨胀(如粮食安全、水资源短缺、健康问题和生计问题)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和谐；人类传染病及其他疾病的传播与发生、居民社会压力的增大等人类身心关系的不和谐。为应对气候变化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世界各国已广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缓解和适应全球性的气候变化。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提出了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抑制全球变暖。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所达成的《巴黎协定》，让近200个缔约方做出了减少碳排放的承诺，并定期评估减排目标，以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2021年197个缔约方达成了《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公约提出将全球气候变暖控制在1.5℃以内，使世界免遭灾难性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发布了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第二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22：影响、适应和脆弱性》，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相关风险对基础设施造成了广泛负面影响[3]。通过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等措施，缓解气候变暖的危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议题。 基础设施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其绿色低碳发展就是人类应对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的一个务实行动计划。2021年，联合国项目事务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牛津大学联合发布的《气候行动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for Climate Action)中提到，基础设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全球79%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因此成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潜力最大的领域[4]。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提出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G20峰会一直都将基础设施列入优先发展的领域，指出基础设施投资生命周期较长，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是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正确的基础设施在正确的时间将人和全球置于决策的核心，是创造持久影响和为所有人建设更可持续、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未来所必需的。气候变化应对的紧迫性和严重性意味着必须有更多的、更快的和更大规模的低碳基础设施建设，以避免*糟的情况发生。 1.1.2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发展挑战 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全球80%的经济活动在城市中进行，全球快速的城镇化进程预计将持续到21世纪中叶。《2022年世界城市报告：展望城市未来》指出，到2050年全球城镇人口的占比将从2021年的56%上升至68%[5]。这一大规模的人口集聚为塑造新的人居环境带来了诸多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尤为迅猛，堪称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城镇化率为63.89%，而到2022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5.22%①(图1-1)。未来，城镇化率将进一步提升，人口持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市与基础设施的联系愈发紧密。基础设施作为城市建设的先导，为城市的运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然而，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资源过度使用等，这些问题与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例如，城市开发产生的不透水地表导致城市洪水、内涝等灾害频发，对城市基础设施尤其是排水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冲击。同时，雨水径流中的污染物排放到城市的河流和湖泊等水体中，造成水体污染，并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 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采取了低影响开发、绿色基础设施、生态包容性基础设施以及韧性城市建设等发展战略，但从更大尺度和全新价值观来看，城市仍面临可持续性挑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尚无法完全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1.1.3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平与效率困境 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城市规划和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其设计和实施涉及对资源和空间的大规模调配。对于处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虽然“低干预”理念在部分城市如火如荼地落地，但是为了满足快速城镇化的需求，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只着重于速度和规模，采用人均指标(或千人指标)、绿化率、容积率等统一的简单标准和均质化指标，这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会忽略了公平性和效率性的平衡。一方面，为了迅速满足城市的基本建设需要，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往往集中在开发强度大的地区。由于使用人均指标等统一标准进行布局，资源在空间上分配不均，忽略了某些社区和人群的特殊需求。富裕地区可能拥有过剩的基础设施，而贫困或边缘地区则可能摆脱不了基础设施缺失的困境。这就形成了基础设施服务的“城乡差距”和“富贵区/贫瘠区”，造成了对于资源的不公平访问。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属于长期固定的资本投资，一旦建成，改变其功能结构或空间布局需要较大成本和较长时间。世界各地的城市环境快速变化，社会需求也在不断演进。这可能导致一旦环境变化或新需求出现时，原有基础设施难以及时响应，难以符合效率和灵活性的要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前瞻性的规划和大量的初期投资，决策者在规划阶段可能难以准确预见未来的需求变化，导致基础设施与时间、空间需求匹配不上。这不仅降低了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也加剧了社会发展的不公平。 与此同时，这些挑战也提供了一个可以实现更公平和更可持续增长的机会。这样的背景下，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和价值评判体系有着极大改变，对基础设施的功能、空间、生态、美学等构成要素也必然存在不同要求和价值评价。什么是可持续的基础设施，什么是包容性的基础设施服务，包容性的基础设施服务是绿色的、便捷的、安全的、开放的、包容的，还是高效的、隐蔽的、拉大社会鸿沟的，这些都是亟需回应的现实需求。 1.2基础设施发展沿革 1.2.1灰色功能性基础设施 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作为“社会先行资本”，主要建设内容围绕确保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构成要素组成。在功能主义的导向下，建设的基础设施被称为“灰色基础设施”，形式逻辑主要遵从其所发挥的功能和采用的技术。这种过度专注于结构和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忽视人们和社会其他方面的需求，产生较多的灰色空间，甚至对社会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灰色功能性基础设施是传统工业思维导向下的产物，主要以解决单一功能需求为目的，构成了当时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发展范式。 1.国外灰色功能性基础设施发展 在工业化进程中，灰色基础设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核心构成要素旨在满足城市基本需求与发展，确保经济的正常运转。从工程实践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早的实践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提出大规模建设“公共工程”[6]。在学术理论领域，发展经济学家率先对基础设施问题予以广泛关注。1943年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在“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7]中*先使用“社会先行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这一概念被用来分析讨论基础设施与其他部门和私人投资的相关关系。美国经济学家汉森(Niles Hansen)在1965年发表的“Unbalanced growth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8]中提出了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这也是延续至今的一种分类方法。经济性基础设施是指那些直接参与、支持城市物质生产过程的基础设施部门，而社会性基础设施则是指那些旨在提高城市社会福利水平、间接影响城市物质生产过程的基础设施部门。到20世纪60年代，由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发展起来的人力资本理论，使人们对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加上之后西方国家对社会规划、环境规划的重视，大大推动了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发展[9，10]。1994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以“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为主题的发展报告[11]。这是国际机构*次对基础设施进行系统研究，为基础设施领域提供了较为权威且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对后续的基础设施研究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2.国内灰色功能性基础设施发展 在中国，灰色功能性基础设施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从政府主导到学术研究逐步深入的过程。国内*早开始关注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是政府管理部门，随后众多专家学者围绕确保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构成要素，来界定和建设基础设施。1962年，我国相关管理部门开始关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其标志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的发布。该文件*次采用“市政”这一概念，并明确指出“市政”涵盖“城市的公用事业、公共设施”。自20世纪80年代，随着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基础设施问题日益受到重视。钱家骏和毛立本是我国*早引入基础设施概念的学者。1981年，他们在《要重视国民经济基础结构的研究和改善》[12]中引入“基础结构”概念，将其定义为向社会所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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