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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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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首次创立了“第七代批评家”这个概念。本书中第七代批评家对话的刘大先、张莉是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获得者，张定浩、黄德海、黄平、金理、丛治辰、霍俊明等是当下媒体较为关注的青年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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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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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有关文学评论的访谈录，收录了周明全2022年在《名作欣赏》开设“第七代批评家”的访谈内容，是重新回望第七代批评家（含70后、80后两个年龄代际的批评家）的这十年的成长之路，亦是对此前访谈的一个深化和拓展。作者周明全以敏锐的学术眼光首创“第七代批评家”概念，突破传统代际划分的刻板框架，通过融合70后、80后两代学人的思想碰撞，开创性地构建起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宏观维度。书中访谈既是对青年批评家十年成长轨迹的深情回望，又以“对话的张力场”动态捕捉学术思潮变迁，在个体经验与代际共性的交织中，生动勾勒出新时代批评家的精神图谱。作者通过精心策划的深度对谈，既凸显每位学者独特的学术个性，又精准提炼出这一代学人立足本土、兼容中西的群体特质。本书是一部兼具学术创新性与时代洞察力的精品访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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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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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全，1980年10月生于云南沾益。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大家》杂志主编。在《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等发表文学评论文章多篇。著有《隐藏的锋芒》《“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70后”批评家的声音》《中国小说的文与脉》等；主编《“80后”批评家文丛》《“70后”批评家文丛》（与陈思和共同主编）、《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等。曾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文学报?新批评》2015年度优秀评论新人奖特别奖，2020年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批评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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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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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先：批评家与作家可以是对手但不是敌人 ∥ 001
张莉：做学问的魅力在于与世界上最有趣、最有生命能量的人对话∥ 021
杨庆祥：“我来了，我跳舞，我变化！”∥ 039
黄德海：就改善你自己好了∥ 057
张定浩：少一点油滑钻营，多一点诚恳率真∥ 071
马兵：当下文学很需要一场“启蒙”∥ 083
李遇春：怀中国文学复兴之志∥ 097
金理：“困得睡着”又“睁开眼睛”，感受辽阔的江面和风∥ 117
黄平：希望自己像西部牛仔一样，可以平静地面对庞然之物∥ 131
王晴飞：年轻一代批评家未必比老一辈更自觉 ∥ 145
何同彬：重建批评的尊严∥ 161
丛治辰：尊重前辈，做青年；尊重世界，做自己 ∥ 171
霍俊明：“只有敬畏之心，我们才能对自己对诗人对读者负责”∥ 183
岳雯 ：对于批评家，道德是第一位的∥ 197
杨辉：文学批评需要持续的“自我革命”∥ 215
张涛：批评文章首先要好看∥ 235
李海英：批评是批评的看似之物∥ 249
李音：我想做一个慢教授，去理解世界的变化 ∥ 267
李德南：批评家需要不断增强自己的主体性∥ 287
李振：审美是循序渐进甚至不易为人察觉的过程 ∥ 305
曾攀：批评家的个性至关重要∥ 315
陈培浩：文学批评必须警惕话语的僵尸∥ 329
金春平：在文学批评中寻找理性的力量与人性的光亮 ∥ 347
周明全：文学研究需要精神上的热情支持∥ 365
后? 记∥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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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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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我认识周明全的时间，不算很长，但之前就知道这个名字，读过他的一些不拘一格、生气灌注的文学批评文字。及至相识之后，又见他常在朋友圈内发些关注古代小说研究的信息，也在杂志上读到过他研究古代小说的文章，就对他形成了一个既是批评家又是学者的初步印象。刚好这期间，我也在关注中国古代小说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就对他在文章中谈论的“中
