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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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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研究后巴黎时代传统大国气候政治新变化，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困局进行系统分析，运用案例、比较和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总结传统大国在面对气候变化历史责任以及全球气候治理新挑战、新特征时的现实情况，还在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新挑战和新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传统大国在后巴黎时代对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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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政治中的传统大国
作者简介：
赵斌，武汉大学法学博士，英国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后，现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国别学、全球气候政治、海外中共学和世界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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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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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政治现状// （）
第一节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挑战// （）
第二节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与传统大国的现实包袱// （）
第三节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
第一章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政治中的美国// （）
第一节美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的进程回顾// （）
第二节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气候政治// （）
第三节重返《巴黎协定》：拜登政府时期的气候政治// （）
第四节“危机”与“谎言”：美国气候政治的二元叙事// （）
第二章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政治中的英国// （）
第一节英国气候政治进程及变化机制// （）
第二节后巴黎时代英国气候政治新变化// （）
第三节后巴黎时代英国气候政治变化的动因// （）
第四节后巴黎时代英国气候政治变化的展望// （）
第三章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政治中的法国// （）
第一节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与法国气候政治// （）
第二节早期法国气候政治参与进程及特征// （）
第三节后巴黎时代法国气候政治的新格局// （）
第四节后巴黎时代法国气候政治前景展望// （）
第四章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德国// （）
第一节德国气候政治参与之回顾// （）
第二节后巴黎时代德国气候政治的走向// （）
第三节后巴黎时代德国气候政治新变化的动因// （）
第四节后巴黎时代德国气候政治的前景展望// （）
第五章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政治中的欧盟// （）
第一节欧盟气候政治发展历程回顾// （）
第二节后巴黎时代欧盟气候政治的新动向// （）
第三节后巴黎时代欧盟气候政治变化的动因// （）
第四节后巴黎时代欧盟气候政治的现实挑战// （）
第六章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与合作// （）
第一节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 （）
第二节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合作// （）
参考文献// （）
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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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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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巴黎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实践进程，自第二十六届缔约方大会（COP26）之后似乎迎来新的起点。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幻，世界政治发展中的逆流给全球气候治理前景蒙上阴影。全球气候治理受到英国“脱欧”、美国霸权嬗变等冲击，且《巴黎协定》始终面临“国家自主贡献”履约难题。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传统大国是造成今天气候变化问题的历史责任主体。过去，它们恣意享用丰富的物质能源基础，率先实现了城市化和现代化，在发展道路上“一骑绝尘”，于国际竞争中获得主导地位。如今，它们又借助全球化浪潮，依托经济贸易、技术知识、价值观念等渠道和工具，在世界范围内向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传播自身开创的传统高碳发展模式，以实现碳排放的转移。由传统大国造成的全球气候治理失灵和困境仍在继续。本书对后巴黎时代传统大国气候政治新应对进行了横向与纵向的立体式比较分析。横向维度构建了三层分析体系：第一层回顾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四国的气候政治发展历程，比较后巴黎时代国家间气候政治新变化；第二层引入“重要一极”欧盟，比较欧盟成员国层面（德国、法国以及“脱欧”前的英国）与欧盟行为体层面的气候行动；第三层将欧盟视作整体，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出发，探讨美欧之间的气候政治分歧与合作。纵向维度构建了明暗两条时间线下的分析结构：明线以《巴黎协定》为关键节点，在回顾气候行动历史的基础之上，分析各行为体后巴黎时代气候政治新变化及动因，展望未来走势。暗线则切入微观视角，以英国“脱欧”为重要节点，探讨英国“脱欧”对其国内气候政治、欧盟气候政治乃至全球气候政治的发展进程构成的冲击。就美国来看，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非孤立的国际现象，而是全球气候政治系统进程的某种必然倒退。从全球政治结构层面看，后冷战时代以来有关体系变迁和权力转移所带来的挑战从未停止，反映在全球治理领域的新旧交替也仍未完成；从美国国内政治层面来看，退出《巴黎协定》是2001年以来美国气候政治的某种“复古”，其内外战略也呈现相应变化，但也反映了美国政治、外交的连续性和规律性。