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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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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以数字赋能社会治理为主线，展现了中国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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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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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数字赋能基层治理为核心视角，系统梳理了“枫桥经验”在智慧治理领域的史料积累与创新实践，并通过分析基层治理平台建设、网上政务服务、在线纠纷化解、数字化应急管理实践等重点内容，全面呈现了传统治理经验与现代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路径，深入阐释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模式。书中汇集诸多档案文献和实践案例，既还原了治理经验数字化升级的完整历程，又提炼了具有推广价值的技术方案与治理逻辑，为学术界研究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珍贵样本，也为地方政府推进数字政务、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了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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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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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喨，湖北十堰人，法学博士后，浙江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研究员，浙江大学科技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2024）。研究领域为基层社会治理与科学立法的理论与实践。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完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促进立法的社科成果评价方法研究”和“人工智能的社会治理”等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成果获《人民日报》《法治日报》等主流媒体转载报道10余次。2023年获第二十二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青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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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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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数字赋能社会治理与“枫桥经验”的智慧治理价值
第一章 “基层治理四平台”建设史料
1.1 “基层治理四平台”
1.2 枫桥镇基层治理数字化“四个平台”建设制度
1.3 枫桥镇基层治理数字化“四个平台”建设经验
1.4 王家井镇基层治理数字化“四个平台”建设的实践探索
第二章 网上政务服务“枫桥经验”史料
2.1 基于“枫桥经验”的政务服务思想源流、发展历程与实践路径
2.2 网上政务服务“枫桥经验”重要史料
第三章 在线纠纷化解“枫桥经验”史料
3.1 嵌入“枫桥经验”的在线纠纷化解史料研究
3.2 基于“枫桥经验”的在线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
3.3 在线纠纷化解“枫桥经验”重要史料档案
第四章 “枫桥经验”基层治理数字化的应急管理实践
4.1 枫桥式应急管理“绍兴实践”的时代背景
4.2 枫桥式应急管理“绍兴实践”的探索
4.3 枫桥式应急管理“绍兴实践”的成效与经验
4.4 枫桥式应急管理“绍兴实践”的重要创新点
4.5 枫桥式应急管理“绍兴实践”的深入探索与核心理念
附 录 数字治理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编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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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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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的精髓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在党领导下依靠群众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作为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探索的重大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党领导下通过多元共治的路径、体系和机制建设，将矛盾纠纷化解在社会基层和萌芽状态，这也是党和国家赋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应有之义。多元共治的路径、体系和机制建设是同塑共筑的关系。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过程中，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建设，推动着矛盾纠纷多元共治体系建设，形成了矛盾纠纷多元共治的特色路径。