国小说”的话题倍感兴趣。记得这期间还给他介绍过我的一个研究古代小说的同事，请这个同事给他寄过他的研究论著。内心也暗暗引以为同道，为年轻一代的学者中有这样的同好而高兴。再后来，才从各个渠道得知周明全的“底细”，知道他的出身、经历、职业、建树，过往的追求和未来的志向，以及他的种种勤学苦读的行迹，才在他拥有的诗人、作家、编辑家、
批评家、学者等众多身份中，认出一个我心目中的周明全，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周明全。
现在的人喜欢专家学者，我却偏爱读书人。盖因我见到的所谓专家学者，有些人其实并不认真读书，或读书甚少，抑或只读专业之书，而不涉其他。周明全不同，他不但书读得多，读得仔细，而且读得驳杂，读得广泛，文学之外，遍览百科。专家学者不读书，一方面固然与学科分工的细密和学术研究的项目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专家学者的心性和对学术的认知脱不了干系。古之学者没有学科壁垒，也没有急功近利的目标，学问多出自读书心得，故以读书为治学要务，观览务求其博。刘勰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虽然说的是文学批评问题，但也普遍适用于读书治学。直到近现代，这种风气仍未改变，故而近现代一些人文学者都是饱学之士。敝乡鄂东先贤黄侃，誓言“三十不发文，五十不著书”，心无旁骛，只专注于读书，以至于他的老师章太炎说他过于吝啬（“吝也”）。这种吝啬，不光言其下笔谨慎，不轻薄为文，同时也是一个学者读书治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是也。
周明全是这样的学者，在他身上，有古圣先贤的遗风。综观他所涉足的主要研究领域，尤其是现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和“中国小说”研究，都是在“博观”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观照（“圆照”），而后得出自己的见解。有些领域的研究成果，他的阅读甚至达到了穷尽的地步。他对研究对象的独特看法和独到感悟，也都源自这种“博观”和穷尽式阅读。较之那种从“课题指南”或流行观念输入、预设观点，而后搜集资料、组织论证所得的结果，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时人好言学术创新，对人文学科来说，真正的学术创新，其实就在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阅读中所获得的独特看法和独到感悟。就周明全对“中国小说的文与脉”“中国小说的文学性”“中国小说的想象空间”“中国小说的精神空间”“中国小说的诡异之处”“中国小说的民间属性”“中国小说的娱乐精神”“中国小说的审美”和“境界”，以及由此形成的“好的中国小说”的评价标准等问题的论述而言，都有许多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之处，尤其是渗透其中的许多“感”与“悟”，虽未及深入展开论证，但却可以看出，没有亲炙其文，深究其事，是发不了这样的感想，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他的文章论著元气淋漓，生气灌注，也盖出于此。
近现代以来，中国有两类读书人，都对中国文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一类是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从学院走出来的所谓学院派的读书人；一类是并未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多半为半途出家或转道改行从事学术研究的非学院派的读书人。这两派读书人固然都是饱学之士，但较之学院派读书人，非学院派读书人往往多了一层半途出家或转道改行前的人生阅历和社会实践。这种人生阅历和社会实践，作为一种感性的经验材料，往往是这类读书人从事学术创造的动力和资源，如敝乡鄂东先贤熊十力之弃武从文从事学术研究即如此。周明全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自然是属于学院派读书人，但他却说自己是批评界的“野狐禅”，这又意味着他不愿意恪守学院派的陈规旧范，从骨子里更接近上述非学院派读书人。他的非学院派特质，并非表现为半途出家或转道改行，而是以其疏离学院规范的“他者”身份从事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这种“他者”身份，使他在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中，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权和更大的自由度，也因而到达了学院派批评家所不可能企及的边界，取得了学院派批评家所不可能获得的成就。仅就他深入阅读众多年轻一代批评家的论著，通过对他们逐一进行访谈和口述实录，为“70后”“80 后”进而为“第七代批评家”作阐释、论证，使这些分散的批评个体得以以群体面目出现在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显示了一种整体的意义和价值而论，对现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建构就是一件功不可没的事。没有他这种“野狐禅”式的逾越规范和现场介入，是很难办得到的。在我的记忆中，20 世纪 80 年代，一批青年批评家以“第五代批评家”的群体面目出现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也有赖于学院之外的一些报刊编者的阐释和论证。周明全接续了这样的传统，这将为他“做更广意义上的批评家和批评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像周明全这样一身而多任，一专而多能的读书人，茅盾、郑振铎、阿英等，都是。作为文学中人，他们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又兼作文学批评、编辑出版和学术研究，是创造文学的作家，又是评论、研究文学的批评家、学者，是文学的生产者，又是文学的消费者，还兼做文学的传播和流通工作，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承系统。这样的多面手以知识分子名之，太泛，以专家学者名之，太仄，强以为名，则只能以文化人名之。周明全就是这样的文化人，是上述茅盾、郑振铎、阿英等文化人的一脉传承。
於可训：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刘大先：批评家与作家可以是对手但不是敌人