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气候政策出现重大调整，最突出的表现是重返《巴黎协定》，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国家战略的优先事项，并计划恢复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系列环境法规。这种转变有利于美国“国家自主贡献”预案的实现，亦可促进其低碳经济发展。就英国来看，英国“脱欧”无疑是全球化及区域化进程中的逆流。“脱欧”之后的英国，将在内向化发展尤其是英国国内生态建设和气候变化治理方面进行政策调整。英国“脱欧”，不仅影响其国内政治，而且有可能使世界政治发生一定程度的重组，并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引起变化甚至连锁反应。就德国来看，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德国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体现为在能源与外交领域对可再生能源、核能、减排、气候援助、气候合作等方面的态度转变。动荡的国际局势与复杂的国内因素是促使德国气候政治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法国来看，法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国际气候谈判的主要参与者。以《巴黎协定》为分水岭，后巴黎时代的法国气候政治在全球战略、区域外交模式和国内政策选择方面呈现诸多新变化，包括全球气候政治领导意愿上升、气候外交战略呈现多元趋势以及“共识政治”形塑气候政策的偏好。就欧盟来看，近年来欧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案，引发国际舆论广泛关注，相对稳定而持续地推动了全球范围内气候政治实践的发展。欧盟不仅在气候政治参与方面“敢为人先”，更是国际气候治理的倡导者和推进者，对气候政治始终抱着积极参与的姿态，并努力捍卫自身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即使在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COP15）受挫，乃至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欧盟仍不放弃气候政治领域的既定目标，其气候政策因之表现出连贯性和稳定性。作为超国家主义的典范，欧盟的气候政治也因之具有某种功能“外溢性”，带动欧盟国际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就跨大西洋同盟来看，在并不久远的全球气候政治史上，美欧角色及其影响总能引发广泛讨论。就分歧来看，双方对全球治理角色定位存在认知偏差，不同的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差异，导致二者在非传统安全议程中的利益分歧大于合作意愿，因此双方在气候变化治理目标、方式、行动等方面分歧明显，这将影响和制约跨大西洋关系重新趋近的程度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变革。就合作来看，美欧气候政策的趋近，可能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新动力。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发展前景在于强化《巴黎协定》目标共识，扩大清洁能源技术部署，推进绿色技术开发和创新，提振全球气候治理雄心。“跨大西洋气候行动”合作前景依旧可期。通过对后巴黎时代传统大国的气候政治新变化进行梳理与比较，进一步分析归因并展望前景，有利于中国研判全球气候政治新变化，审慎应对美欧各国气候新政以及美欧“跨大西洋气候行动”的潜在影响。中国应结合各国的气候政治进程以及后巴黎时代背景与全球气候政治现状，推动气候政治议题从“策略性”向“实质性”阶段转化，继续发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促进多边合作机制完善，塑造新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实现。
导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政治现状1992年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应运而生，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史上制度化建设的三大里程碑。其中，《巴黎协定》因其内容的延续性、协议的公平性、目标的长期性、机制的可行性、参与主体的广泛性，成为2015年以来最重要且适用范围最广的一大制度性进展。然而，《巴黎协定》正式生效以来，全球气候治理却一再遭遇新挑战。第一节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挑战英国“脱欧”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英国作为曾经的世界霸主和传统大国，其2016年来主导的“脱欧”闹剧，给全球气候政治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前景带来了不确定性，还与欧洲的其他问题如移民危机等一道，使欧盟的整体性遭遇严峻挑战。需要指出的是，英国“脱欧”、欧洲社会危机，及其伴随的经济增长衰退等对环境议题造成负面冲击——政治议程中的环境规制和气候政策优先级被迫降低，直接导致原本可用于气候环境议题的资金、技术路径断流。更糟糕的是，这使气候环境议题与经济增长相对立，并将前者视作后者发展进程中的沉重包袱。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原有的减缓、适应、资金等目标践行一再被迫搁置，气候行动再度迟缓。当前，俄乌冲突及其地缘政治影响也可能迫使各国中止《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计划，欧盟各国以及英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合作意愿与行动能力也因之大打折扣。事实上，俄乌冲突本身早已悄然超越单纯的地缘政治范畴，暴露出欧洲对化石燃料进口的高度依赖，反过来其实也证明了全球气候治理与绿色转型的紧迫性。俄乌冲突前，欧洲家庭供暖和用电所需的天然气约有40%来自俄罗斯，因此欧洲很可能加快推动绿色转型、能源独立、经济脱碳进程，并积极寻求建立其他地区的能源合作关系，实现能源渠道多元化发展。例如，欧洲大陆之外的美国，出于削弱俄罗斯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等战略考量，可能持续增加对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以增强对欧洲事务的掌控力。鉴于此，美欧在能源气候变化领域的跨大西洋互动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挑战，同样不容忽视。此外，鉴于俄乌冲突等局部地区热战可能衍生出诸如核威胁、常规武器甚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传统安全问题，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可能继续飙升，而气候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或将愈发突出。在此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尤其是气候行动的未来，更添变数。第一，美国霸权嬗变对全球气候政治的冲击。自《大西洋宪章》签署以来，美国霸权对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的冲击，似乎是一个长期话题。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霸权之后”忧虑、后冷战时代“历史终结”聒噪，还是世纪之交“单极时刻”喧嚣，抑或2020年“新冠加速美国霸权衰颓”等，以及我们无意中陷入关于美国霸权兴衰的论争，却也始终无法否认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外交行动对全球事务的重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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