1．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坚持群众路线，并不断深化群众路线的认识和实践，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中国人民迈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枫桥经验”是在中国基层治理中贯彻实施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典范。在“枫桥经验”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教育改造“四类分子”，还是帮扶教育、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枫桥经验”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随着不同时期形势变化、党和国家的任务要求不断与时俱进，成为引领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面旗帜。从诸暨县法院1963年关于调解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1965年诸暨县枫桥人民法庭工作总结，以及草塔公社党委1978年关于推广“枫桥经验”、搞好民事调解工作的经验介绍等来看，在打击敌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过程中，“枫桥经验”始终坚持党委领导、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方针，实现了矛盾不上交。如枫桥法庭在下乡巡回办案时，采取法庭干部、调解组织、群众三结合的方法，依靠基层干部和群众查清事实、摸准当事人的“活思想”、做好思想工作，在半个月时间内解决各种生产权益纠纷两百多件，促进了农业发展。
正是坚持和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枫桥经验”才得以形成和发展，且始终注重群众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机制建设，不断开拓进取。如改革开放之后，“枫桥经验”依靠群众维护社会治理，收到了案件较少、治安稳定、经济发展的效果，枫桥区近十年年均刑事案件法案数和捕人数分别占总人口的万分之二点九六和万分之一点四六，明显低于全省和绍兴市的平均比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枫桥经验”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多元解决矛盾纠纷，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形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
2．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前端和基础性作用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的纠纷解决方式，人民调解发轫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现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内容，对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枫桥经验”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过程中，将人民调解作为依靠群众的重要渠道，始终重视人民调解工作，充分发挥其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人民调解的“枫桥经验”。
早在20世纪50年代，诸暨乡镇都已建立了各级调解组织。1958年6月，全县64个乡镇调解委员会（简称“调委会”）全部更名为调处委员会，848个农业社（村）建立了调处小组。1961年后恢复原称，此后诸暨的人民调解发展相对迅速。1962至1965年期间，全县基层调解组织从827个发展到1263个，调解干部也从4534人发展到5597人。为了有效预防和化解基矛盾纠纷，诸暨县人民法院在枫桥区委的领导下积极指导、监督并帮助人民调解组织开展活动，依靠群众自我教育，就地及时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做到了矛盾不上交。
改革开放之后到90年代初期，诸暨的人民调解恰逢融“打、防、教、管、建”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枫桥经验”形成之契机，呈现出迅猛发展之势。1981年，诸暨组建县司法局，将管理人民调解工作作为司法局的主要任务。在司法局开展的有重点的调整和整顿基层调委会以及在乡镇建立调解办公室等措施的积极推动下，至1991年，诸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已发展到1453个，涉及乡镇、行政村、居委会、企事业单位等，调解纠纷的总数达10.4万件。相比此后20年的统计数据，这一时期（1981—1991）可谓诸暨人民调解发展的辉煌时期。究其原因，是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人民调解出台了一系列专门或相关的“助推”规定，如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加之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刚刚开始，司法在民事审判中的权威尚未建立，解决纠纷的效果有限。如此情形下，尽管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已经开始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但这个过程进展缓慢且受上述因素的影响，人们在发生矛盾纠纷时诉诸人民调解的惯性依赖没有太大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在诸暨，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枫桥经验”要求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和一般治安案件，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设及其调解工作置于重要地位，有力助推诸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及其调解工作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与人民调解在全国陷入低迷相反，诸暨的人民调解因“枫桥经验”而开展得有声有色且不断创新和发展。这一时期，为了满足“枫桥经验”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通过建立部门协同和村镇联动的机制来预防矛盾、通过人民调解来化解矛盾的需要，诸暨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及其工作进行了全覆盖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标准化建设。如1996年，诸暨以开展“基层建设年”为契机，成立了“人民调解协调中心”以加强基本调委会标准化建设，对镇乡调解工作实行规范化管理，形成了市、镇（乡）、片、村四级调解网络；2000年，诸暨已在35个镇乡全部建立调解中心，形成镇乡有调解中心、办事处有调解小组、村里有调委会、村民小组有联络员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调解组织网格，将调解组织的触角彻底伸入人民基层、深处和内部，组成了全面覆盖、不留死角的调解协调网络； 2003年，诸暨开展以“五有四落实”（即有办公场所、标牌、印章、记录、统计台账，落实组织、制度、工作、报酬）为标准的工作检查。并因地制宜地创新出调解工作的很多机制和方法，如枫桥镇调委会于1984年摸索出“六个优先、六个心”的工作方法，又于1988年进行了防纠纷发生、防民转刑、防非正常死亡的“三防”试点，促进人民调解工作实现从单纯处理型向主动预防型转变、从平息一般纠纷向防激化转变、从和事佬调解方法向依法调解和提供法律帮助转变，也即所谓“三转变”。
