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
吴晓刚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社会分层的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教育机会的扩张是否为那些来自弱势家庭背景的子女提供了更多教育机会，从而缩小社会不平等，抑或主要有利于那些来自优势阶层家庭的子女，从而加剧社会不平等（Mare，1980；Shavit and Blossfeld，1993）。在西方发达社会，由于小学和中学教育已基本普及，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影响（Shavit，Arum，and Gamoran，2007）。毫无疑问，是否拥有大学文凭已成为进入管理职位或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基本条件，因而大学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过渡往往伴随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高校的日渐分化，而后者为越来越多的来自工农家庭的子女所占据（Brint and Karabel，1989；Karabel，2005）。此外，不少研究也显示，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大学文凭不断贬值，获得那些人们心仪的工作所需要的教育门槛也愈来愈高（Van De Werforst and Andersen，2005；Shavit and Kraus，1990；廉思， 2009）。因此，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教育扩张和分化过程如何形塑社会分层模式的有关理论（Shavit，Arum，and Gamoran，2007）。
来自中国的经验或许值得教育和社会分层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主要基于以下两个理由。一方面，与发达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自 199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扩张是在中等教育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政策驱动的结果（Wang，2014；Wu and Zhang 2010）。我们知道，个人的教育获得是一个依序递进的过程（Mare，1980）。即使大学的门打开得再大，那些初中毕业后无法继续升学的年轻人，亦无缘于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流动机会。这种跳跃式、大幅度的扩招对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动力起初主要来自经济效益的考量。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后，国内需求不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在就业方面也面临重重困难。
伴随高等教育扩招的是大学教育市场化步伐的加快。中国父母重视子女教育的文化传统和望子成龙的期望使得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将家庭储蓄花费在子女教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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