“书斋”与“大地”并行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我们这代批评家的出道，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培养机制，以及如《南方文坛》等刊物对青年批评家的大力扶持，你 2012 年入选第二届客座研究员，2013 年第 3 期《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推介了你。入选客座研究员和“今日批评家”，对你的成长有哪些帮助？
刘大先（以下简称刘）：我想起柳青那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这个“几步”有可能走错，有可能走对，有时候也并非主观的结果，可能需要外力的推动。对我而言，入选第二届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确实是很紧要的一步，否则我很可能主要还是在“少数民族文学”之内活动，限于学科自身的框架，难以与更广泛开阔的领域发生关系，与更多同仁切磋与交流。客座研究员机制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渠道，不仅让自己的理念和观点能够被更多人听到、看见，更主要的是它举办的许多学术会议与活动逼迫你对许多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进行思考，逐渐打开自己的视野，形成自己的方法与格局。“今日批评家”栏目驰名已久，推出了许多一线批评家，能够进入这个谱系之中，不仅是一份认可与荣耀，同时也是一种鞭策与激励。这两个事件应该说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事件，一直在持续性地发挥着其学术史的发酵作用，影响及于当下和未来。
周：我们都是受益者啊。你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培养机制的？或者进一步说，你认为什么样的出道方式才是一个批评家正常的出道方式？
刘：组织化的培养机制对于散兵游勇式的批评有着明确的整合作用，这可能是社会主义文艺制度的一种特色。尽管高等院校也有类似的培养作用，但那个作用更多体现为个性化的方法、观念与流派的学院教育。文学馆的培养机制则是将不同背景和学术倾向的同代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情感、思想与观点上的交流与碰撞，并且是带有引导性地让大家对某个重大议题进行讨论，从而形成一种争鸣交锋、取长补短和彼此启发的良性生态，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保持批评与研究的活力和创造性非常重要。
说到批评家的出道方式，各有不同，事实上在入选客座研究员之前我也写过不少文学与影视评论，乃至文化时评，但并没有进入到某个话语场域之中，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一种自发的写作状态。较之于很多在博士在读期间就已经协助导师进入文学现场的朋友们而言，我属于批评的“迟到者”。但是，这个倒并没有什么妨碍，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是无意义的，之前的写作或者说习作都是一种准备、积累与自我训练。如果将“出道”视为一个批评家生命中的关键时刻，那么就像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序言中所说的，“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当某个机会到来，你就顺其自然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机缘不同，语境有别，每一种“出道”的方式都有其合理性。
周：之所以和兄交流这个话题，是因为早先有年长的批评家对年轻一代，尤其“80 后”批评家集体的出道方式的批评。这十年来，青年批评家异军突起，最有成效当属大先兄，专著出版多本，每年都发表大量的学术文章，斩获各类大奖。你认为，这十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刘：过奖了。不过，这十年来，我个人确实在学术观念上有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与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与文化语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对于做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的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当代性”的认知，这个“当代”既包括物理时间上的分期，也包括政治、社会与文化理念上的变革，还有着批评家与学者个体对于自身所处语境的情感与态度。归结起来，就是“现实感”的问题。就像你所说，“70 后”批评家几乎是与“80 后”批评家同时出道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显示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界复杂的代际更迭与传承。
从理论、方法与言说对象而言，我基本上是外在于主流批评的代际的，也就是说一开始并没有内在于某个批评流派当中，而是细大不捐、兼容并包，最初是由少数民族文学进入，倡导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多元共生”，但随着内外语境的变化和认识的深入，因为现实感所在，关心的核心话题是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人与中国文学（文化）。我在《千灯互照：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与批评话语》中说，“2012 年之后我的观点有所转变”，指的就是“方法上从理论与思想史倾向到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参与性建设的转型，也是在观念上从多元主义向重寻共同体、从强调差异协商到提倡价值共识的转变”，这种转变促成了《从后文学到新人文》一书的写作——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转型促使我们
不得不对此进行反思与探索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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