2008年之后，随着“枫桥经验”的发展，在工作机制和方法创新的同时，诸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模式也步入创新发展的时期。尤其是2010年以后，作为全国35家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单位之一，诸暨市开始探索并积极构建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前端和基础性作用的“大调解”体系，一方面夯实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大调解体系中的基础作用，在纵向上形成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建设领导小组领导的、市人民调解工作中心指导的市、镇、村三级人民调解网络，在横向上则建立健全市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各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检察和仲裁工作、信访工作的衔接互动。2015年，诸暨在健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基础上加强社会化调解组织建设，推进乡贤志愿者、新闻媒介、仲裁员等多元力量参与人民调解，并推动政府购买服务、调解类社会组织孵化等社会化运作，又于2016年加强人民调解志愿者队伍建设。2017年，诸暨市司法局着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由政府、社会和专业力量共同参与的“人民调解 ”专家、品牌、志愿、联动、互联网模式。同年，诸暨市法院成为浙江省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试点法院，对全市参加律师调解的律师开始进行有组织、分批次开展平台运用以及律师调解工作的动员和培训。时至今日，诸暨人民调解已经由单一调解向多元调解发展，正在打造以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律师调解以及在“人民调解 ”专家、品牌、志愿、联动、互联网模式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多类调解相互衔接或者配合、传统方法与现代方式结合的高效化解矛盾纠纷的体系、机制和方法，以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总体而言，“枫桥经验”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立足基层抓基础始终是其坚守，重视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化解矛盾纠纷的前端和基础性作用是其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诸暨市不断健全完善和改进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机制和方法的建设，并在各乡镇设立了直属司法所用以加强对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指导，进行拓展和深化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各种探索实践，夯实了传统村（居、社区）人民调解委员及其调解工作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基础地位。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不断的努力，诸暨市的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及其调解工作已走在全国前列，人民调解与其他调解形式对接或配合所形成的新模式也发展得很快，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方面可谓是独当半壁江山，并因此形构了人民调解的“枫桥经验”。
一是领域的裂变。现在，治理边界早已从线下传统空间拓展至线上数字空间，现实和虚拟叠加，使得治理领域更加多维、更趋复杂。
二是方式的速变。传统治理手段已经难以有效应对数字时代的治理课题，亟需把数字力量输入到治理的“工具箱”。
三是主体的转变。数字时代引发了思想观念的转变，老百姓既有权利主张的诉求，也有公共监督的要求，同时还有参与治理的需求，单一的治理模式显然无法适应多元的治理场景。面对这些变化，要把握数治方向，聚力孵化基层治理新场景，进一步提升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说服力。
近年来诸暨市在坚持传承“枫桥经验”核心内涵的基础上，强调以变应变、注重数实融合，催动新时代“枫桥经验”锚定了数治方位。形成了“三张图”：
第一张是“打底图”，展示的是治理基础中的数治力量。“枫桥经验”发源于基层、实践在基层。基层牢不牢，很大程度就决定了治理好不好。诸暨市借“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整体智治改革之势，开发了“浙里兴村治社”应用，自上而下统筹整合进村入社事项，自下而上打造民情回应机制，做到“事项一口归集、任务一键智派、问题一屏掌控”，进一步加固了社会治理的根基。
第二张是“路线图”，展示的是治理路径下的数治轨迹。过去，老百姓反映问题是多头跑、反复找；现在，把调解室建在网上、把议事厅搬上云端，“矛调枫桥经验”“浙江解纷码”等平台贯通实体调解阵地，1616个线上议事厅和581个实体协商阵地双向发力，群众有事上网“一键直达”更省心，职能部门解纷用网“一口归集”也省力。
第三张是“工程图”，展示的是治理方式里的数治工具。数治既是新课题，也是新方式。围绕网络空间治理，开发“网络安全智治”应用，智能监测高危外联、高危漏洞、敏感信息流转等网络安全隐患，安全隐患处置率可达93%以上；围绕直播行业治理，开发“浙里直播共富”应用，全天候无感监测直播行为，直播违法违规发生率下降至5%以下。“通过这些年的数治实践，我们更加相信，只要把数字力量用好、用活，‘枫桥经验’必然更有说服力、更具实效性。”沈志江自信的说道。
新时代“枫桥经验”需要法治化、数字化，同样推进数字治理法治化也需要“枫桥经验”做出贡献。浙江省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院长金伯中表示，“新时代‘枫桥经验’尽管发端于浙江诸暨枫桥农村，但是它不仅适用于农村，也适合城市的社会治理，同样也适用于数字治理、数字网络空间的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念、思路、制度、方法，为全球治理，特别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贡献了中国的方案和中国的智慧。”
“数字经济的目标是服务群众，提升人民生活幸福度。数字经济要努力实现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利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要运用数字经济解决社会问题，将数字经济引入养老、医疗、教育等基础行业，推动养老、医疗、教育等传统行业的产业化改造，满足人民群众对基础行业所提供服务的差异化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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