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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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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二战战火的著名历史学家布洛赫，用自己的血与笔告诉世人：“从始至终，我们的战争，都是一场由老人或空谈家主导的战争，他们深陷在反向解读历史所产生的谬误之中。”这部战争记录最为可贵之处，便在于这位历史学家出身的记录者，既身处战火硝烟之中，又时刻保持着一种难得的清醒与超脱，在纷乱的当时就留下了对历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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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二战初期，法军的迅速溃败成为一代法国人的噩梦和创痛。作为战争亲历者以及最终葬身于战火的抵抗者，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怀着满腔义愤”记录下了其在前线的亲身经历，以及对于战事发展的细致观察。作者以生动的笔触，勾勒出了战争中法国最高司令部的一个个人物，以及前线信息的断裂与行动的迟滞，以史家的敏锐洞察力，深刻反思了战争失败的原因。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作为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赫的叙述凝练而直抵人心，并常有警世的思考，卓然不同于寻常的战争记录，并因此成为一部反思战争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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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克·布洛赫 (Marc Bloch，1886—194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1920年他以题为《国王和农奴》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巴黎大学等著名学府担任教授。1929年1月，布洛赫和另一位史学家费弗尔合作，创办《社会经济历史年鉴》杂志，标志着年鉴学派的形成。1944年6月16日，被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逮捕后枪杀于里昂城郊，年仅58岁。代表作《封建社会》《为历史学辩护》《国王神迹》等。
译者简介：
闫素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国语言和文学教授，巴黎第三大学高等翻译学院博士，译有《萨特的世纪》《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哲学书简》《无缘得见的年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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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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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阿尔特曼为本书初版写的前言
一、对见证人的介绍
二、失败者的证词
三、一个法国人的反省
附录
一、马克·布洛赫的遗嘱
二、我为什么是共和党人
三、温泉城会议关于人类食品供给和国际贸易的讨论
四、真正的审判的时代
五、作为良师益友的哲学家
六、一本不大为人所知的书
七、关于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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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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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布洛赫年轻时代的关键元素之一就是在法国针对犹太公民所爆发的反犹主义。在布洛赫出生的那一年，爱德华·德吕蒙( douard Drumont)的畅销书《犹太人的法国》(La France Juive)控诉犹太人正在毁灭法兰西民族。对法国犹太公民造成更大威胁的是德雷福斯事件(1894-1906)。12年间，对犹太裔军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上尉的误捕、审判和叛国罪之裁决占据了法国政治，直到1906年这一裁决被最终推翻。
通过德雷福斯事件，布洛赫开始形成他贯彻一生的信念。首先，他对法国军队产生了怀疑。军队的势利，反犹主义，反共和主义，还有其狭隘的教育体系。其次，他对新闻界抱以极大的质疑态度，因其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煽风点火，左右公众意见。再次，他开始对法庭审判程度着迷，还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成为讯问证人(证据)的专家。第四，布洛赫意识到谣言、丢失的记忆以及错误和不完整的信息是无所不在的，并设立了他终身的追求--揭露谬误，理解谎言传播的途径和影响。最后，布洛赫的法兰西爱国主义也为事件的结局所加强。尽管这12年里有恐惧和暴力，布洛赫却在德雷福斯的法律辩护中看到了1789年的神圣原则--给予一切法国公民以自由、平等和博爱--经久不衰的证据。
布洛赫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服役，从军士升到上尉，并获得了军队的荣誉勋章。他在战壕中的经历对其个人和其智识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几乎每一天，布洛赫都亲眼见证勇敢的战友死亡，以及无数个错误信息、机构混乱和军事失误的事例:但是普通法国士兵的勇敢与高尚之举增加了布洛赫的民族自豪感--法兰西在1918年11月打败了更为强大的敌人。
战争结束后，布洛赫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中世纪史教授，其所在的省份刚从德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接下来的16年里，他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学者、教师，马下了不少开创性的著作，其中涉及法兰西国王对农奴的解放，王室神秘的治愈力量，以及法国的乡村史。1929年，布洛赫和他在斯特拉斯堡的同事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and Sociale)。这部创新的学术刊物致力于打破学科之间与民族之间的界限，制作出更具“人性的”、更易接近的历史。
我属于良心总会感到不安的一代人。的确，上一次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感到十分疲劳。四年没有战事，我们把各自的工具放在架子上任其生锈，现在又急于从架子上拿起它们；我们想两口饭并作一口吃，以弥补损失。这就是我们的借口。但很长时间以来，我相信这一借口已经不足以洗清我们的罪责，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早就知道，凡尔赛和鲁尔的外交有可能将我们推入什么样的深渊。我们理解，这些外交手段能够成功地达成奇妙的一石两鸟的效果:让我们与原来的盟友吵翻，同时与我们刚刚以极大代价战胜的敌人维持古已有之的争吵。然而，我们并非不知道，英国和德国代表的是潜在的势力。有些人原来给我们出主意说，要像路易十四那样辉煌；我们刚刚看到，还是这些人，或者几乎是相同的人，今天又劝我们要有路易十八的可悲的智慧，虽然投降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并不傻，不会和他们一样相信，在变得贫穷了的法国，在人口减少、工业潜力一般的法国，执行这样的政策是合乎时宜的，而且这样的政策将永远不合时宜。我们不是预言家，我们没有猜到纳粹主义的到来。但是，我们清楚地预见到，早晚有一天，德国的风云变幻会激起人们的怨恨，而我们的疯狂又播撒了更多的种子，事件一旦爆发，将会十分可怕，虽然当时我们无法准确地勾勒出事件的整个轮廓。如果有人问我们第二次战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大概会回答说，我们有希望取得第二次胜利。但是，我们不会掩饰的是，在这次新的暴风雨当中，欧洲文明有可能永远沉没。另外，我们感觉到在当时的德国，良好的愿望还只是初露端倪，完全是和平主义的，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的愿望，我们的领导本应该鼓励这样的愿望。我们知道这一切。然而，我们懒惰、怯懦地放手不管。我们害怕与群众发生抵触，害怕朋友会嘲笑我们，担心我们的老师由于不理解而蔑视我们。我们没有胆量到公共广场上，去把我们的想法高声喊出来；也许我们的呐喊开始时像在荒漠里一样激不起任何反应，但是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至少我们把心里的信仰喊了出来，可以感到心安。可是，我们更喜欢待在工作室里，虽然心中惴惴，但是环境是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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